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战先生祖父连横所撰写的《台湾通史》之《货殖列传》中，被誉为“台湾茶叶之父”的李春生，与陈福谦、黄南球并列为清末三大台湾货殖家，是当时台湾首屈一指的大富商。
靠经营茶叶及煤油致富的台北大稻埕仕商李春生，其财富在日据时代仅次板桥林家的林维源，虽然他对台湾茶叶产业发展有相当大的贡献，有人却说他的财富是不义之财，后人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
李春生——从洋行买办变为台湾茶叶之父
台北大稻埕的李春生纪念教堂
河航之利，让台北大稻埕走过百年风华，至今仍汇集了台湾大家族文化、茶叶文化、酒家菜文化、洋行及教堂文化、还是庙宇文化等。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位清末及日据时代的台北大稻埕的“仕商”——李春生，被誉为“台茶之父”，又被称为“台湾第一位思想家”，他还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奠基者。
李春生作为清末及日据时代的台北大稻埕大富豪，其财富仅次于“台湾五大家族”之板桥林家林维源。李春生作为后人所熟知的一代茶商，因为熟悉洋行，从福建采购茶苗到台湾种植、制茶，如今的文山包种茶、茉莉香片等台湾名茶，都是当年他生产并成功销往海外的。连横所编撰的《台湾通史》之《货殖列传》中，他与陈福谦、黄南球并列为清末三大台湾货殖家。
年少失学的李春生，不仅是一个“殷商”，还是个“仕商”，著有《天演论书后》、《东西哲衡》、《哲衡续集》、《宗教五德备考》。李春生还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奠基者，台北大稻埕贵德街的李春生纪念教堂，建于1935年，是日据时代台北邮便电信局大稻埕支局的旧址，李春生的家族后代及信徒后来为了纪念他，命名为“李春生教堂”。
“台湾茶叶之父”的李春生（1838-1924）
李春生，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出生于厦门，他的父亲以摆渡为业，家境清寒，年少时由于生活贫困，入读乡村私塾几年后，因交不起学费中途辍学。
厦门有名的第八市场开禾路口有一间百年礼拜堂——竹树脚礼拜堂，如今全称厦门市竹树基督教堂，始建于1849年，后于1935年重建，年仅15岁的李春生在失学后，踏入竹树脚礼拜堂，成为一名基督徒，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竹树脚礼拜堂，他除了学习英文，也接触到从商的机会。
19岁的李春生，由于有相当的英文能力，进入了英国人开办的怡记洋行（Elles & Co.），任职买办。当时，他除了为洋人与当地商人洽谈作翻译，还协助打理洋货及茶叶的买卖，后来还加入“南北货暨茶叶商会”。年轻的李春生，在担任洋行买办四年期间，不仅行遍了大江南北，也累积了丰富的经商经验、人脉资源。
有一定积蓄的李春生，后来自行创业，在厦门开设“四达商行”，仍经营包括茶叶等外销贸易。好景不长，太平天国运动时，漳州城被太平军攻克后，临近的厦门告急，人心浮动、百业萧条，李春生的生意也遭受重创。此时，李春生遇到了一位“贵人”，再次改变人生命运。
李春生
在怡记洋行当买办之时，李春生透过洋行老板埃利斯，认识了另一位名为约翰・杜德（John Dodd）的英国人，他是甸特洋行（Dent & Co.）代理商，经营台湾樟脑的生意。
清同治三年，即1865年，应约翰・杜德之邀，李春生来到台湾，与约翰・杜德一起从事甸特洋行的樟脑业务，时年27岁。在经营樟脑生意之时，李春生到过北台湾地方，实地了解樟脑的生产情况，偶然间，他发现鸡笼、艋舺、及溪南一带，有少量的茶树种植。后来，他就从当地农户收购，制作后卖到澳门，获得不错的收益。
此后，李春生从福建安溪引进茶苗，并出资给台湾的农户大面积种植，然后再制茶外销，得到的收益更为丰厚。1865年，约翰・杜德自立门户，创设“宝顺洋行”，并由李春生担任买办，共同经营台湾北部茶叶的贸易。
1869年，李春生与约翰・杜德一起，把贴牌“Formosa Oolong tea”（福尔摩沙乌龙茶）成功外销至美国纽约，打开了台湾茶叶的对外知名度。
此后，李春生自行创业，成为台湾数一数二的实业家，成为台湾茶叶外销之先驱，被誉为“台湾茶叶之父”。在日据时代初期，曾进行一次台湾人财富调查，李春生为台湾第二大富翁，仅次于“板桥林家”的林维源。当时，李春生还与板桥富商林维源（1838-1905）合创大稻埕最大茶行，一举奠定其在台湾茶之行业地位。
台湾茶外销的报道
当时，外销的台湾茶，被誉为“茶中之香槟”，自立经营茶叶贸易的李春生，以台北大稻埕为经营据点，将台湾产的茶叶外销到美国和南洋各地，成为台湾茶叶外销之先驱。
“长江后浪推前浪”，顺带提及，在李春生成为台北大稻埕一代茶商后，日据时代茶商会长陈天来所开设的“锦记茶行”，也将茶叶销往南洋，且在他的努力下，当时的“总督府”正式废除了“制茶税”，让台湾茶产业发展到达一个历史巅峰。
