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防务新闻》网站10月19日报道，美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议员发文称，为正确维护美国家安全并确保维持强大的国防，必须弄清楚国防部如何能够足够快地进行创新，以跟上潜在对手的步伐。尽管美国防部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授权，但它仍然难以适应，并以与一些竞争对手相同的速度进行调整。

文章称，作为美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高级成员，我们担心，除非重新调整获取国防技术的方法，否则我们将继续走上威胁国防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缓慢、昂贵和不可持续的道路。

在过去10年中，美国会通过了众多《国防授权法案》（NDAA），通过了各种授权，以帮助简化研发和采购。这些措施包括：更灵活的其他交易授权、中间级采购授权、加速创新技术项目采购和部署，以及加强对商业技术的保护，以帮助更好地吸引非传统公司进入国防行业。

同样，美国防部也采取了一些自己的措施。已故国防部长阿什·卡特的努力，在两党合作基础上由随后的政府领导人得到延续和扩展，促成了国防创新部门（DIU）、战略能力办公室（SCO）和首席数字和人工智能办公室（CDAIO）的成立。当前的努力（如“复制器”和“快速防务试验储备”计划等）在加速某些功能的获取和开发方面显示出承诺。

这些旨在简化、增强和提高采购系统效率的立法和政策努力，为项目经理和采购官员留下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授权。然而，美国防部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权力，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遵循缓慢且昂贵的采购流程，受阻于对流程和固定需求的关注，而不是部署能力并取得成果。

此外，官员们因失败而受到的惩罚，比因创造力和适应能力而受到的奖励更可靠。更糟糕的是，他们被激励做出在任期内可能看起来不错的决定，但会给继任者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成本增长或项目管理问题。文化风险厌恶推动了一种危险且代价高昂的趋势，这种趋势往往导致尖端技术在投入使用时变得陈旧和过时，如果不是更早投入使用的话。

我们还需要改变国防部与国会的互动方式。大胆的想法需要早期合作，这并不适合在总统预算发布之前不能向国会披露或讨论任何事情的模式。从历史上看，用新想法让国会感到出乎意外，并未对政府的任何部门受益。当这些想法得不到支持时，任何人都不应该感到惊讶。

即使被赋权的办公室克服了这些结构性抑制因素，这些努力也往往范围狭窄。复杂系统的大型记录项目或大型军种合同，是围绕繁重的需求或无意义的指标构建的，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想法或期望的结果。狭义的技术要求需要转变为广泛的能力要求。

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要求国防部，通过避免使用规定性语言、关注任务结果和评估的威胁、实现各军种更具迭代性和协作性的方法，以及最大限度地利用商业产品，来实现需求流程的现代化。我们预计在未来几周内，根据法律要求将会收到有关临时或中期实施报告的简报。做好这一点是绝对必要的。

我们同样担心，我们的研发试验场负担过重。多年的长期投资不足造成了测试时间表的延误，令人无法接受。严格的演练和试验对于将技术转化为能力至关重要，但由于缺乏开发颠覆性技术所需的设施而受到阻碍。

最后，美国会本身也是问题的一部分。狭隘主义、过度限制和僵化的拨款、风险厌恶和不幸的“杀害信使”的习惯，更不用说侵蚀性和浪费性地使用“持续决议”（CR），为敏捷性和创新制造了危险的障碍。美国会两党组成的“规划、立项、预算和执行改革委员会”（PPBERC）的最终报告，更详细地列出了其中的许多问题。

我们不能立法推动文化变革，国防部也不能通过政策来实施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调整推动文化变革的激励措施、行为和信号，且我们这样做的能力是无可匹敌的。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经济体。我们拥有最好的大学、资本市场和企业家精神。我们有责任确保政府能够以有效的方式，获得这种无与伦比的优势，为我们的军队提供满足国家安全需求的所需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