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功的创新就在于，故事为次，从唱词唱腔，不断融入各种带有鲜明的时代元素和地方色彩元素，使其更加贴近生活，直接拉近跟听众的距离，尤其加入各种插科打诨的内容，让人常听常新，百听不厌。

　　当然，张俊功的说书生涯几乎能在一夜之间走向高峰期，是整个大环境在变化。所以与其说，张俊功的说书一夜之间走向成熟，不如说，整个时代发生了剧变。其实张俊功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这时期，对于任何一个行业和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大有可为，很多人的才华和本事都有机会展示。给电影《北斗》配音之后，张俊功已经预感到，属于他大展身手的时代要到来了!1979年5月，张俊功重组甘泉曲艺队，自任队长。

　　大地春回，各行业复苏，新时期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在乡间，很多地方也不再搞各种政治禁忌了，各地重修庙宇，大办庙会，而说书是庙会上必不可少的节目，以张俊功的说书水平，各地庙会当然争相邀请他来说书，张俊功说书，是撑起整个场面的保障。只要有张俊功说书，不仅当地的村民会闻名而来，十里八乡的人也都奔走相告，不远几十里路上而来，只为现场听张俊功说一场书。

　　改革开放之初，张俊功已经闻名全国，他也早已非当年独身一人出道时候可比了，而是广收徒弟，成立了属于自己的说书团队。张俊功说书团队，走州过县，足迹不仅踏遍陕北各县，连邻近的宁夏、甘肃、山西、内蒙等地也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的独具魅力的嗓音和说书风格，唱响整个西北大地……

　　进入音响时代，陕北说书走向了市场，而张俊功的说书所创造的市场价值和利润更是成倍增长。1982年，陕西音像出版社为他录制了《快嘴》《武二郎打会》《卖婆姨》等说书磁带。录音机的普及，让张俊功的声音走进千家万户，响彻大街小巷，田间地头，凡张俊功的说书磁带上市，在短时间内便立即告罄，简直供不应求。与此同时，各种复制、盗版更是呈几何级增长，很多人买不到正版张俊功说书磁带，就买盗版的，即使盗版磁带，只要是张俊功的，在销量上也大有保障。

　　当时港台音乐和流行歌曲，也在内地风靡一时。但是在陕北地区，甚至在整个西北地区，张俊功的说书磁带，在销量上还是远超各类流行音乐磁带。当时还有人说，张俊功干掉了电影。这里说的是，当年电影下乡。在改革开放之前，民间的文艺活动受到管制，农民唯一的娱乐基本上就是每年有两场电影可看。不过说实在的，很多人看电影，主要是因为没有别的娱乐活动，看电影其实是看新鲜，但是电影上的故事，几乎没人记得。完全不同于说书，说书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故事，而张俊功说说唱唱及活灵活现的口技等表演，更是给群众带来巨大的欢乐，对其说书，很多人如数家珍，沉迷其中。

　　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市场意识，电影院也开始收票了，但很多电影院经营惨淡，无人问津，电影票根本卖不出去。后来电影院被录像厅所取代，尤其是港台武打等电影进入内地以后，录像厅才有了市场,但当时还是远没有张俊功的说书场子叫坐，张俊功每场说书，必然会产生轰动效应，出现人山人海的壮观场面，这当然是录像厅无法想象的，而电影院更加望尘莫及。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后，受开明政策所赐，张俊功说书再次走向民间，可以说，从民间来还是要回到民间去。而之前的韩起祥，使民间艺术走上了政治的舞台，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为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以编新书、说新话，来迎合随时变化的政治形势，因此尽管韩起祥不断出新，但同时对传统的说书没有更大的发扬，难以算得上推陈出新。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时代的开明政策出台，农村得到不断的解放，张俊功有了在民间社会活动的机会。他本人也表示，他更愿意当一个民间的说书艺人，而不愿意通过自己的一技之长成为“公家人”。有人说，张俊功一把三弦、一张秀口将陕北说书由庙堂拉回炕头。他的口头禅是，“我不爱跟公家人打交道”。他常对徒弟们说：“老牛力尽刀尖死，伺候君王不到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