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就重点说一说，在宋神宗时代，司马光究竟和王安石是怎么斗争的，宋神宗对司马光的态度究竟怎么样呢。
提到王安石变法，人们的注意力大都被变法措施本身所吸引，但新法背后却另有一场深刻的政治变革，那就是政治风气。
王安石要顺利地推行变法，首先要把官僚队伍变成顺手的工具，消除一切反对声音。所以，当时政界有两条线，一条是推行新法的明线，一条是王安石统一言论、打击异己的暗线。在这条暗线上，首当其冲的就是司马光。
马王斗法，最主要的有三场。
第一场，一桩案子引发的争论。
山东登州一个叫阿云的女人，不愿与相貌丑陋的丈夫阿大过日子，持刀谋杀亲夫，但忙中出错并没有杀死，只是砍成了重伤。按天理国法说阿云肯定要判死刑，但登州知州许遵为了卖弄自己懂法，从法律中解读出可免一死的依据，判阿云流放。
这起案件引起重大争论，宋神宗便派王安石和司马光去联合覆审。王安石支持许遵，司马光反对。法律如何解读，有争论在所难免，但争论过程中王安石表现出强烈的唯我独尊的做派，几位宰相级的人物仅仅发表了一点反对意见，王安石就悍然甩出一顶政治帽子：凡是反对许遵的，都是朋党！
这引起司马光极大的反感。朋党政治是历朝历代都非常忌讳的，宋朝开国至今没有人敢蹚这个雷，王安石这话伤害了很多人的政治感情，特别是一向有政治洁癖的司马光。
但伤害又怎么样，王安石敢说敢干，借机敲打政见不一致的人。副宰相唐介因此活活气死，宰相吕公著、富弼愤而辞职，御史中丞吕诲被罢免。
第一场斗法，因为司马光谨慎持重，仍然想把争论局限于是非对错，而不是人身攻击，所以王安石并没有伤到司马光。
第二场，老臣开炮，马进王退。
导火索是韩琦开炮。三朝老臣韩琦上书指责新法扰民害民，宋神宗一向比较看重韩琦，不由得对新法产生一点怀疑。刚烈的王安石认为这是极大的侮辱，愤怒地称病罢工。
宋神宗似乎是真被韩琦说动了，居然下旨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枢密副使是副宰相级别的高官，与参知政事王安石平起平坐。
一时间反对派们欣喜异常，以为宋神宗是要改弦更张。但司马光的反应却令人大吃一惊：拒绝上任。
为什么呢？司马光向神宗提出，要我当枢密副使，就必须停止新法，撤销新法主管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停止王安石动不动就贬别人的官、进行政治清洗的做法。
宋神宗却说，司马大人你何苦非要这个清高的名声。司马光坚持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不能随意变革制度，这是政治底线，而不是什么政治名声。
第三场，宋神宗拉偏架，司马光两次被贬。
宋神宗本来想用司马光制衡王安石，给激进的变法稳一稳步子。却没想到论起执拗，这两个人一个比一个狠。
宋神宗内心深处还是向着王安石的，毕竟面对财政困境，王安石能提出解决方案，而司马光只会讲原则讲道德。
这场斗争的结果是，司马光被贬到长安担任知永兴军之职。王安石满意地复出，韩琦弹劾青苗法的言论被王安石彻底批倒批臭，范镇、苏轼、韩铎、孔仲举等一大批反对派，退休的退休，降职的降职。反而是一个名叫邓绾的小官，因为称颂新法而青云直上。
司马光忧心忡忡，这样搞下去，大宋的法度祖制、士大夫的心气，都将不复存在。在离京赴职前他向宋神宗上了三个札子，请求了三件事，第一是在永兴军暂不推行新法，第二是不要调发陕西的农民去戍边，第三是不要把所有兵力都压到西夏边境，而忽略内地的安全。札子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
