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被称为红军之父，我军永远的总司令，十大元帅之首。我军建军之初，就被称为“朱毛红军”。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从来都是不能分开的。

在很多影视剧里，朱老总的形象都是一个和蔼的老大爷，很多并不了解军史、党史的朋友们提起朱德，只能回忆起小学课本那篇《朱德的扁担》。对于他究竟做了什么，指挥了什么战斗，都一无所知。

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年过6旬、精力衰减的朱德更是隐藏于幕后，不似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粟裕那样指挥千军万马、纵横驰骋于各大战场。抗战之后，朱德已经很少在一线指挥战斗了。

然而到了1947年，朱德却在毛泽东的委托之下奔赴华北，前往了晋察冀根据地。而久未出手的他，决定再露一手。而这一招招妙手，竟在三个月内彻底扭转了局势。让此前骄狂万分、屡屡得手的傅作义彻底吃瘪，最终走向了起义之路。时间还要从内战开始前说起。

晋察冀解放区地跨山西、察哈尔、河北、热河、辽宁五省，它西依五台山，北枕恒山、燕山，东临大海，地形险要、沃野千里，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它包围和威胁着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张家口、大同、承德等大中城市以及平汉、北宁、津浦等铁路交通干线。

这是我军经过多年奋战，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的祖国土地。而这一片区域，也引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觊觎。

然而让首长聂荣臻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晋察冀解放区最强大的对手，并非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而是杂牌中的杂牌——傅作义集团。

我军通常对付国民党军，一般先从地方杂牌下手。相比于中央军，地方杂牌无论是装备、训练还是后勤，都要差上一些。然而晋察冀所面临的情况却恰好相反，作为地方杂牌的傅作义集团，竟然比中央军还要难打。

傅作义出身于晋绥军系统，23岁时毕业于保定军校，归属于阎锡山集团，并在北伐战争中立下了卓越的功劳。其后，傅作义参加了长城抗战，并在百灵庙之战中重创日军，粉碎了日寇吞并满蒙，进而灭亡中国的计划。

抗战期间，傅作义带领自己所部兵马，陆续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忻口会战、太原战役。1940年傅作义在河套地区大破日军，赢得了五原大捷的胜利。

作为一个名将，傅作义不仅善于指挥，同时也非常擅长于政治工作。在政治方面，傅作义处处学习八路军，重视与人民的鱼水联系，因此他的部队也有“七路半”之称。由于傅作义思想过于左倾，因此蒋介石还曾一度怀疑他与共产党暗通款曲。

内战爆发后，傅作义在私心以及蒋介石的逼迫下，成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马前卒。

1946年8月，晋察冀联合晋绥解放区，对山西重镇——大同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总兵力达到20万之多，兵力占据了绝对优势。蒋介石唯恐大同有失，于是他卖了个人情，将原属于阎锡山的大同，划归在傅作义的地盘之上。

蒋介石命令一下，对大同垂涎已久的傅作义积极响应，他带领自己嫡系部队——35军以及2个步兵师、4个骑兵师，共3万多人，兵分三路，向卓资山和集宁进犯。

9月5日，傅作义进袭卓资山。一开始，我军低估了傅作义部队的进军速度，以为敌军不会那么快来增援大同，即使出动少量兵力，我独立第一旅也能至少守3天。

谁料傅作义以卡车、骑兵为先导，如同风驰电掣一般到达卓资山，在人数上占据了绝对优势。仅用了8个小时，傅作义便占领了卓资山。

战局变幻如此激烈，作为指挥官聂荣臻和贺龙都是措手不及。现在中路门户大开，傅作义到底要北上进攻集宁、包抄张家口，还是南下凉城援救大同，或者在卓资山观望战局，必须尽快做出决断。

说时迟，那时快，傅作义在占领卓资山后，又向集宁方向突袭。此战之中，傅作义骗过了我军侦察员，瞒天过海，竟指挥3个师的兵力，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集宁城。而这一情况，也是我军指挥员所没能料到的。

