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7月15日，也就是农历的六月初六，在天刚刚蒙蒙亮时，2男的秋瑾被押至绍兴山阴县轩亭口当街斩首，血溅三尺白练。据报载，遇难部的秋瑾“身穿白色汗衫，外穿原色生纱衫裤，脚穿皮鞋，钉有铁镣，两手鏄”“行至轩亭口，秋瑾不做一声，唯注视两旁诸人一周，即俯首就刑。观如堵”。

轩亭口一向是处死强盗的地方，按大清律例，女子犯罪一般用绞刑而不用斩首，在社会各界要求废除残酷肉刑的呼声下，作为新学新女性代表的秘瑾被地方残忍处死，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响。

秋瑾，小名玉姑，别号竞雄，祖籍浙江绍兴，1875年生人。秋瑾的童年在厦门度过，17岁那年，父亲官调湖南，秋瑾随家人入。3年后，秋瑾和湘潭富绅之子王廷钧成婚，次年生一子。1899年，王廷钧捐了个户部主事的京官，随后秋瑾携子赴京，1900年回湖南，次年再生一女1903年，后王廷钧回北京复职，秋瑾随同至京。

如果没有与吴芝瑛做邻居的话，秋瑾的人生或许与其他传统妇女一样在家相夫教子，于默默无闻中度过平凡的一生，但与吴芝瑛相遇后，秋瑾的命运被改变了。吴芝瑛的丈夫当时也在户部任职，他们同住在绳匠胡同，两位女子由此相遇，并成至交。

吴芝瑛比秋瑾大10岁，别号“万柳夫人”。她的出身背景与秋瑾极为相似，其父曾任宁阳、禹域、蒲台、武城等地知县，其伯父、晚清名士吴汝奖是曾国藩的入室弟子，是当时知名的诗文大家并被誉为最后一个“桐城派。与秋瑾一样，生于诗书之家的吴芝谈也是一位工诗文、善书法的女才子，秋瑾相遇后，两人一见如故，无话不谈，并结为义姐妹。

尽管局在户部为官，但吴芝瑛之夫与秋瑾的丈夫规相差甚大，吴芝瑛的丈夫善诗而有才名，其思想维新，曾在京开设文明书局，并与人合办东文学社，颇有影响。秋瑾的丈夫王廷钧则不同，虽然其出身富，亦不失为翩翩公子，但是个地道的纨绔子弟，与秋瑾成婚后，两人“琴瑟异趣，伉俪不甚相得”。

在吴家接触了许多新学书刊后，性格原本就豪爽的秋瑾眼界大开，胆识剧增。也就在这个时期，秋瑾的作风发生突变，她不愿再过这种饱食终日、碌碌无为的日子，而对妇女解放有着强烈的向往。

这期间，秋瑾改易男装，并在公开场合露面，由此引发了与丈夫的尖锐矛盾。王廷钧出去吃“花酒”应酬时，秋瑾也女扮男装出去看京戏，最终夫妻反目。

1903年中秋节，秋瑾从家中出走。半年后，她不顾众多家人的阻挠靠变卖首饰等物凑足了学费和路费，最终踏上前往日本留学的道路。离国之日，吴芝瑛邀集众女友在陶然亭为秋瑾饯行，吴芝瑛于席间挥毫作联：“驹隙光阴，聚无一载;风流云散，天各一方”，以志别绪。

尽管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秋瑾最终选择了“娜拉式”的道路，这在当时无疑是惊世骇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秋瑾在作出这个决定的同时，实际上也抛弃了过去那种传统女性的身份，甚至不乏母性的丢失。留日期间秋瑾仅探视过一次子女，其目的还是向公公索款办学。当朋友问起她的家庭时，秋瑾只是淡淡地说：“如隔世矣。”

在日本期间的秋瑾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新生，1904-1905年，秋瑾至少参加了光复会、同盟会，1905年春，秋瑾又一度回国并先后拜访了蔡元华、徐锡麟，由此最终走上革命的道路。1905年7月，秋瑾再次来到日本并被推为同盟会浙江主盟人。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此时的秋瑾无疑是特立独行的她已完全褪去了女性的。她衣着而政穿日本和服、腰佩倭刀，并改名为“竞雄”。

日本女子教育家服部繁子的回忆，秋瑾与之初次相见时，“高高的个头，莲务的黑发梳成西洋式发型，蓝色的鸭舌帽盖住了半只耳朵，蓝色的旧西服穿有身上很不合体。这个装扮，让服部赟子完全不辩雌雄，而秋瓘的话更是让她感到震撼：“我之所为，并非载人之事，是为天下女子。我要让男子屈服。我要做男人也做不到的事情。

1905年，日本颁布《清留学生取缔规则》，留日学生大哗，陈天华海自尽。追悼会上，据说周树人、许寿裳等人主张继续留在日本读书，而秋瑾力主回国，以示抗议。

之后，秋瑾践守诺言，返回国内。她开始到浙江吴兴浔溪女校任教(校长为其好友徐自华)。两个月后，秋瑾赴上海设“锐进学社”，作为光复会联络点。

1906年冬光复会领袖徐锡麟派王金发找到秋瑾，请她主持绍兴大通学堂事务，实则举义准备力量。为掩人耳目，秋瑾主持大通学堂时以“新学”相号召，绍兴知府贵福也为之迷惑，并曾前来参观并送对联：“竟争世界，雄冠全球”，宾主双方还在校内摄影留念。

暗地里，大通学堂实为联络站，但徐锡麟于1907年7月6日仓促起事后，两人通信被贵福发现，浙江巡抚张曾扬急电绍兴知府贵福派兵查封大通学堂并拘捕同党。

7月13日，贵福会同山阴县知县李钟岳、会稽县知县李瑞年(绍兴为府治所在地，同时又是山阴、会稽两县的县治所在地，大通学堂属山阴县管辖)，并由常备军第一标第一营管带徐方诏督率一营之兵围提大通学堂，当场抓获秋瑾、程毅等 13 人，另有 10 余人逃散。