到长安后，司马光仍然不顾一切地反对新法，结果可想而知，遭到朝廷严厉批评。司马光一气之下请求到陪都洛阳担任闲职，宋神宗这次没有再挽留他，照准。
那么司马光在洛阳都干了什么呢？他还坚持反对新法吗？这就是第三部分要讲的内容。
司马光被贬到洛阳，当了一个没有实际职务的闲官，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编修《资治通鉴》上，这一编就是十五年。
但是，司马光这面反对派旗帜离开京师，宋神宗的心情并没有好多少。宋神宗撇开王安石全力推动对西夏军事行动，结果新年刚过，他委以重任的陕西宣抚使韩绛作战失利，丢掉了之前收复的许多堡寨，朝野议论纷纷，韩绛代皇帝受过被贬为邓州知州，宋神宗沮丧至极。
王安石趁机劝宋神宗，要先解决好内政问题，等力量积蓄得足够强再对西夏开战，宋神宗只能同意。王安石统一思想、打击反对派的手段更加凌厉，开封城内设置逻卒，这些人专门在大街小巷观察刺探官员军民对新法的议论。开封城变成了一座不能随意说话的城市。
与此同时，王安石还两次下令到永兴军调查当地执行新法的情况，很明显矛头指向的是曾当过知永兴军的司马光，但因为查无实据，也奈何不了司马光。
恰逢新法反对派吕诲去世，司马光为他写了篇墓志铭，文中火力全开指责王安石破坏祖制、搜刮民脂民膏。有人将铭文送给王安石，王安石却大加赞叹，称赞司马光有西汉司马迁之风。
两位大政治家虽然路线不同、互为死敌，但却是灵魂上互相交底的诤友。我固然反对你，但我承认你是正人君子。这份特殊的交情，令人叹为观止。
司马光也没有闲着，他再次向神宗上书，对王安石当政六年以来的情况进行毫不留情地批驳，并指出问题的核心就是王安石的独裁作风。
司马光为什么会突然上这么一道书呢？原来这几年间，北宋发动熙河之役，庞大的军费支出掏空了国库，新法征集的钱粮根本不够用。同时，契丹与西夏互相策应，声称要与北宋重新划分山西段疆界，并索要当年被周世宗夺走的关南土地。
国力空虚，两面受敌，左支右绌。新法描绘的光明图景，难道就是这个样子？宋神宗与王安石产生了深深的裂隙，他下诏百官进言讨论新法得失。司马光瞅准了时机，这才上书批评王安石。
太皇太后曹氏和太后高氏也向神宗施压，说当今天下旱灾频频发生，西北民力枯竭，这是上天降灾警示人间，要把那些害人青苗法、免役法给停掉。一个叫郑侠的小官不失时机给宋神宗进献了一幅《流民图》，灾民流离失所的惨景，让宋神宗受到极大震撼。
各方压力之下，宋神宗无可抗拒，只好下诏免去王安石参知政事，把他外放到江宁府。其后虽然一度把王安石召回，但君臣之间有了矛盾，以“拗相公”闻名于世的王安石，和宋神宗再也没恢复君臣如同一人的亲密关系，不久他再次请求辞去参知政事，宋神宗黯然下诏同意。此后君臣两人至死也没再见过一面。
那么，司马光满意了吗？远远没有。
宋神宗并没有放弃王安石的思想路线，他一边重用吕惠卿、韩绛等新法骨干，一边推动元丰改制，把原本属于宰相府的权力收归皇帝，把宰相变成了高级秘书，大宋朝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宽容政治彻底消失，皇帝专制、极端政风像阴云一样笼罩了大宋。
司马光反对的始终不是王安石个人，而是过度敛财、破坏祖制、改变政风的新法。斗来斗去没有斗到点子上，反而培养出一个被王安石洗脑的皇帝，司马光痛彻心扉。
王安石罢相后的第七年，64岁的司马光突然轻度中风，他预感自己来日不多，赶紧亲手写了一篇遗表，以死谏的形式劝说皇帝一定要改变政策。
可是谁成想，就在司马光上表的同时，西北前线对抗西夏的重要城堡永乐城被攻陷，军队阵亡一万余人。这次失利为新法敲响了丧钟，宋神宗精神遭到严重打击，居然就此病逝，享年才三十八岁。
接下来，我就说一说第四部分，后王安石时代司马光走上前台，虽然竭尽全力改革，却没能扭转已经恶性分裂的政治风气。
