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崇祯帝以“专戮大帅、擅款通敌”的罪名杀掉袁崇焕。史料记载：“其时群论哗言，无知之良辈争啖其肉以食其恨。”——好一个君王的雷霆之怒，好一个百姓的群情激奋，其场面似虎似乎着实大快人心......

可袁崇焕真的该死吗？似乎在当时来看，舆论是一面倒的倾向，袁崇焕就该被千刀万剐。可后来人又对袁崇焕称赞有加，清高宗专门下诏书称赞其“忠于所事”，后来人们都称袁崇焕为民族英雄，将崇祯皇帝视之为糊涂蛋。想要真正了解袁崇焕之死，其实可以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分别是：袁崇焕的能力，袁崇焕的品行，袁崇焕的罪过。

要论袁崇焕是忠臣还是罪人，是很考验一个人史学功底的。要得出结论，先得对多方史料进行阅读和分析。

袁崇焕（1584年6月6日——1630年9月22日）祖籍广东、东莞石碣镇水南村人，他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得进士，后被委派至福建邵武县担任县令。

在担任县令期间，袁崇焕清正廉洁，为人质朴，而且有勇有谋。虽然开始只是一介文官，但却少有的做到了文武双修，颇有名望。《邵武府续志》记载：“袁崇焕，字元素，东莞人，万历进士，天启初知邵武县，明决有胆略，悉心爱民，申冤理枉，善于听讼，无微不烛，趫捷有力，为民救火，着靴上屋，走岩墙如履平地。散救火之券，赈被火之民，井井有方。”

恰逢当时朝廷乌烟瘴气，东林党与宦官殊死搏斗，袁崇焕早早的就与东林党人交好——例如他的主考官就是东林党主要领袖。

袁崇焕

虽说东林党有诸多问题，但相比较于宦官势力，东林党人的道德操守却远胜于对方。而能够与东林人交好，袁崇焕的品德自然不用说。有东林党的认可，袁崇焕很快得到了重用，先是被孙承宗提拔，开始筑宁远城，将其建为关外重镇。之后又得孙承宗提拔，一年内连升两级，主持宁远防务。如此，袁崇焕得以大展生平本事。

在任上，他积极整军备战，又善于安抚和训练将士，使得宁远城众将士斗志昂扬，最终还真干出了一番大事业。如史书所载，袁崇焕以宁远为据点，一举收复失地，且扩地200多里，并于当年重创了努尔哈赤。此后，袁崇焕的名气传遍天下......

期间，熊廷弼、刘鸿训、钱谦益、成基命等人皆与其交好，以为志同道合之辈。另外还有东林阁臣钱龙锡也对崇祯帝盛赞袁崇焕，称其：肝胆识人，种种不凡，真奇男子也。甚至还有记载称：钱龙锡请求崇祯皇帝赐予袁崇焕尚方宝剑，让其放手大干。

以史书记载为依据，可以得出结论，袁崇焕确有真本事，其人担任督师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乃众望所归，否则明思宗也不会对其寄予厚望。

再看袁崇焕的品德。

袁崇焕与东林党交好，且与东林党诸多名人为至交好友，这应该可以说明，袁崇焕的品德没有太败坏，至少明面上没有那么差。而且，袁崇焕在动荡之时也曾与阉党作斗争，如他顶撞过的上司王在晋和高第等人，两人皆为阉党人物，在当时颇具权势，袁崇焕敢于与之对抗，可见其风骨。

袁崇焕

之后在被定罪前夕，袁崇焕率领部队紧急赶往北京救援，在京郊战斗中，袁崇焕亲自冲锋陷阵，身中数箭，史料记载：“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被下狱后，由于袁崇焕威望过高，此举致使宁远兵变，祖大寿居然毁山海关出，远近大震，形势异常危急。

袁崇焕本可就此威胁明思宗，但却最终手书祖大寿，严令其立刻回师，抗击清军。祖大寿折服于袁崇焕威望，立刻回师，收复了永平和遵化一带，驱逐清兵于关外。以上种种，都说明袁崇焕品德绝对不差，仅以劝说祖大寿归服为例，其人品德堪称大公无私的典范。

