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冬天，重病中的周恩来在解放军305医院接受治疗，在又一场手术过后，苏醒的周恩来似乎已经预感到了什么。

他让秘书找到时任国家国务局局长的王冶秋，交代他办一件重要的事：“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请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务必把他最后入党的事写上！”

几个月后，周恩来逝世，举国哀痛。三年后，王冶秋把这件事写进文章中，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完成了周恩来临终前交代的任务。

这人究竟是谁？为何会让周恩来重病之中依然惦念，要求务必为他正名呢？

原来，他不是别人，正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奇人——杨度。在年龄上，他比周恩来毛泽东还要大上许多，是妥妥的革命前辈，然而一度却“臭名远扬”，许多人都骂他。

有人说他是民国“不倒翁”，有人说他精神分裂，而现代人更喜欢把他当做穿越者。这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他所做的一系列事件，如果不是提前知晓，很难让人想象他怎么能每一步都刚好踏在时代的浪潮上？

他参加了公车上书，齐白石是他的同门，蔡锷、梁启超是他的好友，他和汪精卫一起留学日本，怂恿过袁世凯复辟，帮助过孙中山革命，最后又及时从国民党转入共产党，周恩来亲自批示……

光看他这份履历，就让人忍不住惊叹：如果不是事先知晓历史走向，他怎么会每一步都踩得那么精准？真乃神人也！

也怨不得后人感到奇怪，杨度和这么多名人都有交往，参与过袁世凯复辟和国民党，最后竟还能成为共产党全身而退，难道此人真的是穿越来的？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民国“不倒翁”，到底是不是穿越者？

1875年1月10日，杨度出生了，他此时的名字叫承瓒，家乡在湖南省湘潭县，和毛泽东是同乡，但比毛泽东大了近20岁。

当毛泽东还是个两岁孩童的时候，杨度已经考中了举人，并且开始为国家的存亡而忧心了。在此之前，他还给自己改名叫“度”，字皙子。意思是要“度量天下之人”。

要知道在中国，考科举那都是跳龙门，录取比例之悬殊，是如今的高考完全不能比的，因此能考中的都是万里挑一的人才。而杨度才20岁就连中秀才和举人，那智商可不是一般人。因此他自幼便极富自信，立志要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这就是辅佐君王、建功立业。

然而，现实首先给了他一记打击。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参加的甲午科、乙未科会试都没考上，心情颇有些沮丧。这其实也没有什么，会试本身就不容易，科举取士毕竟只是挑选人才的一个固定模式，并不能证明杨度本人就没有大才。

巧的是，正是在杨度第二次参加会试期间，也就是光绪二十一年，正碰到了当时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组织“公车上书”：康梁发动了在北京应试的各省举人1300多人，联名上书光绪帝，反对甲午战败后签订的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这样的活动，有爱国之心的文人都不会落下，杨度自然也积极参与进来，虽然不是主角，但他也因此结识了梁启超、袁世凯、还有徐世昌等人，这为他以后的政治活动打下了基础。

但说起来，杨度此时毕竟只是个少年，20出头的年纪，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很难让人信服。但这时，一件事改变了他的际遇，这就是：拜师王闿运。

这事儿说来也有意思，不是杨度去找王闿运求教，而是王闿运亲自登门，收杨度为弟子的，可见杨度的真才实学有多厉害，神童之名从小传到大，连老师都亲自来收徒。

有了王闿运做老师，这无疑给杨度扩大了名气。毕竟王闿运是当时的名士，既是经学大家，也是文学大家，即便在如今，他的书籍论丛还是文学生的必读书目。

而于经学一途，王闿运也很有些成就，他主张经世致用，钻研“帝王之学”，也就是找到一个“非常之人”，帮助他去成就霸业，还百姓一个清明世界。他弟子众多，齐白石、刘光弟也在其中，在某种程度上，王闿运就像是鬼谷子一样，教授弟子，待弟子们去各自实现大业。

老师的影响是巨大的，王闿运的“帝王之学”奠定了杨度一生政治的走向。他渴望着像历史上的苏秦、商鞅那样能找到明君辅佐，迫切期盼着所学之物能尽早派上用场，施展自己的一腔抱负。

王闿运将杨度视为不世之英才，将自己所学倾囊相授，并郑重地告诫他：“皙子，以你之才，日后是大有可为的，要好自为之！”

按如今对杨度的研究看来，他也确实担得起“不世之才”的名号。他曾经对友人说：“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前一句是自谦，后面才是他的骄傲本色，可见他自视甚高：认为只要有帝王出现，必然要来以自己为师。这也为他后来选择君主立宪而做出了解释。

在王闿运这里学了三年，酷爱读书的杨度积累了众多思想学问，连王闿运都调侃他是“书痴”却“自谓不痴”。待觉得学得差不多了，杨度有了新的想法。

彼时的中国是慈禧把持朝政，皇帝并无实权，有识之士都看出清政府早晚要亡，但怎么亡？若真亡了之后又如何？这都是继续思考的问题。

1898年，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在长沙办学堂讲新学，杨度也去听了，蔡锷也在其中，两人从此结下了友谊。

又过了几年，到了1902年，恰逢当时流行留学思潮，杨度便瞒着王闿运偷偷到日本留学去了，还进了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和黄兴成了同学。

也正是在这时候，日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嘉纳治五郎，在对中国留学生进行的演讲中，一直称赞和推崇袁世凯，认为袁有致世之才。

这番话令作为台下留学生之一的杨度印象十分深刻，从此之后更是不自觉地关注袁世凯的消息，考察他是否是一条真正的“卧龙”。

但同时也是这个嘉纳治五郎，作为日本人，竟然当众贬低中国人，血气方刚的青年杨度当场就忍不住和他辩论起来，后来还就当时辩论的教育问题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上，为中国人争了一口气，也得到了留日其他学生的称赞和敬佩。

