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抗战爆发那年。之后8年间，随着父亲工作的内迁，全家不断往长沙、武汉、重庆、昆明转移，直到抗战胜利由昆明回到上海。1948年初，由于父亲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正遭搜捕，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撤往香港，母亲和我们弟兄也随之离开了上海，到江苏太仓老家和祖父母一同生活。
张怀德
1949年，父亲以南方代表团的身份从香港乘苏联邮轮北上，到北平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之后分配回上海工作，母亲和我们也随之迁往上海，从此生活算是安定了下来。
我从小喜欢艺术，初中毕业后，到北京报考美院附中，结果文化课复试遭淘汰，回家后参加自学小组，后来被徐汇区团委抽出来参加了政府工作组，进驻神学院。这期间，江西到上海招募垦荒队员，我到团区委流着眼泪要求去垦荒，锻炼自己，但他们以身体不能适应为由拒绝了我，我没能如愿。1956年3月，终于满足了我“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心愿，加入支援甘肃文教建设的队伍，来到甘肃张掖。
我永远铭记1956年3月12日这一天。上海北站广场上人山人海，高悬的标语，招展的彩旗，更增添了一种节日般的气氛。簇簇的人群，聚成一圈圈，都是来为子女、兄弟、姐妹或朋友们送行的。父母也来为我送行，我们此时默默无语，等待进站。
整队上车后，随着一阵铃声和车轮的滚动，这才一下子炸了锅似的，车厢内外一片哭声、喊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列车已经行进在前往西北的大道上。好一阵，车上女生的抽泣声才慢慢停止， 我就默默地想：别了，上海！你的儿女们正在理想的大道上飞奔，我们再也不会在家里受到父母的关爱了，再也不会和弟妹们打闹了， 我们已经成人，参加了革命。但我们将要到达的土地，又将是怎样一番天地呢？女同学们相互偎依着，似乎这是离开父母亲后仅有的依靠和安抚。列车进入夜间行车后，椅子下、过道上、甚至行李架上，谁都有本事开辟属于自己休息的空间。深夜中，同学们都已进入梦乡，我却毫无睡意。随着车轮有节奏的撞击声，我的思绪也随着车厢的摇晃飞到了少儿时代和中学时代，这些都仿佛还是昨天的事情，而现在我已经在奔向革命的大道上了。
当火车进入北方地区时，窗外的一切让我感到那么新鲜和激动：一座座线条分明的山脉和矮小的泥屋、毛驴子、骆驼，还有大轱辘牛车等等，都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拿起了本子，对着车窗外全新的景象画了起来。当时并不知道，由于我这沿途一画，引起了带队人杨伯林的注意，这就决定了我以后的另一条从业之路。
路上还发生了一次小小的风波。不知从哪透露出消息说我们去的不是兰州，而是还要往西，可是当时招募时杨伯林介绍的也是兰州是全国的中心点，瓜果又大又香甜，引起大家一阵哄笑，发的胸标也是甘肃省教育厅的，因而一些人认为上当受骗了，要找杨队长弄个明白，吓得他躲到解放军的车厢中去了。幸好，在党团员的努力下总算平息下去。
