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惋惜的王朝非秦隋莫属，前者横扫六合，终结了贯穿东周五百年的大争之世，奠定了华夏文明大一统的根基；后者亦不遑多让，三百年的南北对峙一朝而止不说，还创造了许多连盛唐也只能望其项背的奇迹，比如大运河。

然而，看似“功德无量”的两大王朝却陷入了“过把瘾就死”的怪圈，为中国历史上两个最伟大时代做了嫁衣不说，还成了后世君王们教育储君的反面教材，不亦悲乎？而反观终结残唐五代乱世的宋王朝，细看之下凭欺负孤儿寡母立国、靠割地求和换取和平、以杀将媚敌得以苟存，明明气血两亏却偏偏国祚延绵。那么，是历史在开玩笑吗？

翻开史册，秦隋的灭亡历程何其相似：因为不想服兵役的陈胜吴广和王薄选择揭竿而起，转眼间星火燎原，天下皆反，遂有“逐鹿”之说。所以，人心背向是他们灭亡的根本原因，对吗？

然而，秦灭六国是人心所向吗？如果不是，何以十年内鲸吞六国，设置郡县？如果是，为何博浪沙的“始皇帝死而地分”的石碑会一语成谶，两年天下大乱，四年牵羊纳玺？

这口黑锅交给胡亥、赵高来背或许有些过于沉重了，他们的错误只在于没有及时调整统治策略以及对起义军应对不当而已，根本原因还在于鲸吞天下而导致的消化不良，想造反的人们只是在等秦始皇驾崩而已，其气场实在太强大了。

隋朝疆域图

那隋朝呢？有机会定鼎天下的有李密、李渊和王世充，他们的共同身份都是关陇集团的骨干，莫非修大运河以及征高句丽也丢失贵族的忠诚吗？

其实，隋朝皇室出生弘农杨氏，亦属于关陇集团，李渊等人的集体反叛体现一种“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的政治色彩。再者，秦末和隋末的乱世的确难以收拾，那为何“首都六失，天子九逃”的大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尚能苟延残喘一个半世纪，凭什么呢？史册上能找到一大堆原因，其实只有三个字：认同感。

王朝在成立之初，不管是世家大族还是平民百姓都没来得及建立身份认同或者信心，而外在势力和内部隐患都会想方设法地添乱，或分一杯羹，或试图取而代之，比如汉初的“七国之乱”，贞观初年的“渭水之盟”和清初的“三藩之乱”。

这个难以描述的危险期，挺过去的便可以进入“历史周期律”的效用范围，建立最广泛的身份认同并获得“死而不僵”的属性。这是东周能够当五百年傀儡的原因，也可以完美解释为何西汉没了还有东汉，东汉灭亡之后一个卖草鞋的“皇叔”还能满天下招摇撞骗，甚至三分天下。挺不过去的则成了史册上的反面教材，比如“暴秦”和隋炀帝，其实西晋和南北朝的那些国家也都强不到哪里去，只是没那么惹眼而已。

大业九年（613年），第二次东征高句丽期间，负责后勤的开国元勋杨素之子、当朝楚国公杨玄感扯旗造反并围攻洛阳，杨广二话不说便回师平叛并将其击溃。

杨广

话说中原大地虽然已经是烽烟四起，但在隋炀帝看来，收拾农民起义没有消灭高句丽重要，而后者又远不及贵族造反来得可怕，他觉得杨玄感造反的理由绝不是“但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元之命”，而是想当司马懿了。

如此取舍到底对不对呢？总之叛军军师李密跑到英雄云集却表现平平的瓦岗寨，很快将其打造成当时最强大的势力。后来李密失德，瓦岗寨分崩离析，众英雄纷纷投奔长安或洛阳，成就了李渊集团和王世充集团（窦建德为援军）的决战。

当年的形势像极了几十年前并列的北周和北齐，关陇集团和山东士族再度在虎牢关下打了一场决定天下归属的“代理人战争”，其他大小势力都不过是看客罢了。再往前推，杨勇和杨广兄弟看似波澜诡谲的储位之争不过取决于隋文帝的抉择：继续支持关陇集团或者扶持山东士族与其对抗。所以，关陇集团推出李渊父子成为新的利益代言人，关中地区在几乎没有反抗的情况下归属李唐，这不是偶然；而杨玄感的洛阳攻略寸步难行也不是偶然，那里是山东士族的地盘，在隋炀帝彻底垮掉之前依旧有很高的忠诚度。

