前言：
爷爷在这篇回忆录中记载了旧社会是如何选举村长的，并记载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的警察来收粮食支援抗战，也记载了国民党的警察谎报二十九军收复北平，以此再收粮食，更记载了县长从我村逃跑时的情况。还有他老人家见过的唯一一支北上支援的部队。
先是县里国民党县长逃跑，后是从北平方面溃败下来的国民党兵祸害乡亲们，还有从完县（今顺平）抢了人家的毛驴……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这个人要步行80多公里才能回去……在溃兵过完后，日本鬼子来了，顺着道路去追国民党兵了……
《抗战初期回忆》
1959年7月8号
一九三年七月七日的卢沟桥事变，至今已有二十二年。回想起来，已成遥远的过去。但有些印象却不可磨灭。
抗战开始那年的二月，我们村按照古老的传统选举村长（那时候叫保举）。过去村长叫“头役”，顾名思义，可以知道不是个好差事，一向是由几个大户商量一下，指定一个家人干，这头役自然得仰地主富农的鼻息，替他们服务，后来改为村长，自然仍是傀儡，不过事务多了。（注1）
那一年选村长，大概是由于地主（侯老太），富农（侯老三等）闹矛盾，原因我不太清楚，总之是多次选不出来，以至不得不惊动住在晓林村的区（白？）公所。区长想了那么个可笑的办法：凡有三亩正地（标准亩）的人家，轮流当村长，每年四人。第一年就轮到了我父亲（我家有土地7.21亩），他是副村长，这一年的事情特别多，我也记得不少。（注2）
后人注：
注1、由爷爷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以前的村长也好、保长或保举、头役也罢，都是地主老财掌握的傀儡。
注2、原来我们村也有地主老财呀？我说小的时候有好几户人家的大门很漂亮、很高大。
天气非常热，农忙也过了些，正是农民所谓“挂锄”季节（注3）。晚上，晓林的警察来催租（？）了，找到了村长，也找到了我父亲（副村长），警察告诉人们：
“日本人在卢沟桥跟二十九军打起来了，白天他们仗着大炮机关枪打过来了，黑下（注4）二十九军摸过，摸着一个脑袋，嘿，咯喳，像切西瓜一样就切他个两半了”
“好，该杀他个鬼崽子！”听的人们觉得舒了一口气。
于是这谈开了，有的说在丰台见过日本兵打靶，有的描绘天津租界日本人的横行霸道。我的三堂弟占魁则再一次重复当奉军在沈阳时看到的“不抵抗”。（注4）那时他正在有名的“北大营，是日本侵占东三省”的第一批受害者，另有的人则漫不经心地述说在卢沟桥上走过，那里的石头栏杆上的狮子如何数不清。
后来人们发现警察和村长已不知什么时候走了，于是一个一个的回去睡觉，对刚才谈话的事情，大家都记了，好像与自己没有关系。
后人注：
注3、这个时节应是伏天，因为在三伏天地里的庄稼才会不用管，才会有挂锄。
注4、若不看爷爷的回忆录，我真不知道家族里还有人在奉军北大营当过兵，这么说起来这个人早已经见过日本兵了。
“中国和日本打仗了，上边指示，各村要成立支用商（或支应局----只知字音，意义不知）。筹备粮食往城里送，公家给钱”。村长们唯唯听命。警察又喝了几口酒，摇晃着轻飘飘的身子，消失在黑夜里。
支应局成立了，一车一车的大米向城里送去，这是我们村的特产，其它村是没有的。（注5）
“二十九军把北平拿回来了，快点起来。”又是那个警察的声音，父亲特别兴奋，一轱辘爬起来了，随那个警察要粮草去了。
可怜我们那个闭塞的乡村，和周围各乡一样，没有报纸，没有收音机，也没有其它可靠的消息，以至根本不可能知道没有收复北平那么回事。（注6）
后人注：
注5、关于这个大米，在我小的时候村里还有，是远近闻名的好大米，最近几年干旱，几百年的稻田都干了，种上树了，现在村里人们都买稻米吃。
注6、看来这个“二十九军把北平拿回来了”是借口，是为了要钱粮。
与此同时，我们村南边钓鱼台附近（注7），拉来了大筐的石块，白灰，木材，开始修桥，桥的两边也在动工，修成了宽大公路，人们更兴奋了，认为大军会很快北上，日本兵不会打到我们的家乡。
不久又听到消息，说有些穿草绿色军装的部队，人们叫作中央军的，乘大车向北开来了。那是一营人，听说曾在定县下车，营长在定县车站上大吹大擂：“他、妈、的，什么日本兵，就是妖魔鬼怪我也要碰一碰，”他们大摇大摆地向北开去了。但是，刚到保定，日本那带“红月亮片子”的飞机来了，飞机带着可怕的啸声在头上雷劈转了几个圈圈，投下了几个炸弹，中央军就一个个面如土色，那方才还耀武扬威的营长，当机立断，马上下命令上车，飞一般向南开去，这是我们那一带看到的仅有的支援二十军抗战的中央军。（注8）
此后，陆续有部队向南开去，一个个一队队失魂落魄，然而大桥还没在修，更重要的是还在向各村要钱，但也没有多久，主持修桥的人淌河向西溜了，留下那山坡一样的物资，任胆大的群从去拿。
后人注：