9月10日，傅作义发动总攻。此战之中，我军虽然奋力抵抗，消灭傅军近一万人。但由于人数、装备上的悬殊，被迫于9月13日放弃了集宁。集宁之战失利后，使傅作义能够集中兵力向大同增援，我军只好忍痛撤围。

大同、集宁之战失利后，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张家口也完全暴露在傅作义集团的枪口之下。而张家口，也被蒋介石许给了傅作义。对于此地，傅作义可谓是志在必得。

傅作义侥幸获胜，一时间小人得志，竟猖狂地与我军打起了嘴仗。9月20日，傅作义得意洋洋地在《奋斗日报》中发表了一封给毛泽东的公开信：

“……被包围、被击溃、被消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的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聂荣臻所部的全部主力。”

字里行间中所露出的得意以及对解放军的极度轻视，让晋察冀军区的指战员们怒火中烧、愤慨至极。与此同时，这封信通过广播，还传到了朱德总司令的耳朵里。

朱德拿着这封信，对一位部队领导同志说：

“把它向连以上干部宣读一下，这叫激将法。人家骂我们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也不过如此。我们倒是要奇文共赏。”

或许在此时，朱德的心中已经酝酿出击破傅作义的计划。但在此时，傅作义的猖狂进攻还并未结束。此时，傅作义集结了大队人马，开始向张家口进发了。

由于敌众我寡，张家口已无险可守。经过了痛苦的思索，聂荣臻最终忍痛决定放弃这座好不容易从日寇手中收回来的大城市。

而就在此时，傅作义又故伎重演，他以700骑兵为先导，突袭并占领了张家口的屏障——张北。随后，傅作义又带兵直扑野狼沟。见此情况，聂荣臻只好加快了撤离的速度。10月11日，我军机关、部队在教导旅的掩护下，陆续撤离了张家口。

张家口沦陷后，傅作义为蒋介石再立战功，不仅威名提高了，地盘也扩大了。他狂妄地通电毛泽东：“这不是一个军事上的胜利，而必须称之为人民意志的胜利。”

傅作义已经猖狂到这个地步，看来到了必须要收拾他的时候了。在晋察冀的山区里，聂荣臻不断开会，给大家打气，试图振奋士气、重振军队。他告诉大家：张家口肯定是守不住的，它是一个大包袱，放下它回到山区根据地，就可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运动中歼灭更多敌人。毕竟，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活的灵魂。

就在我军默默养伤，准备重整旗鼓之时。晋察冀边区突然来了一位强援，而这位强援不是别人，正是我军的总司令——朱德。

朱德原本和毛泽东一起，转战于陕北的千沟万壑之间。但为了保证安全，中央还是决定将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分成两套班子：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精干机关留在陕北，指挥全国作战；以刘少奇为书记，朱德、董必武、彭真等人为常委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前往华北，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

在黄河渡口，毛泽东在与老战友朱德依依惜别之时，还特意嘱托：“请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

到达晋察冀之后，朱德并没有直接批评晋察冀军区的领导，而是频繁地与晋察冀的指挥官们进行交谈。他从冀中失陷一直聊到张家口和涞源，很快就弄清楚了很多事，但他把一切都放在心里，没有表态或责难。

在朱德看来，我军之所以屡次败给傅作义，输就输在“机动和灵活”之上。机动作战、集中优势兵力，原本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然而在初始的作战中，傅作义却反而是更加机动的一方。

傅作义部队多为骑兵，其嫡系部队——35军，虽然是步兵部队。傅作义却大花血本，为其配备了400辆崭新的美制道奇大卡车。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快部队行军的速度。由于敌军在速度和机动上超过了我们，因此敌军才会屡占先机，屡次打败我们。因此朱德所要做的，就是重新整编部队，让我军也快起来，机动起来。