至此，一股隐藏的势力逐渐浮出水面，他们在先秦时期叫实封世袭贵族，两汉叫做地方豪强，魏晋时期又形成了士族门阀。他们形成于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的底下引发了人类抱团取暖的本能，从占据生产资料的部落高层逐渐演变成大地主（奴隶主）庄园经济，并在阶级社会中无限扩充和相互兼并；而教育资源的匮乏导致他们诗书传家，钻研“经世之学”，进而垄断了仕途和学问。这样一股可以扮演舆论、庙堂和枪杆子的势力存在，王朝必须跟他们结为联盟方能站稳脚跟，他们的确不足以无风起浪地掀翻一个王朝，或和刘裕和杨坚这样的盖世英雄对抗，但英雄总会死的，忍一忍就有兴风作浪的机会。

秦始皇或许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又或许是除了武力之外他想不到其他办法，他拼命收拾了匈奴和越人，散播着传诵千年的赫赫武功，却浑然不觉危机就在身边。

秦始皇

初创的郡县制度为未来两千年的大一统思想做了多少贡献就不说了。就当时而言，东方诸侯立国数百年，死而不僵，潜在实力尤存，对于民众的号召力依旧；另一方面，相对于皇帝的尊崇和遥远，世爵世禄的实封贵族是绝大多数人的现实追求。

项羽、刘邦是义帝熊心的将领，代表了旧楚国势力，其他五国贵族也纷纷复国并尊熊心为共主，以期来获得分封（实际执行者是项羽），差一点楚人版的东周就该来了。哪怕是陈胜吴广也未知道打着公子扶苏的招牌，扯起楚国的大旗（国号“张楚”），自相矛盾的说法虽然体现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却能说明俩布衣对于“名正言顺”的粗浅理解。也就是说，秦人低估六国遗民对于恢复荣光的决心，竟亡于六国势力的反噬，始皇帝千秋万世的美梦最终在沙丘成了一碗黄粱饭。

至于汉唐为何能够顺利立国，吸取前代的教训不假，另一个现实原因便是内部不安分因素没了或者累了。

东方六国势力多依附项羽，楚汉争霸之后等于又被灭了一次，其地位和地盘都无奈让给了诸侯王和功勋集团，李唐王朝则有天策上将坐镇，谁敢拿几万族人的身家性命去造反？

更重要的是，外夷的虎视眈眈也是内部团结的催化剂——不管是匈奴还是突厥，其实力都远胜曾经噤若寒蝉的五胡！

回到建隆元年（960年），天下已经乱了两百多年了，先是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在黄巢起事并败亡后形成的大大小小不听中央调摆的势力，最终演变成一堆折腾不休的大小国家，异族入侵，君臣相残和父子反目此起彼伏，热闹得很。总之，宋王朝所终结的是一个丝毫不逊于东周或南北朝的乱世，倘若随后步上秦、隋的后尘当不会令人意外，时人甚至丝毫看不到希望何在，而赵匡胤只用了一杯薄酒就彻底终结混乱，宛如天方夜谭。

其实，官家的轻松来自于世家的没落，曾经匹敌国家机器的世家大族被连绵两百年战火撕成了碎片，科举的完善和教育的普及则彻底扼杀了反扑的可能，从此不再有被称为“郡望”的实力集团，只剩下与皇权深度绑定的书香门第，对比国家机器之伟力实在是太弱小了。至此，改朝换代的黑手只剩下外患和平民造反派了。

两宋300年间有大大小小400多次农民起义，比例远超任何朝代，规模大的也前有宋江、方腊，后有钟相、杨么，威胁甚至不如小小的西夏。而此后除了元朝的灭亡存在民族因素之外，其他王朝倘不是内忧外患一起爆发，几乎都有千秋万代的潜质。那么，是造反者水平下降了吗？貌似一直以来就不怎么高，绝对意义上成功的农民起义只有朱元璋一个，只有他才是饿得没饭吃才跑去造反的，请记住这个前提。

孙觌在《鸿庆居士集》里曾淡定地说：“甑中有麦饭数升，床上有一故絮被，虽仪、秦说之于前，彭、韩驱之于后，不能使之为盗。”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失之偏颇。陈胜吴广的口号是“将相王侯宁有种乎”，张角三兄弟则说“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要么是想翻身做主，要么试图改朝换代，总之跟“消灭地主阶级”毫无关系。

黄巢

这才是义军领袖们的真实想法，而第一个提出“均田免粮”的是黄巢也只是说说而已，一千年以后的太平天国也不例外。

而黄巾军的三位教主肯定是有饭吃的，如果他不造反，混得肯定不会比汉中张鲁差，至于陈胜，“失期当斩”的谎言早已被里耶竹简所戳破，无非是罚一副盔甲而已，至于为什么要造谣，后来的造反者们都懂。

在缺乏政治、经济和军事能力的前提下，拿什么去拯救自己“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梦想呢？所以，还是教科书说得对：由于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或被无情绞杀，或被统治阶级利用，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