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讲述的第38个新疆故事（上）

我的故事有点长，分上下两个部分，同时发布，希望读者不要嫌啰嗦。

1969年，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正值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的整个社会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似乎每个人都被改造了，也就是在这样的年代，我出生了。

我叫王刚，1969年出生在河南的一个农村，那时候缺吃少穿，每个家里都过得很穷，穿的也是破破烂烂，小的时候只有到了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肉，但那个年代家家情况都差不多，所以也并没有觉得有多苦，但就是特别想吃肉。

那个年代唯一让我们能吃饱的就是红薯，煮的红薯、蒸的红薯、烤的红薯，冬天晒红薯干，用地窖储存红薯，来年春秋两季基本上天天都离不开红薯，也是从那时候起，对红薯产生了恐惧，要不是为了温饱，根本不都愿意去碰红薯。

到了1984年，那时候已经改革开放多年了，但农村的思想还是没有扭转过来，家里的日子虽然比以前好一些，但还是穷，只是不再饿肚子。为了改变家里现状，父亲破釜沉舟，借了不少钱，出门做生意，后来被骗了，全部赔了进去。

为了躲避债务，父亲带着我们一家三口人离开了家乡，来到了新疆，开启了我们新的人生。

因为躲债来到新疆，其实父亲也并没有跟我正式提起过，只是听父母在争吵时我隐约感觉到可能是为了躲避债务，无法面对亲朋好友，所以对于这一段故事，父母从来不愿意提起。

刚来到新疆时，我们的生活非常艰苦，也没有任何亲戚朋友帮忙。父母靠打零工赚钱，我来到这边以后就算是彻底辍学了，但由于年龄小，也没有干多少活，在家玩的时间多。

过了3年后，我们一次机会，就加入新疆建设兵团，父亲成了团场职工，连队有房子，结束了到处漂泊的日子，一家人总算稳定了下来。

那时候在新疆建设兵团种地，基本上不要本钱，都是团里统一采购，然后发到职工手里，比如刚种棉花，从棉花种子选择、上那种肥料、去哪里卖棉花等等，都是团里统一负责，你只需要除草、施肥、打顶、将棉花拉到指定地点去卖，最后团里统一算总账。

那时候也不知道团里、连里咋算的账，总是辛辛苦苦一年，不管是棉花丰产还是减产，一年到头总是存不下几个钱，一年剩下的钱也就刚刚够生活开支，存不下几个钱，但比在老家时生活要强一些。

但地方的政策特别好，成本是自己的，卖的钱也是自己的，就是说市场经济，买卖都是自己的，出现的结果就是可能今年赚不少，明年有可能赔掉，看天吃饭。从那时候父母就开始留意附近县里的种地情况，想着到地方去种地，那样可以多存一些钱，早点把家里账还掉。

当我25岁时，大概也就是1994年，我和团里的一个女孩子结了婚，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花费的钱多，那时候连新婚房都没有，结婚花的钱也很少，结完婚以后，和父母没有分家，仍在一起居住，这样我的压力就小很多。

第二年儿子出生了，小家就有了三口人，这时候我们分家，又重新上了一个职工，这样我也有了一分地，家里的生活自然也好了不少。

前面说到父亲一直在留意地方的土地时，这几年也有了结果，说是一些老板开垦了不少新地，自己种不过来，可以过去租着种地。

刚开始父母过去种地，我们小家在团里种地，5年后发现地方种地赚钱多，且新开的地种上几年后成熟地了，产量也高了。

后来的几年里，我们一家人就住在地边的土块房子里，每年就是种棉花，随着机械化的到来，从刚开始200亩到后来的1000亩，不断扩大规模，赚的钱也越来越多。

赚到钱后，我父母回了趟老家，把欠的钱加利息都还了，并且都多给了一些，终于完成了他们的心愿，但这时候他们已经不愿意回到家乡了，新疆就成了我们最温暖的家。

接下来父母的举动改变了我们家的命运，现在看来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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