我第一次亲近黄河就是在这次支边途中，列车到达兰州正是夜晚，我们要在那儿休息几天再继续西进。分散住下后，感觉特新鲜，一进门就是大炕，我们将行李铺开，一个炕桌放在褥子上，搁着盏马灯，大家脱鞋上炕，围着炕桌述感觉、拉家常，还真别有番情趣。喝的水是旅社用毛驴子车装上铁皮桶去黄河边拉的，锅炉烧开后， 放出来的是一杯泥水，还得等泥沙沉下去后才能喝。即便是这样，还是有一股子浓浓的土味，我们总算喝上了黄河水了。既然已经喝上了黄河水，自然也产生了领略一下黄河风采的冲动。于是，几个人跟着毛驴子车来到了黄河边上，看到了水车和羊皮筏子，还找了个羊皮筏漂流了一阵，切实地感受了一下黄河母亲。
休息几天后继续西行， 到达目的地张掖已是深夜，由于火车没个准时，加上那时又没办法互相联系，因此来接的车队已经回城。在无法进城的情况下，部分同学又回到已撤空的车厢过夜。第二天早上，城里来了一队卡车，把我们接到了被称为“金张掖”的城里。一路但见一片苍茫，寒风中稀疏的芦苇在泛白的土地上摇曳，一片清冷的景象。车队驶进城区，大家坐在堆着行李的高高的车厢上，顿感街道是那么狭窄，房屋那么的低矮，房顶、墙、路面，都是一片土色，好像来到了黄土的小人国里。街道两旁的高高的杨柳树上不时有乌鸦的扑楞声和嘶叫声，偶尔还有几个光屁股的小孩儿，两腿紫红紫红的蹲在墙根晒太阳，他们好奇地看着这支车队从自己面前驶过，整个城市全无一点生气。
到达张掖中学门口时，气氛才为之一变，学校大门修得还算气派，飞檐斗拱，彩绘门楣，红漆柱子，路边站满了欢迎的学生。进校时，那些学生纷纷伸出双手，在那等着，也不言语，我也就急忙伸出手来和他们一一握手，犹如英雄凯旋一般，一股潇洒之气油然而生……慢慢地，我发现那些学生怎么一副疑惑的神情？再看看前后终于明白过来，原来他们是要帮我们提行李，就伸出手那么等着。嗨！这些老实巴交、呆得可爱的西北娃！他们虽不善表达，但我理解他们的心是热的。
新到来的这批上海青年，一下子把张掖中学的气氛给搞活了，整天叽叽喳喳的声音，活蹦乱跳，又是洗又是擦的。对这批新来客的一举一动，本地学生往往也三五成群地驻足观看。在他们眼中，我们这些人也挺新鲜。由于上海知青叽叽喳喳话多，爱水、爱洗，手巧能干，不久，就有了“上海鸭子呱呱叫”之说。在刚去的一段时间以后，一些人晚上爬到木塔上抓鸽子，白天下到张掖中学门前的苇池塘中抓鱼，本地学生都很好奇，心想这东西能吃吗？
当地政府对我们这批支教青年还是挺照顾的，调拨来了不少大米，一次座谈会上，县长还问：“大米够不够吃？不够的话还可以增加。”坚定的口气令人感动。我们班周书铭同学立即站起来说，大米够了，再不需要了，我们是来支边的，政府对我们的照顾已经是非常周到的了，并表示感谢，大家一阵掌声，气氛热烈而融洽。但是没过多久，一些人城市青年固有的缺陷就显露出来了，为了争风吃醋而打架，馍馍随便乱扔，为此事，张掖中学还专门开会批评过几次。
由于教师的紧缺，提前分配了一些学员充实到一些学校去。此时，我也被提前分配到临泽县文化馆报到。原来，在火车上见我画速写的带队队长杨伯林，由于将几百人安全地带到了张掖，算立了个功，因此从小学校长上调到临泽县文化馆任馆长，就把我要上了， 这一去就是终身，直到我从文化馆岗位上退休。
刚来张掖时，文化生活单调，电影院片子也少，有个秦腔剧社和一个木偶剧团，我也听不懂。那时连盒带都没有，文化馆仅有的乐器就是个板胡、二胡和快板片，也没有收音机和留声机。所以一下班后，其它同事都回家了，我只能单身只影地站在大门外看马路。晚上干什么呢？灯光又不行，也就凑合有个烛光。据张掖人说，张掖电厂的这台发电机还是慈禧当年用过的，不知是真是假，至少说明它已经老掉牙了，就那么勉强地维持运转，而且时常停电。幸亏那阵子百货公司不知怎么来了批铁壳子的直流收音机，还可分期付款，我立即办了手续，买回来一台，可是两个蓄电瓶比收音机还沉， 我分三次抱回馆里。这下晚上我才有了个伴，听听新闻，听听音乐，晚上时间就好打发得多了。