在冀中干部会议上，朱德强调了打歼灭战的三大要诀：

一、集中兵力，主动作战。所谓主动就是让敌就我，而我不就敌，我能调动敌人，而不受敌人调动；二、打敌之侧背，包围歼灭敌人。打侧背需要胆量，要练出“欲打”敌人跑不了，“欲退”敌人追不上的本领。要发扬迅速、秘密、坚决的红军传统；三、要利用有利地形，将敌人消灭掉。

朱德所讲的一切，恰恰是晋察冀部队在正太战役以前，许多重要战役、战斗没能打成歼灭战的重要原因。

为了让我军彻底机动灵活起来，朱德做出了以下几个部署。

1946年6月，晋察冀军区曾经成立了野战军，但是作战效果并不是很明显。于是在当年12月，晋察冀军区撤销了野战军，晋察冀野战军指挥机构和晋察冀军区合并，作战由军区临时组织前方指挥所，只留下了3个野战纵队。

野战纵队和野战军是极为不同的。野战纵队主要依附地方生存，而野战军则独立于地方，拥有自己独立的保障机构，能够随时随地跨区作战，一切都由军区地方统一供应。相比于野战军，3个野战纵队的作战和调遣并不是十分灵活，后勤供应也做不到统一。

晋察冀军区之所以迟迟没能组织野战军，也是有历史背景的。抗战期间，晋察冀军区是日寇重点扫荡的地区。为了保证根据地的生存，晋察冀军区允许各分区指战员化整为零、便宜行事。

这种做法，使晋察冀仅用8年的时间，就从2000多人扩展到20多万人。然而这种形式，在协同作战、物资供应等管理层面上，却做不到统一指挥、统一调动，这也是解放战争初期，晋察冀缺乏全局指导能力，很长时间打不开局面的根本原因。

朱德曾对杨成武说：

“在这种形势面前，需要加强战争机构。晋察冀的野战部队还需加强，需要一个更强你的野战军指挥机关，野战军要适应打运动战和歼灭战的需要，使之成为一个更有力的拳头”

面对这种局面，朱德当机立断，决定恢复了野战军，重新组织晋察冀野战军的组织机构。新组建的晋察冀野战军的情况是：

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委罗瑞卿，第二政委杨成武，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潘自力。

野战军下辖三个纵队，第二纵队以陈正湘为司令，李志民为政委，下辖4 、5 、6三个旅；第三纵队，司令员是郑维山，以胡耀邦为政委，下辖7 、8 、9三个旅；第四纵队司令员为曾思玉，政委是王昭，下辖10、 11、 12三个旅。

另外，晋察冀军区还首次编成炮兵旅，将火炮集中起来使用。

从指战员的选择来看，朱德选贤任能，其原则只有一个：能者就上，不能者下。

这一举措，朱德分清了军区和野战军之间的权责，杜绝了扯皮。让野战军的动员速度，大大地加快了。

兵无粮则不能战。要重组野战军，就必须建立与之配套的后勤系统。

在朱德到来之前，各纵队、各旅甚至各团，都有自己的后方保障体系，都是进行独立核算。每个团都有自己的经济单位和店铺生意，而这也是抗战时期留下的老问题。

当时日寇进行扫荡，根据地被切割地十分零碎没法连成一片，物资补充极度困难，部队只能散开搞生产。我军在种地之余，也要发展一些油坊豆腐坊之类的生意。用以赚钱来补贴伙食等开销。归根结底，这是游击战争中的无奈之举。

但到了正规战时期，这种后勤形式就跟不上形势的变化了。武器装备、被服、物资都没法统一供应，后方勤务臃肿不堪，使部队难以轻便、灵活地作战。

于是朱德下达命令，所有军区和野战军全部退出经济生产，建立专门的后勤机构统一管理，各单位军归军、民归民，同时给干部家属提供相应待遇，供应按标准发放；各部队的军械弹药也要归公，不许私自截留小金库。