除了茶叶贸易，李春生后来创办“三达石油公司”，经营煤油生意，其财富进一步膨胀，一跃为台湾顶级富商，仅次于当时“首富”板桥林家。
今天台北市甘州街44号建筑大楼，即李春生的豪宅。改建之前，原为三层混凝土的中西风格建筑，外铺浅色瓷砖，还有圆弧屋顶，是当年台湾巨富豪宅的代表作；尽管今天的大楼是改建后的样貌，仍依稀可见当年之风采，也保留部分当年的风格。
“台湾茶叶之父”李春生的财富是不义之财？
1936年老照片，左为台北大稻埕礼拜堂，右为李春生住宅
李春生是台湾茶外销先驱，对台湾茶产业贡献颇多，但一直以来，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除了一般产业之外，他也经营鸦片生意，同时在茶叶收购与给农户贷款也十分严苛，被谑称为“番势李”；更值得一提的是，甲午战争之后，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岛内陷入一片混乱，李春生也是当年迎日军入台北的主谋之一。
应英国人约翰・杜德之邀，来台湾担任“宝顺洋行”买办的李春生，除了协助洋行推动台湾茶产业，也积极配合清朝台湾巡抚刘铭传的政策，协助地方发展，他可说是推动清末台湾经济发展的功臣之一。
需要强调的是，李春生在厦门代理的“怡记洋行”，还是在台湾代理的“宝顺洋行”，均为当时台湾进口鸦片最大的洋行，李春生本人也是“洋药（注：鸦片）离金局”的委员。当时的离金局委员，都是此行业的大商人。
此外，李春生在台湾茶产业推展的过程中，所设计与执行的机制，对茶农是极尽剥削，也得到一个“番势李”的绰号，成为一个相当有争议的人物。
《一波说》注意到，台湾那边的史料及相关报道中，对李春生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一个正当的商人，他引进新的机器及管理方式，并将原本台湾的粗制茶转变为精制茶，他更是台湾茶叶外销的先驱，对台湾茶产业有十足贡献，也有人说他的财富是不义之财。
台湾茶叶外销包装的场景
对于谁是台湾外销茶叶之先驱，相关研究者在这方面也是有一定争议的。
在清代道光年间，台湾的茶叶只是卖到福建的厦门、福州等地。1860年《天津条约》签订后，台湾成为通商口岸之一，外国洋行也看中台湾茶叶的商机，纷纷进驻到淡水河边的台北大稻埕一带开设洋行。
至于推动台湾茶产业的关键，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宝顺洋行”创办人、英国人约翰・杜德，他最大的成果是将台湾茶叶销往美国，令台湾茶在海外市场一炮而红。
另一种说法的促成此项台湾茶交易中居功厥伟的“宝顺洋行”买办李春生。另外，李春生引进福建安溪的茶苗，与约翰・杜德积极在台湾北部推动茶叶增产，使得茶种植区域从最早的文山堡，拓展到七星（今天的阳明山麓）、鸡笼（今天的基隆）等地。约翰・杜德在台湾还首创机械化制茶，并与李春生一起，由厦门、福州引进乌龙茶制造技术，提升台湾茶品质，并建立台湾茶叶外销品牌形象。
总体而言，多数人还是认为李春生是台湾茶产业外销之先驱，故有“台湾茶叶之父”之誉。
李春生《天演论书后》
在厦门的时候，李春生是竹树脚礼拜堂的一名基督徒，到了台湾后，他被信徒尊称为“李春生长老”，今天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大稻埕礼拜堂，就是由李春生捐地献建，与他的豪宅相邻。
李春生累积财富甚钜，当年大稻埕的千秋、建昌二条街道，即李春生与林维源建筑的；但有人称他为“仕商”，是台北大稻埕少数信奉基督教的仕绅，还被誉为“台湾第一个思想家”，可说是大稻埕历史一代奇才。
清光绪十三年，台湾建省，大稻埕新开闹市；光绪十六年设“蚕桑局”，板桥林家的林维源为总办，李春生为副总办；次年，台北城建城，李春生获朝廷赏戴花翎。
精通英文，盱衡时局的李春生，还以变法之说季刊各报。让人称奇的是，年少失学的李春生，晚年更专心著述，著有《主津新集》、《主津后集》、《民教冤狱》、《天演论书后》等十多种论述。其中，《天演论书后》是李春生以严复《天演论》为基础，保留严复的案语及自己的释义集结而成。此位，他还著有《东西哲衡》、《宗教五德备考》等基督教相关书籍。
顺带提及，李春生晚年时，已将事业交予长子李景盛打理，他则专注于个人信仰，并出任教会长老。此外，如他的儿子李添盛，并没有追随父亲从事对外贸易，而是专注于土地出租。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台湾茶叶之父”李春生扮演多重角色。从政治空间的结构面而言，他是清朝来台建设的实业家代表，在权力更迭过程中，他是个有争议的多面人；从经济结构来说，他与同时代的陈天来均为大茶商，他也曾是西方资本主义在台湾的试验场之经历者、主导者之一，比如洋行的开办，外资的进入等。此外，就文化层面，无论是大稻埕礼拜堂，还是李春生的豪宅，均体现了有趣的东西融合，可说是台湾新文化运动在艺术、建筑方面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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