不久，县银行来了一批支边青年，其中还有批音乐人才，他们带来了黑管、小号、小提琴之类的乐器，同时，工会俱乐部还有套架子鼓，于是我就组织了这些音乐人才，和俱乐部办起了周末舞会， 几乎每周都有。俱乐部实际上也就是个大房子，有个小平台，刚好能容下乐队。周末的交谊舞会最受上海老师欢迎了，特别是分配在农村小学的老师，周六下午就赶来城里，我住的屋子自然也就成了他们的一个落脚点，洗洗、梳梳、整整服装、喷喷香水，就去舞场。我不仅组织舞会，也是乐队的参与者，拉拉小提琴，弹弹吉它，但我主要还是打架子鼓，这是我更为喜欢的，因为鼓手不仅能指挥乐队，还能调动、控制整场的情绪和节奏。那时的舞曲好多都是我们带来的苏联的抒情歌曲，加上些民族音乐的乐曲，每场舞会人都挤得满满的，那些老师们的周末也是不好打发的啊！
文化馆报到后，馆长自然寄予我很大希望，要给领导看看他发现的小伙子的实力。我也正想放一把火，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能，所以当即决定做上6块大宣传画，画上大幅宣传画挂到馆外临街的屋顶上。板子一做好，白纸裱上，我就摩拳擦掌干起来，说实话这么大的牌子我也是第一次上。作画中间，馆长把宣传部长也请过来观看，他们也都很满意，部长和馆长还不断地窃窃私语，显然是怕打搅我，分散我的注意力。馆长此时自然很得意，我也有股飘飘然的感觉。就这样，把我这个新人推了出来，介绍给了临泽群众，都认为临泽来了个大画家。其实，我只不过是个初中生而已，在那时的临泽，我在无“老虎”的情况下，也称了“大王”。
这只是阵地宣传活动的一个方面。在其它方面，我同样也不甘落后，同样要表现得是条好汉，不能让人觉得上海人吃不了苦，我要把这把火烧得更旺。所以，在下乡辅导群众文化方面也争着干，我包了个乡，夜校、板报、宣讲、教歌、放幻灯，样样拿得下来，我一个个村子跑，特别卖力。下去时，自行车后架上驮着行李和一块幻灯银幕，车把上一边挂了个汽灯，一边挂着个幻灯机匣子，再背上个挎包，装上日用品和省上配发的幻灯片，就这样辗转于各个村落。当时文化干部下乡可受欢迎了，晚上教歌和幻灯放映就跟过重大节日一样，场面热闹至极，一吃过晚饭，不用喊，村中男女老幼都早早挤到了一个院子里，把院子挤得满满当当、尘土飞扬，一片灰蒙蒙的。教完歌，放幻灯，幻灯光束所照之处，尽是飞扬的尘土。
此外，由于卫生条件和习惯的原因，人们身上透过发硬了的空壳棉袄所散发出的陈年污渍和土炕烟薰的混合异味使人不禁有点发晕。那时候就是这情况，在城里小学，一走进教室就是一股异味，学生冬天也就一件空壳短袄，手腕和脚脖子上一层黑垢痂，这就是20世纪50年代的张掖，现在的人是想像不到的，但这种几乎令人窒息的异味被群众的热切期盼所驱逐，这不正是我吃苦锻炼的时候吗！我的劲头也越来越大，一面放映、换片，一面讲解，声嘶力竭地讲得我口干舌燥、嗓子发哑，一场幻灯片放映下来，我也成了土人，两个鼻孔也成了“黑烟囱”了。就这样，完了老乡还求着再放一个，再放一个，不肯散去。这就是农村唯一的文化生活。以后才慢慢有了电影队，那就更为稀罕了，县长亲自陪伴电影队下乡去放， 电影队的人那时就是“贵宾”了。
【张怀德自述 《上海知青支援张掖文教建设口述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