那么既然袁崇焕有能力又有品德，为何还是被凌迟处死了呢？这就涉及到了袁崇焕的“罪过”。

袁崇焕有何罪？客观的说，袁崇焕的罪过颇多。

其一，袁崇焕对崇祯皇帝承诺五年平定辽东，使得明思宗大喜，但袁崇焕转头却对同僚言：“圣心焦劳，聊以相慰耳。”这是第一大罪，欺君之罪。其二，袁崇焕未兑现该承诺，不得不冒进与清军议和。史学家认为，袁崇焕绝无能力5年平定辽东，不过以他的手段，守城绰绰有余，若能循序推进，倒也未必不能将清军挤出全辽。可惜，袁崇焕只有5年时间，他很难兑现当初的承诺，因此只能去冒险，只有和清军谈判，才让对方退出辽东。但，袁崇焕在谈判中占据不利地位，因此遭到了清军的诱导和逼迫。例如擅杀毛文龙，从此清军无后患；又例如，在努尔哈赤驾崩时，袁崇焕派人前去吊唁，之后常与皇太极书信往来，居然隐瞒朝廷而不报。

史学家认为，袁崇焕此举是想尽快以战谋和，促使明朝尽快从北方解脱出来。但袁崇焕走得太急，犯了大忌讳。果不其然，袁崇焕的事东窗事发，回京救援的时候又被阉党残余势力污蔑，最终酿成悲剧。

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再次来犯，到达宁远。袁崇焕此时任辽东按察史，指挥宁远之战。袁崇焕写下血书，寓意死守，再以红衣大炮重创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退军。宁远之战是抚顺失利后明军对后金的首次胜利，也是努尔哈赤生平唯一未能攻克的城池。之后袁崇焕开始经营关宁锦防线，想打造固若金汤的防守，但沉重的军饷却让明廷财政吃不消。

爱新觉罗・皇太极

天启七年（1627年），皇太极闪击比较弱的李朝，占领李朝后又率军来攻关宁锦防线。袁崇焕调兵遣将，组织防御，又一次抵御住了皇太极的进攻，毛文龙率领东江军在后方干预辽阳，迫使皇太极退军，史称宁锦大捷。虽然获得了两场战斗的胜利，但明弱满强的局面没有改变。之后皇太极改变了战略，从其他地方绕道开辟第二战线。

明思宗上台后，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蓟、辽，袁许下“五年平辽”的承诺，明思宗给其充足的兵饷。

蒙古发生饥荒，请求向明朝买粮食，袁崇焕答应了。袁崇焕此举等于资助敌人，蒙古人转手把粮食卖给满洲。皇太极乘机借道蒙古，以十万精兵袭击明朝。此前皇太极已经降服了察哈尔、喀喇沁等蒙古诸部，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袭击。皇太极方面的《满文老档》记载：“八月初三日，与喀喇沁部议和，誓告天地书曰：‘满洲、喀喇沁部两国，同心修好’”。

对于皇太极的袭击，袁崇焕是早就收到预警了的。但袁掌握着最精锐的部队，却不做防备，导致皇太极长驱直入。赶到蓟州要地后，袁崇焕没有守蓟州-三河一线，又遣散了四方到来的援军，包括把原先在三河的侯世禄调离。

清初《崇祯长编》记载：“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援兵四集，尽行遣散”是夷匪所思的举动。时任锦衣卫的张道浚又有另一种说法，他提供了一些袁崇焕的供词。张道浚所著《纠欺罔奸党疏》说：“崇焕自招云：‘遣散援兵，以为京城内溃，不意尚守得定。’即是言而寸斩有余矣”。

朱由检

多名大臣都认同满桂的想法，是袁崇焕故意招引敌人进犯京师，有些更煽风点火说袁崇焕意图谋反。另一种说法则是，袁崇焕要诱敌深入，切断敌人退路，打歼灭战。袁崇焕到了北京坚城下，总该依托坚城大战一场了吧？但袁崇焕首先是让白喇嘛请求入城，“暗藏夷使”，这更加深了明思宗的猜疑，明思宗当场拒绝。有说法是，袁崇焕想在城上架起红衣大炮，复刻宁远之战案例，这其实也解释得通。接下来，袁崇焕还是保存实力，“顿兵观望”，没有制止皇太极抄掠，只是象征性打了一架。

根据梁启超的统计：案发之后，辅臣周延儒、成基命曾各自上疏，总兵祖大寿以官阶赠荫请赎，兵科给事中钱家修请以身代，御使罗万寿为之申辩，程本直诣阕呼冤，关外将吏士民号哭雪冤者，“原以身代者未绝”。

