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8年，中国开启了历史性的改革开放政策，这是在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后的重大转折。
文革期间，国家政治动荡，经济凋敝，社会秩序混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苦难。
改革开放的号角一吹响，便肩负起振兴中华的重任，但这一切的实现，首先需要解决干部队伍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问题尤为突出。
大量有经验的老干部因历史原因被边缘化，而新一代干部尚缺乏足够的经验和能力，急需一场干部的新老交替来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
陈云在这一关键时刻的洞察尤为关键，他与邓小平一道，提出了大胆地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战略。
并且，在多次中央大会上，陈云提出，对于领导干部，要坚决清理三类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的执政能力！
那么，当年陈云为何要提出要坚决清理三类人呢？具体而言，这三类人又是什么呢？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党和国家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其中最为紧要的就是人才的选拔问题。
因为在文革期间，不少的领导干部被打倒，虽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些干部被平反，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但是未来党如何发展，如何挑选人才成为了陈云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等人利用极端政治运动，煽动了大量的社会和党内冲突，导致了党的队伍中出现了大量的不纯元素。
这些人中的一些在动乱中通过极端手段取得了领导职务，其行为严重背离了共产党的原则和宗旨。
陈云认为，这些人的存在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降低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如果这些人不能够及时清理出去，那么未来国家发展自然是无从谈起。
而且，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国家就是要千方百计地防止文革那样地错误再次出现，而之前地不少干部，经济管理经验没有，反而是整人经验很足。
陈云意识到，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党内的这些问题，类似的历史错误有可能重演。
他强调，必须对文革中的错误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定位，坚决不让那些曾经积极参与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再次获得权力。
陈云深知，一个国家的长期稳定需要建立在健康的政治体系之上。
清理“三种人”也是为了从长远来看，通过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清洁的政治环境，来保证政治体系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这关乎党的未来，关乎社会主义事业能否顺利传承和发展。
1981年7月2日，陈云在省级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就明确说：“未来我们党的发展，必须有一套人才选拔机制，要不等我们这代人老了以后，国家该怎么发展呢？
十年文革的教训极其惨重，而且不少干部是靠着‘乱’提拔上来的，这样的干部留不得。”
陈云这个话讲完以后，很快就在全国的领导干部中引发了激烈的反响，不少人对此深表认同。
就是因为，在文革期间，不少的干部被打倒，被整死，而一些不懂得管理、不懂得社会发展的人上了领导岗位，而改革开放以后，这些人非但没有被清理出去，反而是进一步作威作福，不少人对此颇有怨言。
而且，邓小平听完陈云的报告也很是认同，1982年1 月 13 日在中央政治局 讨论会议上，邓小平就针对这一问题再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选人这件事是一个大事，我是同意陈云同志讲的几条的，一些人必须要清理出干部队伍。”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陈云等人开始着手制定标准，来进一步优化干部队伍。
首先，就是定性问题，哪些人要被清理出去是摆在陈云面前的首要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受到影响最深的，陈云主要分为了三类人。
主要就是林彪、江青两派的积极分子、极端派性的人和打砸抢的头目。
陈云指出，这些人虽表面改造，实则野心未泯，一旦时机成熟，便可能再度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
陈云亲自主持召开了一系列的高层会议，明确指出清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他的讲话铿锵有力：“我们必须把那些在极端动乱年代中，曾经兴风作浪、背离党的初衷的人员，从我们的队伍中清除出去。这不仅是对他们的一种政治审查，更是一次党的洗礼。”
在陈云的坚持和推动下，1982年，中央组织部开始对各级党委下达具体指示，要求严格审查干部的历史记录，特别是在文革期间的行为。
这一政策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成为那个时代的重要政治任务。
在河北省的一个小县，一位曾在文革中积极参与造反的中级干部，正在为自己可能的晋升做准备。
然而，当地党委接到中央的指示后，迅速组织了一个调查小组对他的历史进行了深入调查。
调查组首先访问了多位老同志，详细了解了他在文革中的具体行为。
通过一系列的证据收集，他的历史问题逐渐明晰。他曾是一个积极的“造反派”，在那动乱的年代中，不仅参与了打砸抢，还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公开辱骂忠诚的党员。
在一个春风和煦的下午，调查组将他召至会议室。
面对着一桌的调查材料，张明的脸色变得苍白，他知道自己的政治生涯即将结束。
调查结果很快上报至省委，随后，他被正式撤职，并从党的行列中除名。
陈云在这一清理行动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他不仅在政策制定上提出指导意见，在执行过程中也多次强调要保证清理行动的彻底和公正。
他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提到：“这场清理不是一场简单的人事变动，而是一次深刻的党内革命。我们必须确保每一名党员都能够忠诚于党的理念，忠诚于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