后来，因为经费问题，杨度不得不匆匆结束这次留学之旅，但这场经历已经很大地丰富了杨度的见闻，也让他感受到了如今中国羸弱国情下，连日本这弹丸小国都敢任意践踏！

这不仅刺激了他的爱国之心，更让他忍不住反思，并且有意识地研究日本的宪政模式，寻找是否有可借鉴之处。

就这样，杨度初步形成了他的“君主立宪”思想，而这套思想，则一直成为他今后为之努力的政治准则，也是让他在不久后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的罪魁祸首！

1903年，也就是杨度从日本回国的大半年后，他来到北京参加了政府新开的经济特科考试，而且极其顺利地考中了榜眼，也就是一等第二名。

就在他以为可以借此进入朝廷辅佐君主，改变中国困顿局面的时候，一切却突然竹篮打水一场空。

原来，慈禧太后恨极了提倡新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而当时的状元郎恰巧叫梁士诒，草木皆兵的慈禧越看这个名字越觉得不对，认为它有“梁头康尾”的感觉（康有为原名祖诒），因此认为梁士诒必定与新法有关。

“好哇，他们都要打入朝廷里头来了！”慈禧恨得牙痒痒，直接宣布将梁士诒除名。倒霉的杨度也受到牵连，不仅被除名，还被朝廷通缉，实在是有苦无处说。

无奈之下，杨度回老家避祸，还娶上了媳妇儿。但满腔抱负还未实现，杨度必定是安稳不住的。不久之后，他果然再次东渡日本，又一次来到东京弘文书院。

这次杨度的收获就更多了。在横滨，他遇到了梁启超，两人经常一起讨论政治、探讨祖国的未来。志同道合之人往往有说不完的话，哪怕两人的政治主张不尽相同，但都是一心为国的赤诚君子。

激情澎湃下，杨度为应答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少年歌》，其中“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慷慨激昂，让许多进步学生都热血沸腾，一时间名气很大。

杨度在日本东京期间还获得了一个隐藏彩蛋：这就是结识了孙中山。看过《走向共和》的朋友都清楚，杨度和孙中山曾数次就“立宪”还是“共和”展开辩论。

这两个同为祖国前途而日夜忧思的进步人士，“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 革保利弊，畅言无隐。”（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

虽然两人各持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杨度依然佩服孙中山的韧劲和对祖国的赤诚之心，把他推荐给了黄兴。而他自己，则继续完善他的君主立宪之路。

杨度和孙中山约定好：“若我成功，愿先生来助我；若先生成功，我必倾尽全力去助先生！”

很快，杨度迎来了他的机会。

1905年，清政府预备立宪，“五大臣”到东京除了考察日本宪政模式之外，还专门请杨度出山辅佐，杨度自然是欣然应允。

他撰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作为“五大臣”的考察报告，其中对中国立宪模式的考察与精辟的见解颇有价值，一时间名震四野。

然而，清政府的这套预备立宪，不过是掩盖清王朝苟延残喘的一块遮羞布罢了，杨度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的实质，心灰意冷，对清廷彻底失去了希望。

与清政府的假意立宪相比，袁世凯的热情给了杨度一线希望。日益如鱼得水的袁世凯，很早就留意到了当时还远在日本的杨度，并对他的君主立宪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还聘请他为天津府自治研究所的顾问。

就连清政府预备立宪起用杨度，也离不开袁世凯的推举。在这些接触中，怀着对知遇之恩的感怀和对袁世凯能力的信任，杨度逐渐认定袁世凯就是他要找的人，决定一心辅佐他。

光绪和慈禧去世后，袁世凯经历了一段低谷期，杨度一直不离不弃。待袁世凯东山再起，于1911年11月16日组建内阁的时候，点名杨度出任学部副大臣，相当于连升四级。

对此，杨度自然很是感激，他也十分尽心尽力为袁世凯做事，殊不知此时的他，每走一步都可能是万劫不复。

其实一直以来，许多人对杨度的主张有所误解，如今我们一听“君主立宪”，就知道这是错误的道路，不适用于当时的中国，但这都是历史论调，是后来人的眼光去看待历史。而历史有时候存在着很大的变性，许多东西并非表面看去那么简单。

在当时，杨度主张君主立宪是经过多方考虑的。中国的特殊国情自然是他考虑的首要因素。他看出了西方文明技术背后的野蛮侵略实质，也迫切地希望中国能赶紧通过改革进入现代国家之列，摆脱被欺侮的命运。

鉴于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君主统治，而目前时势证明又必须学习西方，因此他提出几点主张：

1. 中国国民之程度不亚于欧洲人和日本人，关键在于政府。因此“改造责任政府为中国今日救国之唯一方法。”

2．要有一个“君主”来保证国家的稳定和长久。

3．不能直接复制英国模式，但可以借鉴英国和日本的现代化政治经验。

杨度本质上是一介书生，他选择“君主立宪”，本身就有其保守的一面，希望避免大范围的流血牺牲，相对较为温和的，以改革的方式来挽救国家。他的爱国之心是毋庸置疑的，但他选择了袁世凯，注定从一开始就不会有结果。

其实对于杨度来说，他只是希望有一个“皇帝”，他也认为中国必须需要一个“皇帝”，但“皇帝”是谁，其实没那么重要。他相信以自己的能力，可以辅佐君主让中国立足于当今世界之林。

而袁世凯于自己有恩，又手握重权，加上个人情感因素，杨度选择拥护袁世凯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也正是这份恩情，让杨度迟迟没有看到袁世凯阴毒狠辣、玩弄权术的真面目。

1915年4月，杨度怀着一腔抱负写下了《君宪救国论》，主张“非立宪不足以救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