神宗死后，十岁的儿子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滔滔垂帘听政。高太后是坚定新法反对者，她立刻请司马光回京担任副宰相。
按常理，司马光肯定要报被贬十五年的恶气，大刀阔斧地废除新法，打击新党。但事实完全相反。司马光太追求道德完美了，他想罢免新党，但拉不下脸去弹劾、去贬官，这种手段只有王安石才做得出来，我堂堂司马相公怎么能这么下作。
但新党个个盛气凌人，厚着脸皮不自动辞职，司马光完全没有办法。想改革，却缺乏套路和手段，司马光真难。
但天底下从来不缺有手段有决心的人。刘挚、王岩叟等台谏官员摸透了太后和司马光的心思，不顾一切地对蔡确、章惇等新党进行毒舌攻击，你不要脸我就比你更不要脸，你上纲上线我就比你更上纲上线。手段之狠、批评之重，比神宗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司马光简直傻了眼，他想要的根本不是这个，蔡确、章惇确实被打倒了，但政治风气却又更恶劣了，士大夫哪里还有什么节操？个个都成了党同伐异的工具。
司马光又得到了什么呢？全是失败的苦果。
第一，高太后学聪明了。司马光打不过新党，台谏官却把新党咬的大败亏输，高太后便撇开司马光，把谏官当成左膀右臂。司马光想恢复宽容政治的愿望落空了。
第二，废除新法失败，以免役法为例，司马光主张一刀切，全部改成新法之前的差役法，结果因为不合实际，遭到铺天盖地的炮轰。
第三，自己人也离心了。苏轼、范纯仁本来都是司马光的坚定支持者，但他们看不上司马光迂腐的政治理念，逐渐分道扬镳。
司马光还来不及品尝苦果的滋味，接踵而至的两个消息又把他打懵了。这两个消息，都与王安石有关！
第一个消息是，1086年四月，王安石在江宁病逝了，享年66岁。
斗了十几年，他毕竟死在了前头。司马光心里五味杂陈。在政治理念上，两个人是死敌。可是从私人关系上看，司马光从没有仇恨过王安石。
司马光毕竟是成熟老到的政治家，此时此刻天下人都在看着，司马光到底要怎样给王安石盖棺定论。
司马光是谁，光明磊落、光风霁月，在他请示下，朝廷追赠王安石正一品太傅，极尽哀荣。
这只是宽容王安石吗？非也，这是要宽容整个大宋朝廷，我们两个死对头都和解了，大家也都要和解，不要再斗了。
第二个消息是，范纯仁要恢复青苗法！
这个消息直接促成了司马光的死亡。当时司马光已经病重，他捐弃前嫌，推荐范纯仁为首席宰相，接替他继续废除新法。可是，就是这个亲密战友，居然背叛了他。
理由是什么呢？大宋缺钱花。
一切的斗争，在坚持是非观的司马光看来，都显得那么悲剧，那么幻灭。从他的角度看来，大宋朝廷已经是病入膏肓，是非已经不重要，为了利益一切都可以出卖。
司马光叫人抬着扶病进宫，大喊，是谁让陛下恢复害民的恶法。但这个呐喊苍白无力。二十多天后，司马光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八岁。
一年之内，司马光、王安石先后去世，大宋朝廷的天空黯淡下来。
司马光所担心的，后来都成了事实。
高太后死后，宋哲宗亲政，全面恢复宋神宗的新法主张。党派斗争进入高潮，王安石配享宋神宗庙庭，反对派重臣富弼则被赶出配享行列。司马光更惨，剥夺文正的谥号，临终前的官职被追贬为司户参军。朝廷变成了非黑即白的二元世界。
还有更严重的。哲宗死后，弟弟徽宗上位。奸相蔡京一手炮制了党人碑事件。以司马光为首的120人，被刻上石头，名为“元祐奸党”。
这背后意味着什么呢？大宋朝廷上，官僚集体分成了一个个利益集团，利益超越一切，引发越来越深的恶性分裂。朝廷失去了调节社会矛盾、应对内外打击的能力。最终，司马光去世后才30年，靖康之难爆发，结束了这个可耻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