注7、钓鱼台在村南，是古人i类活动遗址，我小时候有人在那捡到过什么东西，前几年发掘过。
注8、可能当年确实没有多少部队上去帮二十九军
河水暴涨，已经到了农历的七月初，村里传来？惊人的消息：县长在从我村路过向西逃跑了，局子里来了警察，要了些人伙？车辆，准备送县长渡河。我为好奇心驱使，去看了那渡河的场面。县长一家穿着漂亮的衣服，带着许多箱笼包袱来到河边，车不能走了，只好把东西卸在河边。对着波浪涛涛的激流，县长两眼发呆，他的一家人也无可奈何，有人从村里拿来几只大补罗和一些绳子杠子。人们把补罗在水里蘸了蘸，不漏水了，就把那些行李放上，抬起来向河心走了，到了水深的地方来个顺水推舟，向下推？着疾驰而过。
县长松了口气，接着是渡人，发生了困难，县长一定要们把他们抬出水面，无论如何不能着水，民夫们认为抬出水面非脱光身上不可，然而小姐太太在此，争执的结果，热锅里的蚂蚁般的县长让了步，叫人们脱光了来抬，小姐却被一块手巾把眼蒙上，好像新媳妇上轿一般，叫人哭笑不得，这些平日威风凛凛的统治者，真是出尽了相。
县长逃跑了，政权没有了，村长在人民的心目中还是有的，但是也无事可作，敌人还没有来，人民得不到一点真实的消息，他们 被人遗弃了，整天坐立不安，不时还有？敬溃退的部队经过村里，他们抱着“打是饺子骂是面，不打不骂小米饭”的观点，在村里横行霸道。成了土匪扰乱世界。
“看逃兵去，看逃兵去！”有一天人们这么叫着。
一个外地的农民在街上坐着，向人们乞求饭吃，一打问才知道，他不是逃兵，是完县（后人注：现在的顺平）的一个庄稼人，他仅有的一头驴被溃兵抓了差，并且叫他送，他送了一程，兵们叫他回，驴子却要继续为抗战服务，他给兵们讲好话，并答应再送一程，送到我们那里，已有？？了，驴子还没有控照？？？，士兵们并且扬言过了河就要把他的驴子卖掉，他失望了，溜了下来，两手空空，只好向人们乞讨。士兵们一路强夺豪取，收拾细软，每人的腰间都是鼓鼓的，这种士兵还怎么能打仗？
村里发生了一件可惜的事情，侯书田、侯增生两家打了一架，这是一场拼命的血战，棍棒交加石头乱飞，两家各有三个参战，各大有一个头部受伤流血，听说侯曾生流得“血一样”，从头上流下的血把脸都遮没了，抹掉还打，后来他差点死了，一直躺了几个月，但这样大的事情却没有过问，也没有告状，因为，政府没有了。
早熟的庄稼开始收割了，溃军已不再过，村里反而平静了，在这平静里蕴藏着风波，好像火山的暂时休息，人心惶惶，人们传说着日本人来了就要亡国灭种，要念日本书，娶媳妇上转，生孩子上转，生多了不行，有的了了草草娶媳妇，有的埋粮食，有的杀猪，有个五十斤肉就杀，肉贱极了，一块钱可以买八斤，从来不过年节不吃肉的现在也抢购一些。大祸临头，人们怕活不下去了。
一天早晨，我们村听到东边有一种奇怪的哗哗声音，人们到高岗上一看，啊，可恶的日本鬼子来了，响的声音是炮车马车，他们奔驰着向南追去，要想追中国军队吗？梦想，他们早已到了石家庄以南。没一个人抵抗，他们不会有一分钟的耽搁，我们的家乡成了敌人的天下，看他们多威风啊！
我和父亲去村北收拾庄稼，碰上了晓林村的王喜生，这人是个走江湖的，还当过几天区长。他和我父亲认识，见面就唉声叹气地说：
“光说日本人少，你看少啊？。”
他用手指了指大道，大道上正奔驰不断的人流，阴着人流，有一股腾起的尘土。
是啊！敌人既然入侵，就得有兵，一个早晨，尽管看见人多，也不知有多少啊！然而却有人悲观了，这又使我想起抗战开始的一？？？传来，不知这话是从外边听来的，，说日本的人口和面积，只有我们的四川省那么大，我们有七个人，他才有一个，七个拼一个，耗也把他们耗光了。人们这么讲着，大家也曾相信，但现在，与敌人拼的却没有，官和兵都跑了，没有组织的老百姓，那能抵抗武装到牙齿的敌人。
然而敌人太平无事的日子也不长，可能是农历的八月初，我和父亲正在村南稻畦劳动，忽听得东边叭叭响了两枪，片刻的寂静，四匹马从东边的路上由南往北急驰而去。枪从东边射过来，子弹吱吱地从我们头顶掠过去，四匹马骑着三个人，他们虽然和敌人遭遇了，什么兵呢？当信息就听说义勇军来了。这是曲阳南部中国人和日本鬼子第一次打仗。
“义勇军就是红军，红军过来了”父亲这样说。
这骑兵是八路军的骑兵连，是聂荣臻司令员的连队，后来就驻在晓林村一带组织群众。
敌人兵力不足弱点不久就暴露出来了，他们像暴风雨般滚滚南下以后，后继部队没有了，于是，八路军第十一团收复了曲阳城，过了几天，村里贴出了布告，宣布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下边的署名是：“县长李新（？）涛”，大家惊喜之余松了口气，我们又有政府了。
接着区抗日动员会成立了，各村群众蓬蓬勃勃地发动起来，从此，我们的家乡成了解放区。这个根据地，就是在一九四二年那残酷的年月，也没有被敌人摧毁过。
谚云：因祸得福，我们家乡国国民党的崩溃而获得了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