秋瑾等“人犯”随后被押至府署，由知府贵福与李瑞年、李钟岳连夜“会审”，但当晚的审讯毫无结果，之后贵福又命山阴知县李钟岳继续审讯。

李钟岳为科举中人，为人宽厚，不忍心对一女子施用酷刑，而秋瑾只以“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相答。贵福闻之大怒、随后气势汹汹地责间李钟岳：“为不用刑讯，反而待若上宾？”李以“均系读书人，且秋遵又系一女子，证不足，碍难用刑”回禀。

秋瑾因“徐锡麟案”牵连而起，但后者系刺杀恩铭，情况极其重大，“秋瑾案”被波及也在所难免，但是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秋瑾与刺杀案有关，但是贵福或为邀功心切，或为洗脱于秋瑾与曾经交往的嫌疑(或两者兼备，杀人灭口)，竟亲赴杭州面见浙江巡抚张曾扬并报告案情，以除之而后快。张曾扬听了贵福的话后，即下手谕：“就地正法。”

当天深夜，贵福赶回绍兴府署并立即召见李钟岳，令其立即处死秋瑾因案未结，李钟岳抗辩曰：“供证两无，安能杀人？”贵福出示张曾扬的手谕并厉声道：“此系巡抚之命，孰敢不遵？今日之事，杀，在君；宥，亦在君请好自为之!”

受逼之下，李钟岳将秋瑾提至山阴县署大堂并宣布巡抚手谕。之后，他颇为无奈地说：“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死汝非我意，幸谅之也。”对此结果，秋瑾表现还算镇定，她只提出了三个要求：“一：准写家书诀别;二：勿枭首;三：我系女子，勿剥我衣服。”

秋瑾遇难后，舆论一片大哗，当时各报刊都做了连篇累牍的报道，而其中最大的质疑在于，秋瑾不过是回国办报办学的新女性，此案没有确供即行杀戮，实为“冤狱”。

8月13日，《申报》登出贵福等人伪造的《绍狱供词汇录》，以声援此案。在舆论的攻击下，贵福也有些慌了手脚，他命山阴县令李钟岳前去秋瑾家搜查军火，但一无所获。之后，贵福又对被捕的大通学堂学生及教员程毅等6人严刑拷打，但还是未能从他们口中获得秋瑾“窜通”的确证。

当时各报之所以否定“秋瑾案”，道理其实很简单，秋瑾虽然加入了光复会、同盟会但其“革命”尚处于秘密状态而没有公开发动。在大众的眼里，秋瑾是敢于打破旧传统的新女性代表，其公开身份是留学生，而且是从事新教育的知识女性，其“无满受戮”自然激起了奥论强烈反抗。

对此，历史学者李细珠曾有如下评论：“历史曾经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在秋瑾被浙江官府以谋乱或通匪罪处死时，当时的一般舆论并不认为秋瑾是革命党人，并为此与官府展开了激烈的抗争。”在其看来，历史人物研究有一种近似于“马太效应”的现象，因某些历史因素的机缘际会，某个历史人物被重点关注与研究，其形象也随之被放大，而秋瑾有幸成为其中的一个典型。

更为离奇的是秋瑾的身后“十葬”。秋瑾遇难后，其亲属害怕株连而不敢前去收尸，之后遗骨由绍兴同善局草草成殓，葬于绍兴府城外卧龙山西北麓；两个月后，秋瑾长兄秋誉章秘密雇人将秋瑾遗体挖出，放入棺木后暂安于绍兴常禧门外严家潭殡舍，殡舍主人得知这是“女匪”尸首而迫使其移至附近一荒地，仅以草扇覆盖。这是秋瑾的“二葬”。

秋瑾死后，其生前结拜姐妹吴芝瑛、徐自华为之哀伤不已，后按秋瑾遍愿，“卜地西湖西泠桥畔，筑石葬之”。1908年2月，秋瑾棺落葬于杭州冷桥西侧，吴芝瑛亲书墓碑“鉴湖女侠秋瑾之墓”。”此为“三葬”。

1908年10月，秋瑾葬于西湖之事被人告发，浙江强令秋瑾墓迁葬。当年12月，秋瑾家人将西湖畔的棺梓迁回绍兴城外严家潭暂放。翌年秋，夫家出面将棺骨运至湖南湘潭与秋瑾丈夫王廷钧合葬。这是秋瑾的“五葬”。

1911年后，长沙岳麓山建烈士陵园，黄兴、蔡锷等相继落葬，秋瑾墓也随后迁葬于此，此为“六葬”。1913 年秋，在秋瑾结义姐妹徐自华的要求下，秋瑾棺骨仍还葬于西湖西泠桥原葬处，并在墓边修有风雨亭和秋瑾祠堂。此为“七葬”

本以为秋瑾将会就此安息，但人算不如天算，50多年后，有人提出“不能再让死人占据美丽的西湖”，于是西湖边的那些“死人”墓，便被迁到了西湖的“边陲”鸡笼山，秋瑾、徐锡麟墓均在此处。

不知何故，有关部门在次年又悄悄把秋瑾墓恢复，但在随后的混乱中，秋瑾墓再次被踏平。20世纪80年代，重建秋瑾墓的呼声再起，但鸡笼山脚下的陵园已种了庄稼、树木，遗骨无存。后来，文管部门在一株柏树旁挖出一个陶罐，经有关部门鉴定，该遗骨属秋瑾。于是秋瑾墓再次被迁回西湖之畔，此为“十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