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1月23日，姜登选从平津坐专车回沈阳，到达滦州时被郭松龄扣留，三天后遇害，死状极为残忍。

事后，韩麟春打开姜登选的棺材，发现棺内木板抓痕遍布，原来姜登选是在棺内被活活闷死的。

张作霖手下有“五虎将”，分别是郭松龄、张宗昌、李景林、韩麟春和姜登选，同为东北军的主力战将，郭松龄与姜登选有何不共戴天之仇，又为何会陷入同室操戈的局面？

此事先从二人的交集开始说起

郭松龄与姜登选早年便相识了，他们都曾追随过朱庆澜。

朱庆澜早年投在东北赵尔巽[xùn]门下，赵尔巽是清末正统大臣，曾历任数个地方重镇的封疆大吏，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出任盛京将军，1909年调任四川总督。

郭松龄毕业于奉天陆军学校，而姜登选则有留日背景，他们都受到了朱庆澜的赏识。

赵尔巽入川，朱庆澜追随，郭松龄与姜登选也都追随入了川。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当时赵尔巽已被调任东三省出任总督，四川总督则由他的弟弟赵尔丰接任。

赵尔丰为了镇压保路运动，不惜制造了“成都血案”，结果被迫下台，事后朱庆澜被推举为四川军政府副都督，武昌起义后又宣告独立，成立了“大汉四川军政府”，可惜后来遭遇川军兵变，最后被迫离开了四川。

朱庆澜思想开明，他与郭松龄、姜登选都是同盟会的成员，也都曾身居要职，姜登选出任过统帅部正参谋，郭松龄学历差点，也混了个营长。

但随着朱庆澜退出四川，他们二人也离开了。

相比之下，朱庆澜与姜登选的关系更为紧密。朱庆澜在黑龙江任职时，姜登选出任了黑龙江督军公署参谋长，晋升为陆军少将。

后来朱庆澜出任广东省省长，姜登选也到了广州，频繁活跃于南方。之后朱庆澜退出广东北上，姜登选也被北洋政府召回。

当时有人用“父子”来形容他们之间的关系，足见其密切程度。

姜登选归于奉系，源于一个人的推荐，此人就是杨宇霆。

杨宇霆也有留日背景，他与姜登选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相识。1922年，经杨宇霆推荐，姜登选辞去总统府的职务，正式加盟奉军，担任奉军总参议。

郭松龄的背景就没那么强大了，他在退出四川后就回到了奉天，而且还经历了张作霖发起的对革命党人的大搜捕，不幸被判了死刑，经同学营救才虎口脱险。

所以，在郭松龄的骨子里，对军阀没什么好感，一心想着革命，但要革命别人前，首先要革自己的命，那就是提升自己，让自己有革命别人的资本。

1912年，他考入北京将校研究所学习，1913年秋又考入中国陆军大学，学习了四年，之后被聘为北京讲武堂教官。

朱庆澜在广东时，郭松龄也在他的支持下南下广州，先后出任过粤、赣、湘边务督办公署参谋、广东省警卫军营长等职务。

更为重要的影响是，他还与孙中山先生见过面，并结识了对他思想影响比较的李坚白。

李坚白当时是北洋政府国会议员，在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时，他南下广州参加了国会非常会议，是议员之一。

李坚白认为，东三省要想得到改造，就要推倒万恶的军阀，而要打倒军阀，首先要把兵权握在手中，郭松龄深受这一理念的影响。

护法运动失败后，郭松龄从广州返回了奉天，后经奉天督军署参谋长秦华推荐，出任督军署少校参谋，也开启了与奉系军阀的人生之旅。

从上述郭松龄与姜登选早年的经历来看，二人必然是认识的，但并没有迹象表明二人有过深的交往。

那么，他们在归奉之后，两人之间的仇恨又是如何堆积起来的呢？

1919年，张作霖重新开办了讲武堂，郭松龄被聘为战术教官，但鉴于他之前是同盟会的成员，还声称要推翻军阀，张作霖对他并不信任，并没有重用他。

但郭松龄后来还成为奉系重要的战将，主要还是得益于张学良对他的提携。他们两人能合得来，则是因为在治国理念上是相同的。

他们都反对内战，反对勾结日军，主张合作共赢，以此实现国内和平。但这一理念与以杨宇霆为首的亲日派截然相反，他们勾结日军，一再发动内战。

而姜登选也是亲日派的主要成员之一，理念上的差异，自然导致各种表面矛盾。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张学良、郭松龄率领的奉军第三军从正面进攻直军，但进攻并不顺利，损失惨重。

之后由韩麟春、姜登选所率的奉军第一军，对力量相对薄弱的九门口发动攻击，并成功占领了九门口。

拿下九门口后，奉军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在会上，张学良提出抽调五个团的兵力增援韩麟春、姜登选，以扩大战果。

