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文

1938年，清明节的前一天。张国焘走进了毛主席的窑洞。在主席的面前坐下后，开始自我批评。主席耐心的听过后说：人不会不犯错误，你犯了错误，给党和人民，给四方面军造成了很大损失，这是过去的事情了。只要你认识了，改正了就好，希望你今后继续多为党做工作，党和人民照样欢迎你。

接着，张国焘又提出到中部县拜祭黄帝的陵墓。他说：国民党政府要派人去，我们也要派人去，表示边区150万人民的心意。

历代统治者的确有在清明拜祭黄帝陵的先例，主席也不好拒绝。在沉思了一会后说：那好，你去吧！

第二天一早，张国焘就带着5、6个警卫驱车来到了中部县。在拜祭完黄帝陵后，他便对司机和警卫员说：你们回去吧，我要去西安。说完，就头也不回的钻进国民党停放在旁边的汽车里。

张国焘是跑了，但是他却抛妻弃子，把自己的妻子杨子烈和儿子留了下来。当时，杨子烈正在抗大学习，她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找到毛主席说：诶呀，怎么办啊？这个老家伙丢下我们母子就跑了，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啊。

主席一面看着他，一面对他说：张国焘，我们一起和他干革命20多年。他要走，要跑，不愿干革命了，那有什么办法！我们希望他回来和我们一起干革命才好。

杨子烈不哭了，他恳求的对主席说：主席啊，还是请您给我们做主吧！

当时有人主张要对张国焘的妻儿严惩，不过毛主席却仍然感念多年饿革命战友情。他在窑洞里来回踱步思考着，最后说：这样吧，你也到武汉去（张已从西安跑到了武汉），劝说劝说，做做工作，希望你们一起回来，我们照样欢迎他。对过去的错误，认识了、改了，就好嘛！

不久，杨子烈带着儿子到了武汉，结果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接着，张国焘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自行脱党。

1948年冬天，随着淮海炮声的响起，天下大势已经明晰。蒋介石也开始为撤退台湾做最后的准备，一场人才争夺战也就此打响。

蒋介石亲自拟定撤退台湾的上千人名单中，囊括了军界、政界、工商界，文化界、艺术界的精英名流。他的意思是将各界精英分子尽量带往台湾，不给中共留下任何可以借重的人才。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原则，这就是：凡中共叛徒，都不在撤离名单之列，要尽量劝说他们留在大陆。蒋介石为什么会这么“绝情”？他亲自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解释说：共产党胜利了，这些中共叛徒绝不会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走，再说他们也没什么价值了，让他们去台湾只会增加负担。

此时的张国焘已经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但即便如此，他也不能逃脱被抛弃的命运。

为了劝说张国焘留下来，毛人凤在家中设宴，并找沈醉作陪。

酒过三巡，毛人凤问：时局靡乱，不堪回首，张先生有什么想法？

张国焘也无限感慨说：太快了，四年的时间，八百万大军灰飞烟灭，真是匪夷所思。

毛人凤却说：我是问，张先生今后有什么打算？

听到这个问题，张国焘也一时茫然，想了好一会后，苦笑道：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再干了，只想到台湾寻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当个顺民，写点东西，其他的事都不想做了。

毛人凤打断他的话，说：你去台湾不如留在大陆。我替你分析过了，共产来了绝不会杀你，也会还会给你安排一定的工作。你留下来，我们在共产党内部就有了一位共事多年的来朋友，这比去台湾作用大得多。

听到这里，张国焘非常震惊。他紧张的追问：是你的安排，还是你的建议？

毛人凤和盘托出，这是“老头子”做出的决定。

这场宴会不欢而散。

但张国焘没有听蒋介石和毛人凤的劝阻，于1948年11月带着杨子烈和3个孩子来到了台湾。

来到台湾后，张国焘一直等待国民党给他安排工作，却一直没有任何音信。不安排工作，也不过问生活，他这个人好像根本就不存在。走投无路的张国焘，只好在台北的一家温泉旅馆附近租了一间民房。

为了住的舒服，张国焘自掏腰包购买木料，雇请师傅进行修缮。他们一家老小忙前忙后好一阵子，正要入住新房时，来了两名国民党士兵。

这两人对张国焘说：这是我们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租赁的房子，你们不能擅自居住。张国焘本想用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头衔吓唬他们，谁知士兵根本不吃这一套。他们粗鲁的对他说：不管你是不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房子我们要定了！马上搬出去，不要自讨没趣。