除了陈云的坚持以外，邓小平的全力支持也是干部队伍能够得到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1982年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了“三种人”的问题。他指出，虽然大量“三种人”已被清查和处理，一部分人表面上看似有所改正，但仍有相当一批人的立场没有改变，他们如潜伏的蛰虫，随时可能再次为害党和国家。
邓小平将“三种人”描述为党内的一大危险因素，他们不仅是腐败的代表，更是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的不纯。
邓小平深知，这些人如果不彻底清除，将成为阻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定时炸弹”。他在讲话中强调：“这些人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我们不在整党中解决这个问题，就会留下祸根。”
邓小平对陈云的支持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
邓小平指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组织部要加大力度，更精准地识别出那些隐藏的“三种人”。他要求每一个案例都要经过严格的调查和审查，确保不留死角。
邓小平特别强调，这场清理行动必须深入到党的基层组织，从源头上杜绝问题干部的再次上升。
在执行上，邓小平和陈云都认为，清理“三种人”不应该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政治运动，而需要转化为一场深入人心的党性教育和自我革命。
在他们的指导下，不仅是“三种人”，连那些“跟风”犯错但可教可改的党员都接受了重新的政治洗礼，这种做法有效地避免了过度的政治清洗，也保证了党的团结和纯洁性。
邓小平的这些措施，以及他在政策上的坚定和果敢，极大地加强了党的组织纪律，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更加健康和稳定的政治环境。他的这些行动不仅展示了他作为领导者的决断力，也反映了他对中国未来的深远考虑。
通过与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紧密合作，邓小平确保了整个清理行动的顺利进行，这对于后来中国的快速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过，陈云深知，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有些人积极参与了反革命活动，成为了所谓的“三种人”，但绝大多数人只是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无奈地“跟着跑”。
这些人并没有本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意图，他们的行为更多是出于无知和被误导。因此，在他看来，这两者是必须严格区分的。
1982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上，陈云明确指出，对那些在文革中只是“跟着跑”的人，只要他们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与“三种人”划清界限，并且在“四人帮”被粉碎后表现良好，党不仅应原谅他们，还应继续信任和使用他们。他强调，党的大门应对悔改的人敞开。
1984年，陈云收到中央国家机关两位干部的来信，反映在整党过程中，“老红卫兵”与“三种人”的界限被一些单位混淆的问题。
陈云对此高度重视，他认为这种混淆可能导致不必要的政治斗争，甚至可能冤枉了许多无辜的人。他迅速将这些问题的来信批示印发至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以及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和中组部，指示必须在清理“三种人”的行动中防止概念的混淆和过度的政治斗争。
他在批示中明确指出：“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当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把水搅混。”
这一指示不仅解决了具体政策执行中的问题，也体现了陈云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严谨态度和对广大党员的关怀。
随着1984年全国清理“三种人”的指令下达，一场前所未有的整党运动悄然展开。
陈云的坚持和邓小平的支持使这场运动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大洗礼。
到了1987年5月，这场运动已历时三年半，全国（不包括广西）共清理出“三种人”5449名。
这场精确而深入的整顿不仅清除了党内的不稳定因素，还重塑了党的形象，增强了党的凝聚力。
在这场运动中，党的基层到高层均未放过。
各级党委被要求提交详尽的报告，其中包括党员的政治历史和他们在文革中的具体行为。
对疑似“三种人”的党员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包括审查他们的公开档案、秘密档案，甚至通过访谈其同事、邻居来确认他们的政治表现。
特别的关注被放在了领导层的清理上，因为这些位置的影响力巨大。
到1986年6月底，全国已有接近3000名县处级以上的党员干部被认定为“三种人”或犯有严重错误，其中不少是新提拔的。
这一数字震动了整个党组织，许多原本看似忠诚的领导干部被揭示出其在文革中的真实面目。
陈云对此次整党行动的策略设计显示了他的政治远见。他非常强调精确打击和政策的公正性，坚持那些“跟风”犯错但能改正的党员应给予机会，而对那些核心的“三种人”则必须坚决清理。
他的这一策略既保护了无辜，又维护了党的纯洁性，有效地避免了过度的政治清洗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
这场整党工作显著提高了党的组织纯洁性，为中国共产党的新时期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通过清除党内的不纯因素，党的领导核心变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政策执行也更加高效和精确。
整党工作的成功，也重新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和支持，为后续的改革开放措施创造了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
陈云作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在这场整党工作中展现了他深谋远虑的政治智慧。
他不仅考虑当前的政治需要，更着眼于长远的党和国家利益。
他的这些努力和成就，使他在中国政治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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