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纪硕鸣

四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结伴在景区结束生命，求死之心非常决绝，官方和媒体都没有给出他们自杀的原因。这一走，给社会留下的又是什么思考呢？40多年前潘晓文章的人生观大讨论让人深思。

都是离开家乡外出务工的年轻人，最小的年龄23岁，最大的也不过34岁，正是人生最好的时光，他们却选择了轻生。

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对该事件发布了通告，事情发生在4月4日13时30分许，有三男一女四名游客，结伴在天门山景区山顶西线玻璃栈道出口约10米的位置跳崖，当中的三名男子当即跳崖身亡，另一女子被及时拦下，但因为跳崖前服了毒，送医院紧急抢救后仍医治无效死亡。

本是陌路人走到了一起，以一个相似的方式求死，这需要有多大的互通找到相同的认知？

警方透露的消息是，4名死者是通过网络群聊沟通策划了一起群体轻生。在跳崖前，4人都先服了毒药。跳崖前先服药，双重自杀，一心求死。遗言也一样，就一句话：“本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本人是自杀，与其他人无关。”

决定离开人世，没有多说一句话，没有任何对生活的抱怨。不为求去找理由，似乎简单。但他们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抱怨：以死为生，绝对是对生的绝望。是以行动验证一句名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刚刚走出疫情，那种随时都可能被死神召唤的苦况都熬过来了，本该就是可以过上拨开云雾见蓝天的日子。理论上，在他们的面前有生命的灿烂和希望的曙光。这个时候，他们选择了离开生寻求死。生很难，死却那么容易。

一直想不明白，死都不怕，生的难就不能跨越吗？更何况，处在人生最好的年龄段上，是应该充满向往的存在，真的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生的压力难住了？

还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以深入了解他们选择这条路的原因，但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中有一句话，回答了他们求死的共同行为。报道说：“如果要寻找四个年轻人身上的共同点，贫穷带来的磨难以及不断新添的变故或许是他们的共性。”

报道中说了4个年轻人背井离乡的穷况故事，折射出各种底层沉重的生存负担、家人疾病的压力、结婚难的鄙视等等困境。有网友说，“活着如果只是没完没了吃苦，真的会丧失活下去的意志”。

当欲望被失望替代，随之而来的就是绝望。这是逻辑更是现实。

问题是，当这种失去生存意志成为集体行为，从社会学角度一定要探究，其社会原因又在哪里？我们需要知道这种集体行为背后深刻的生存逻辑。

写下《薛西弗斯的神话》的法国作者阿尔贝·卡缪，是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卡缪认为，“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自杀意味着，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任何人必须活着的深刻意义是不存在的。”

社会需要关注的是，大疫灾后，不存在的“深刻意义”会不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如果真是，那才是更大的灾难。因为，在中国，这样处境的年轻人太多太多了。

记得十年运动结束后的1980年5月，署名潘晓的《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来信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彷徨、苦闷、迷惘和怀疑充斥信中，一下子打中了亿万青年的心。短短数月，编辑部收到6万封来信，掀起了一场人生观讨论的大潮。今天，社会是否又一次走在了十字路口？还需不需要有人生观的大讨论？

事发地天门山西线玻璃栈道是名胜。栈道之下就是悬崖，深崖底部林木丰茂，云雾缭绕。那里，是否真的比活着更有深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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