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中，袁国平伤重自戕，项英、周子昆被叛徒刘厚总杀害。1949年，南京解放后，袁国平、项英、周子昆的尸骨，根据刘伯承的指示，被移至南京雨花台，解放军华东军区在此修建三座烈士墓。

三烈士墓

项英的墓置于中间，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墓置于项英的墓两边。

1981年是皖南事变40周年。当年秋天，李一氓怀念昔日战友，赴南京雨花台望江矶凭吊项英，在墓前触景生情，赋诗一首：

秣陵秋染浅丹霜，

独有慌坟卧望江；

麦饭篮空惭无奠，

桐弦调走笑雌黄。

临危受命原无忝，

到死方休亦可伤；

四十年间云岭怨，

皖南山色自苍苍。

李一氓又把这首诗寄送给了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李一氓是当年新四军军部秘书长兼军法处长，他的身份让人敬仰，这首诗被陈列出来。翌年，安徽省委一位领导参观云岭新四军军部纪念馆时，看到了这首诗并品出了其中滋味：“独有慌坟卧望江……桐弦调走笑雌黄……四十年间云岭怨……”。

这首诗明显与“皖南事变”后，当时的中央给项英定性不同，当时中央有文件《关于项袁的错误决定》。这明显是为项英鸣寃叫屈。该领导报告给安徽省委，安徽省委上报中央。李一氓被中央书记处领导约谈，那首诗被撤下。

李一氓在其回忆录中并未提到这件事，还说：“至于我个人，很难有什么意见。”但是，这首诗现在在网上都可以看到。说明李一氓对主席批评项英颇为不以为然。

李一氓在其回忆录中说：当时中央通过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跟他说，派他到新四军去，是因为他与项英和叶挺都很熟悉，希望他能在叶挺和项英之间协调关系。

可是，叶挺和项英，始终“尿不到一个壶里”。项英明面上是新四军副军长，实际上是组织上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委，掌握新四军实际大权。

项英对叶挺看不来，认为叶挺是“南昌起义”失败后，躲避艰苦斗争，失去党籍的组织外“统战人士”。而且，穿着黄呢军装、马靴，经常拄着手杖，吃饭有私人厨师。而项英是粗衣布鞋，吃大锅饭。

叶挺被排斥在新四军决策层之外。虽经延安与周公1939年亲自来皖南调解，项英还是大权独握。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与项英结成一个圈子，叶挺势单力薄，说话没人听。

周公极力促进“将相和”

在“皖南事变”中，“百户坑”会议开了七小时，叶挺主张一鼓作气打出去。但是，项英怕打硬仗，担心伤亡大，不同意叶挺的意见。周子昆、袁国平不支持叶挺，项英又彷徨犹豫，气得叶挺跳脚：你（项英）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别拖了！

被包围的新四军四处碰壁，项英带着周子昆、袁国平悄悄溜走，企图单独突围，可又突不出去，又回到军部。在此期间，叶挺、饶漱石电报延安与华中局，上级命令叶、饶负责。

最终，叶挺执行饶漱石以组织名义与国军谈判，被俘。项英、周子昆被叛徒杀害，袁国平伤重自裁。李一氓化装突围到香港，再辗转来到江北新四军根据地。

“皖南事变”前，延安一再要求项英转移到江北去，项英一拖再拖。直到拖不下去，才不得不走。走时还不按既定路线，却向南绕行，给了蒋军攻击的口实。

项英的功劳是主力转移后，留在江西，坚持斗争。新四军成立之初，项英以自己声望，一呼百诺。把散处江南几省的游击队汇成铁流，开赴安徽。所以项英自然成了新四军领导的不二人选。

项英工人出身，到过苏联，见过斯大林，斯大林还送给项英一柄手枪。从苏联回来的人，大多看不起“山沟里的革命家”。

主席恰恰是“山沟里的革命家”的代表。李韶九处置“AB团”失措，激起“富田事变”，项英在处理这一事件，态度和缓，比较合理。

项英对“遵义会议”的结果不以为然，认为这不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所以对于延安发来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不置可否。

项英对新四军的行动有自己的考虑，他平时自诩：我虽然不是元帅，当个大将还是可以的。项英认为江南是除西北、华北之外的一个战略区，中国革命不能放弃。他想等日寇进攻，蒋军退走后，他再以黄山、天目山、仙霞山脉为根据地“独立开展南方局面”。对延安的新四军北上、东进的指示，爱理不理。

说起来就是看不起主席。当项英听说主席要与李进结婚时，要秘书杨帆搜集了李进在上海当演员时的一些事情，打电报给延安，反对这桩婚事。

事实证明项英并不是“大将”。只是一个固执己见，刚愎自用的人，用自己的性命为自己的错误埋单。在蒋军群狼环伺的情况下，不是早日脱离险境，而是对蒋方唯唯诺诺。他还没有吸取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教训。连带牺牲了新四军几千人。

李一氓曾经是主席的秘书，这一点许多人不知道，原因吗，李一氓自己不愿意说，知道的人也不愿提及。这是历史上的奇怪之处。黄祖炎烈士生前也是主席的秘书，在江西主席得了恶性疟疾，发烧、昏迷，黄祖炎连夜请来了傅连暲大夫。