韩麟春等人并不这么想，他们认为张学良这是在抢功，但迫于压力又只好接受张学良的安排，不过嘴上不饶人，说了几句风凉话，说郭松龄可以乘机捞功了。

郭松龄这个人心眼小，性格耿直，眼里很难容人。对于韩麟春等人的奚落，十分生气，他说他郭某人从来不沾谁的光，他要从山海关正面打，不与第一军争功。

说了这话之后，他真的就不管不顾的要带着几个兵团要离开。对于郭松龄的行为，姜登选实在看不下去了，这是不听指挥，擅离职守。

于是，姜登选就向张作霖参了郭松龄一本，虽然此事在张学良的周旋下，最终郭松龄也没有受到什么处分，但郭松龄也彻底恨上了姜登选，这是一件事儿。

另外一件是，姜登选手下有个部属叫陈琛，此人在九门口大战中遇到上了直军最能打的大将彭寿莘，陈琛肯定不是对手。

郭松龄就故意找他的茬儿，说他不听调遣，以违抗军令的罪名逮捕了陈琛，还要就地正法。

姜登选赶紧跑去为陈琛说话，讲情，但郭松龄哪里肯听。之后姜登选只好去找了张学良，甚至一度跪在少帅面前痛哭流涕，总算是保住了陈琛一命。

第三件则是因为赏罚不公导致的，相比上述两件事，这件事造成的影响力更大。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张作霖要派人南下摘桃子，这可是肥差，谁都想去。

张学良向张作霖推荐郭松龄去做安徽督军，而姜登选则去做江苏督军。张作霖对此也同意了，但半路杀出一个杨宇霆，他说他要去做江苏督军。

杨宇霆是张作霖身边的红人，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战败后，张作霖开展了一场大整顿，一些元老派被排挤出局，而有留日背景的士官派则迅速崛起，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杨宇霆。

杨宇霆亲日，与张作霖的理念也是相同的，所以颇受张作霖的青睐，甚至对张学良、郭松龄都有所牵制。

所以，杨宇霆说要去做江苏督军，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而姜登选又是杨宇霆的亲信，自然还是有得做，就去当了安徽督军。

这样一来，郭松龄什么都没捞着，还白费一番心思。要知道，他在第一、二次直奉战争中都立有战功，因此，这件事极大的刺激了郭松龄。

数年来，姜登选在杨宇霆的庇护下，一路节节高升，先后作过东三省陆军整顿处副监、镇威军第一军军长，到江南摘桃子也带着他。

最后，姜登选又跟着杨宇霆丧师失地、大败而回，但依然毫发无伤，而且还被任命为第四方面军一个军团的军团长。

而就此，也就不难发现，郭松龄与姜登选之间的矛盾，如上所述，根本矛盾在于革命理念不同，所属阵营不同，矛盾本身不可调和；

其次，郭松龄自身的革命性较强，与杨宇霆之间的私人恩怨也颇多，而姜登选作为杨宇霆的亲信，自然也就成了郭松龄的眼中钉，其实他的死本就是奉系内部斗争的牺牲品。

姜登选之死与郭松龄造反有着密切的关系。

1925年11月23日，郭松龄在滦州屯兵七万，通电全国举兵造反，口号是：反对内战！惩办罪魁杨宇霆！张作霖下野！张学良上台！

郭松龄打算起事时，姜登选在天津，对于郭的举动并不知情，24日时姜登选乘坐归奉专车到达滦州车站，便被郭松龄扣押。

起初，郭松龄还优待姜登选，还给他送烟抽，说过几天就送他回平津。

之后姜登选得知郭松龄起事时，便对他破口大骂，骂郭松龄忘恩负义，当年被抓判了死刑，是张作霖饶了他一命，后来还让他在军中发展，才有了今天的地位。

还骂他，说张学良对他恩重如山，他却趁着少帅不在就发动兵变，真是个十足的小人。

郭松龄已顾及不了许多，下令将姜登选秘密处决了。姜登选死时，年仅46岁。

说来也怪，张作霖手下的“五虎将”，没有一个活过六十岁。

郭松龄活了42岁，张宗昌被枪杀时51岁，李景林生病去世时47岁，韩麟春病逝时46岁。

郭松龄起事以失败告终，当他被抓时，张学良本想保他，但他落在了杨宇霆手里，结局必死无疑。

1925年12月25日，郭松龄被枪决，终年42岁。临死前，他说：“吾倡大义，出贼不济，死固分也；后有同志，请视此血道而来！”

郭松龄死后，张作霖提出一定找到姜登选的坟茔，将他的遗骸迁回原籍安葬。此事是姜登选的生前好友韩麟春办的，好在还真找到了姜登选的坟茔。

当他们打开那口薄薄的棺材时，只见棺内遍布抓痕，用来绑手的绳索已经松开。原来姜登选被枪决时，并没有被打死，只是受了重伤昏了过去，之后一度醒来，最后活活闷死于棺中。

姜登选惨遭郭松龄杀害，他们之间有多大仇恨？郭松龄：不共戴天，实际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没那么苦大仇深，姜登选只是一个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