张国焘气的满脸涨红，杨子烈却感到事有蹊跷。她对张国焘说：两个士兵哪有这么大的胆子来找中央委员的茬，一定是保密局 在背后捣鬼，也许后面还有毛人凤和蒋介石在插手。

经过妻子的提醒，张国焘想起了那晚毛人凤对他说的话，“台湾不会欢迎你去的”！没办法，张国焘为了躲避灾祸，只得带着一家老小离开台北，来到香港栖身。

1949年冬天，香港九龙老街来了一个叫“凯音”的人。他携家带口，租住了一间三室一厅的房子。这房子面积不大，但租金却奇高。此时的香港已经是寸土寸金，因为这里是被英国控制，解放军没有收复，国民党也管不到，正好适合“凯音”这种人居住。

“凯音”就是张国焘。定居香港后，他在一家小报社当主笔，每天写点评论赚取生活费。他还和一群自称是“第三势力”的人物打得火热。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政治上失意、际遇类似的人。他们经常一起打麻将、和下午茶、摆龙门阵，有时还带着家人一起到郊外野炊。

1951年，正值朝鲜战争打得火热。战事带动国际金价暴涨，很多人靠着炒金发了大财。张国焘本来不懂金融，但耐不住寂寞，把全部家当投入金市，做起了黄金买卖。

一开始，行情坚挺，张国焘赚了不少钱。其实，只要战争继续，黄金一定是只赚不赔的买卖。但世事弄人，朝鲜战争很快结束。金价一落千丈，张国焘血本无归，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为了节省家用，杨子烈辞退了女佣，自己操持家用，但在上街买菜时摔倒了。张国焘只好四处借钱，好歹留下杨子烈的性命，但留下了终身残疾，成了一个跛子。

此时的张国焘一家人，内外交困，贫病交加。妻子卧病在床，老二读中学，老三读小学，全家五口都靠着大儿子薪水养家糊口。

因为朝鲜战争，美国重拾了对新中国的重视。但对于这个新对手，他们几乎一无所知。于是，杜鲁门下令在最短的时间内填补有关中共的情报空白。美国人认为，通过了解中共决策人物的籍贯、经历、性格、爱好、交往、家庭，可以分析新中国的政治走向。于是，张国焘走入了他们的视线。

中情局认为，张国焘十分了解中共历史，又听说他经济拮据，于是，投其所好，以美国亚洲研究中心的名义，登门拜访。他们以中国领导人有关经历为条件，许诺给予他丰厚的回报。张国焘也将自己知道的信息和盘托出，令中情局很是满意。

在20多次的见面结束后，美国人就停止了采访张国焘有失去了生活来源。但是，经过前几次的采访，他的“名声”却不胫而走。美国堪萨斯大学派人找到了张国焘，请他撰写回忆录，报酬是在写作期间每月提供2000港元的报酬。张国焘只好应允，并在此后的4年里写下近百万字的回忆录。书籍出版后，张国焘得到很大一笔稿费，这也成为张家以后10多年里主要经济支撑。

1968年，张国焘夫妇决定迁居国外，投奔儿子们。他次子在美国行医，长子和三子都在加拿大多伦多工作。张国焘先是到美国投奔次子，之后又到加拿大与长子住在一起。但是长子的工资也不高，原本养活自己的一家人都很勉强，再加上他们夫妇，生活就更困难了。

他们了解到，加拿大有关于65岁以上老人享受救济福利。于是，从长子家搬了出来，住进了免费的养老院，靠政府救济金过活。

1973年，张国焘中风了。虽然保住了性命，但是留下了偏瘫的后遗症。杨子烈也是残疾，加上年事已高，根本无力照顾他。最终，杨子烈与儿子们商量，将张国焘送进了公立养老院。

但后来张国焘病情又反复，已经一贫如洗的他急需一笔钱申请院外治疗。走头无路的夫妇二人竟向蒋经国发出了求助。

原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国焘在莫斯科担任共产国际代表时，曾救过蒋经国一命。当时，蒋经国卷入了“浙江同乡会案件”。在讨论对他的处理时，张国焘提议对蒋经国从轻发落，免去了流放西伯利亚之苦。

张国焘夫妇恳求老友联系蒋经国，蒋经国也感念他当年的救命之恩，就让人给他带了1万美金的支票。凭借这张支票，张国焘度过这次难关。

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在加拿大一家养老院去世，死后葬在多伦多的一座公墓中。据说，他是因为瘫痪而不能自理，最后被活活冻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