但是，以后曾任江西省委书记的陈昌奉，当时是主席的警卫员在其回忆录中只字不提，主席其他身边服务人员也没有在公开出版物上提及有黄祖炎这个人。难怪有人说：回忆录都是为自己涂脂抹粉的。

被中央书记处约谈，李一氓以后出言谨慎，不再公开场合谈及项英。回忆录中也不再提这首诗。为何李一氓对项英深情缅怀呢？

作为当时新四军军部秘书长和军法处长突围过程中，也是历尽艰险，好不容易突围出来。而且突围过程中的一个难友在特殊年代被红ｘ兵小将诘难，胡乱攀咬，把李一氓和“杨、傅、余”事件中的余立金说成“皖南事变”中突围时被蒋军抓住叛变了。

李一氓因此被关了五年。

李一氓曾是主席的秘书。他在回忆录正文中丝毫没有提及。不像有的人是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与主席的关系，好像主席身边只有他一个人似的。比如，有人专门写主席的故事名利双收。而李一氓却从不主动提起他与主席的有这层关系。说明李一氓对主席缺少亲近感，或者说不对脾胃。

但是，李一氓在回忆录中却提到，他从上海到中央苏区后，在国家保卫局工作（局长邓发），同时暂时兼做《红色中华》的编辑工作。李一氓提到，当时项英经常给《红色中华》写社论，而且是绝大部分，李一氓笔下，项英绝不是工人出身向忠发式的大老粗。

当时这个刊物草创之初，人员不多，物资缺乏。李一氓有什么困难之处，就去到叶坪去找项英解决。项英以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的身份主持政府的日常工作。对李一氓的困难有求必应。

李一氓在回忆录中从没有对主席有这般温馨的回忆。

李一氓还提到，解放军建军节八月一日，也是由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主席项英于1933年正式发布的。

李一氓认为，造成“皖南事变”那样悲惨的结局，责任也不全在项英一人。

李一氓在回忆录中提到：“他（叶挺）在皖南曾给李一氓亲笔写了一封信，表示他很多苦恼，看来这种苦恼也不完全是和项英个人的关系。他（叶挺）说，居士不适合当一个大庙子的方丈 ，就是暗示他（叶挺）一个非党员不适合当新四军军长。”

把叶挺留在党外是延安总部的考虑，认为叶挺不是组织成员，有利于与蒋军打交道，特别叶挺与三战区的顾祝同同是保定军校同学，斡旋起来比项英方便的多。

可是没有考虑到对内。“山头”自红军就存在，一个“山头”的人到另一个“山头”，总有无形拘束。项英的未亡人被八路军来的张爱萍追求，就有人说：他（张爱萍）一个外来的，竟跟我们抢媳妇。

新四军一开决策会议，叶挺只得到别处溜达溜达。因为他不是组织成员，无权参加会议。这一点给他很大的刺激。一直念念不忘。以致抗战胜利后，被释放时，沈醉问他：出狱后，最想干的是什么？叶挺说，他要加入组织。

叶挺对新四军来说，是个“空降”外来户。他这个军长没有根基，唱“独角戏”。“百户坑会议”中，叶挺主张一鼓作气打出去的意见，周子昆、袁国平都不做声，只听犹豫不决的项英裁定。

贺老总手下的廖汉生、贺炳炎初到彭老总麾下，彭老总指挥也是不顺手，经贺老总严厉训斥后，廖、贺两人对彭老总的命令，坚决服从不讲条件了。

在李一氓回忆录中提到当年给中央的报告：我军行动迟缓的原因，（一）“项英同志始终动摇不定，有时想苏北，有时想皖南，拿保全力量作为不坚决迅速行动之掩护。……而叶希夷（叶挺）始终想得点子弹，后来闹僵。战区（蒋军三战区）则非行动后才发子弹，而叶（挺）则非子弹到手后才走。虽中央电到，谓得到战区的子弹与饷款只能认为是例外，叶（挺）笑语说‘不留一点情（指顾祝同），就发一万也是好的’。

（二）只有到后来中央书记处给项、袁、周的训斥电报到来后，同时得到情报（蒋军）四十师已到泾县、旌德之线，才决定行动。那时还是十二月二十九日，不知何故，一月四日才出发。当天大雨，清弋江水涨，工兵搭浮桥又耽误时间，军部走错了路，五日又大雨，六日晚才行动，敌人已部署完毕”。

在项英决定私自“突围”时，“项英一手拉住袁国平，另一只手伸过来拉住李一氓，一言不发，继续向里谭仓方向前进，几个警卫员跟在后面。

……李一氓认为项英要私下突围了，便问：“叫过老叶没有？叫过，老叶不来。”

李一氓说：我不同你们一块走。

项英说：你怎么办呢？

李一氓说：我另想办法。打游击，也得带几支枪在身边。脱离队伍，也要想办法把几个干部打救出来。我想把军法处、秘书处一些人及电台胡立教带出来，从铜陵、繁昌过江。

项英说：好吧！项英表示赞同，并同李一氓握手告别。

四十年过去，虽然项英确实拖拖拉拉窝在皖南行动迟缓，以致新四军军部及部队损失惨重。可是，项英。临走不忘李一氓这份情义，李一氓还是念念不忘。

因为特殊年代里，被攀咬成叛变，事实搞清楚了，还是不放人，在监狱里待了五年，对主席难免腹诽。

对项英的怀念，也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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