结合以上内容，再看袁崇焕冤案，袁崇焕该不该杀？

要论袁崇焕是忠臣还是罪人，还是要从当时的背景考虑。

袁崇焕“五年平辽一年平到北京”，袁崇焕老喜欢做大的承诺，可见他是个好大喜功的人。但他的平辽战绩是看不下去的，尤其是和皇太极的对抗中，处处落于下风，“应变非其所长”，袁崇焕的关宁锦防线每年耗费数百万，但效果不大，敌人只需要绕道便破功，大明财政最终走向崩溃，流寇攻入京师。袁崇焕初期的罪名，大致关于三点：第一、擅自处死功臣毛文龙。同时期的大将王在晋认为，己巳之变正是因为毛文龙死后满洲没有后顾之忧所致。王在晋说：“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宁锦之围解，文龙与有力焉。此出于崇焕之自陈，剧称其牵制之功，则文龙何可杀耶？文龙杀而虏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焕之祸，其真自取耳！”第二、袁崇焕拥兵纵敌，没有选择决战。袁崇焕以及部下祖大寿多次违背明思宗的命令，差点造成城下之盟。这也是事实。第三、袁崇焕擅自和议、“通虏谋叛”。在清初《满文老档》里，袁崇焕“通敌”的信有很多封，是袁崇焕私自议和的证据之一。从史料来看，袁崇焕有多个“通敌”的痕迹，包括让白喇嘛向后金传递信息等。《满文老档》说：“七月初三日，我所遣白喇嘛、郑生员等至”。

袁崇焕‍

细细分析下，这三点都是成立的。清朝对袁崇焕进行平反，突出说明思宗中了反间计，诛袁崇焕是自毁长城。其实袁崇焕并不是皇太极的对手，反间计没有太大用处。反间计虽然是真实存在的，但不是明思宗下旨的关键一环。明思宗审讯了九个月后才诛袁崇焕，可见不是一时意气，很可能是掌握了袁崇焕“通敌”的证据，“谋叛”可能不成立，但“通敌”是成立的。刑部侍郎涂国鼎写的《性余堂集》，记录了袁崇焕初审时曾有供词。结合锦衣卫张道浚的说法，可以互相吻合。但不排除袁崇焕是因恶心而说了反话。

当时最为关键的是，关宁军已经军阀化了，只效忠于某个权臣，多次对抗皇上的旨意，挑战至尊的权威。此外袁崇焕还牵涉到了党争，“谋叛欺君，结奸蠹国”，袁崇焕和钱龙锡关系甚密，钱龙锡早被明思宗疏远了，现在又被温体仁等政敌举报，罪名是和袁崇焕串谋，欲制造城下之盟。“然引敌长驱，欲要上以城下之盟者，袁崇焕也。入犯皆繇袁崇焕以五年灭奴欺皇上。而阴与华亭奸辅，临邑罪枢密谋欵敌，遂引之长驱，以胁城下之盟。”

毫无疑问，袁崇焕有错，但绝对是不应该被杀的，这是一场天大的冤案。

明思宗二次亲自审袁崇焕，袁崇焕不辩解。完全不辩解，导致了明思宗的恼怒。京都的舆论、群臣都在指责袁崇焕，18岁的明思宗最终采信了群臣的说法，把袁崇焕定性为谋反，认为袁崇焕想制造城下之盟，惊扰大明庙社。《大明律・刑律》记载：“谋反大逆：凡谋反，谓谋危社稷；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

袁崇焕

那么，是什么依据认为袁崇焕在谋反呢？《国榷》里面有提及：“袁崇焕谋叛欺君，结奸蠹国；斩帅以践虏约，市米以资盗粮；既用束酋，阳导入犯，复散援师，明拟长驱；及戎马在郊，顿兵观望，暗藏夷使，坚请入城，意欲何为？致庙社震惊，生灵涂炭，神人共忿，重辟何辞？其家属本当依律正法，姑赦不论，妻子流二千里，安置福建，财产尽没入官”。但这些依据都没有一个过硬的证据作为支撑。

袁崇焕初心很可能并不是谋反，只是拥兵自重，自视过高。由于满洲骑兵野战太强，袁崇焕不得不选择议和，以拖待变。但他与皇太极的议和行动，被皇太极加以利用。袁崇焕军事能力在中上，但应变不是他的长处，在和皇太极的博弈下处处被动。袁崇焕本来罪不致死，但在城下之盟的嫌疑下，他选择了不辩解。明思宗积怒非一，最终酿成了袁崇焕的人生悲剧。十四年后，明思宗也自缢了。对袁崇焕的评价应该回归理性，过度拔高反而容易招黑。但是讥讽袁崇焕为汉贼的，也是于理不合。

对于当年的冤案，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作《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其中将袁崇焕定位为第一重要人物。他在文中提到：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对于袁崇焕的议和政策，梁启超也指出：以和为守，以守为战，此袁督师对满洲之大政策也……名将之最上战略，往往在此点。到最后他甚至得出结论：使袁督师而在也，雷池一步，敌其能飞渡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