为此，朱德成立了军区后勤部，晋察冀军区参谋长赵尔陆兼任后勤部长，军区副政委黄敬兼任政委，统一领导晋察冀军区部队的供应、卫生、兵站、军工生产、交通运输、补充新兵、训练俘虏等工作。

在朱德的改革之下，任何一支晋察冀军区的部队，都可以凭手续，从就近兵站领取给养和武器装备。

后勤得到简化之后，野战军指挥机构更为精干，形成为适应打大歼灭战的有力拳头。与此同时，地方军的兵力也有所增加，晋察冀军区的总兵力已经达到23.8万人之多。

朱德所做的第三大举措，就是搬迁指挥所。晋察冀军区的总部长期都在阜平城南庄。但是朱德发现，阜平地区大多是山区，村庄小而分散，同外界联系不便。

当时之所以将指挥所设在阜平，是为了防止日寇的扫荡。但在解放战争之中，以阜平为指挥所就不合时宜了。

经过仔细勘察，朱德将目光标准了平山县的西柏坡。此地坐落在太行山东麓，此地交通便利，地势险要、四通八达，适合同各大解放区进行联系。

针对晋察冀军区的不利形势，朱德并没有接管指挥权，而是改变晋察冀军区指挥架构。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晋察冀军区之所以败给傅作义，其主要症结在于没能及时从游击战转向正规战，不能适应大兵团作战的需求。

而朱德所要做的，仅仅只是重新整军，让晋察冀野战军重整旗鼓，在短时间内成为一支能打歼灭战和大兵团作战的正规部队。

朱德之所以能成为当仁不让的十大元帅之首，不仅仅在于他智谋百出、指挥若神，更在于他具有高屋建瓴的顶层思维。南昌起义之后，朱德正是依靠他的整军能力，为中国革命保留下一颗小小的火种，最终在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和，最终形成如今的燎原之势。朱德，是当之无愧的“人民军队之父”。

晋察冀整军完毕之后，这支抗日强军的战斗力成几何式的飞跃。傅作义惊恐地发现，我军又一次成为了那支“”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的部队。我军的机动性上来之后，被动挨打的，反而成了傅作义集团。

1947年6月12日，我军发动青沧战役，仅用三天时间，我军便攻克青县、沧县、永清三座县城，消灭三个保安总队；月底又攻克徐水、固城，吃掉十六军、九十四军各一个团。

此战之后，晋察冀解放区和华东解放区沟通了联系，造成对天津的威胁，并震动了北平、天津的傅作义集团。

晋察冀野战军的反败为胜，让朱德颇为激动，他立即赋诗一首：

“国贼难逃千载骂，义师能奋万人心。沧州战罢归来晚，闲眺滹沱听暮砧。”

朱德到达晋察冀军区之后，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扭转了战局。他在给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的信中写道：“晋察冀工作，这三月已有改变。现在野战军已完全组成，所委人员已到职，人员补充正在进行……后勤已经组织好，支援前线已较前合理而有力，兵工大有进步。”

到了当年10月，我军发动清风店、石家庄战役，并一举攻克石家庄，成为我军在解放战争中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与此同时，此战还将北京以南的国军一扫而空，傅作义被迫龟缩在北平、天津、张家口等大城市，成了瓮中之鳖。此时的他，已经再也狂不起来。到了1949年，傅作义只好带领数十万大军投降。

反观我军，却越战越强，晋察冀全军上下顿时士气大振：张家口的失利算什么，我们有石家庄大捷！

粟裕曾高度评价朱德：“朱德元帅手把手教会了我们打仗。”虽然没有直接指挥任何一场战斗，朱德却依然是我军中最杰出的将领之一。能够缔造和指挥百万大军、让无数将帅服气敬礼的老帅，绝不是靠资历那么简单的，更因为他拥有力挽狂澜、成为军中支柱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