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引自网络

食“民以食为天”，中国的老百姓历来注重一个“食”字。熟人见面，寒暄之词往往是“吃过了？”

－－“吃过了。

你呢？”

－－“吃过了。”

然而，就这么一个“食”字，却困扰了我们数十年。这里说的不是“三年大饥荒”，而是平常日子。

粮食定量供应，分大小口。成年人月供应标准多在二十五斤半到三十二三斤之间。

城镇居民二十五斤半。机关干部、教师等要多一点，好象是二十七八斤。

体育教师又比其他教师多一点，因为他们要带领学生跑，跳，打球，消耗能量多一些。

一线工人要多些，重体力劳动者则更多一点，有三十多斤。中学生也有二十八到三十斤，因为他们正在生长发育，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未成年的孩子则分年龄段，给予不同标准。孩子出生，凭出生证到派出所办理户口，到粮站办理粮油供应证，于次月正式供应粮油。

每人月供菜油四两。

农村中的农民称之为“农业户”。相对于城镇“供应户”，他们则为“另册”，注定是不平等的。

他们由公社大队决定口粮，每人一年大约三百多斤原粮(即稻谷)，秋后“分红”时一次性决算。口粮标准远不及城镇人口，对于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来说是不够的。能力强会算计的人家，从长计议，厉行节约，多种瓜薯豆菜，日子尚能温饱。能力不济的人家则总是青黄不接捉襟见肘，甚至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农村中的经济作物地区，如黄田石井坑茶林队，不产粮食，他们的口粮也到粮站购买；也发一张不同于城镇户的供应卡。称之为“经农户”。“经农户”比“农田户”事实上又要高“半格”，多了点保障。所以黄田的农田户总是想方设法迁往茶林队。一切米、面、杂粮，包括玉米、红薯、土豆、山芋干……一切由它们加工的制品，均凭粮证或粮票供应。但不是你想要什么，粮站就供应什么；而是粮站有什么，你必须买什么。一切食品店里的糕点零食，一切饮食店里的干饭稀饭包子油条粉皮发糕粉丝面条馄饨水饺……均收取粮票。粮站并不是全部供应大米和面粉，而是经常搭售杂粮，如红薯，玉米，山芋干。逢年过节则有可能搭售一点糯米、“富强粉”，供人们裹棕子、包饺子。平时一般没有。五斤鲜红薯抵折一斤粮，人们都觉得划不来。玉米、山芋干则是一斤抵一斤。山芋干质量奇差，多为淮北加工，不但脏兮兮，里头常有老鼠屎、破棉絮，而且发霉味苦，难以下咽。后来食堂变换花样，将山芋干磨成粉，做成黑黑的“汤圆”，照样难吃。粮食不太紧张的人家多半选择放弃。新鲜山芋和玉米多碎成小颗粒，夹杂在米里一起煮。小时候在榔桥养父母家，几乎顿顿是这样的伙食，我都吃怕了，不想吃。养母则耐心地告诫我：“小把戏懂事点，不好吃也要强强地吃一点。这种饭菜能吃得长就不错了。往后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日子哩。”后来，不幸被她言中。出门办事，不带足粮票是无法生存的，有钱都买不上吃的。

上海人真“精致”，居然发行“半两”的粮票。据说“半两”粮票可以买一根油条，或者买一碗小馄饨。武汉人则“大大咧咧”，传闻一根油条居然收二两粮票，那油条该有多大？多少人吃得起？远不及上海人会精打细算。

逢年过节发放肉票、鱼票、鸡蛋票、糕点票、糖票……平时没有。平时干脆不卖，或者隔三岔五地卖一下，或者刚开开门来，很快就卖完了。象征性而已。

猪肉不贵，最早四角几一斤，后来涨到七角几一斤。想买肉的人总是很早起来排队，冬天裹着棉大衣“猴”在街边等。天亮了，开门了，卖肉的来了，于是人头攒动，跃跃欲试，一齐喊：“一个个来，不准插队！”猪肉很快就没有了，说卖完了。后面排起长长队伍却又要空手而回的人不甘心，不满意，操娘日妈骂声不断。于是站在肉案边坦胸露背趾高气扬的屠夫不高兴了，将手中屠刀“咣当”一声掷于肉案上，大声嚷嚷起来：“你再骂，再骂？再骂老子撕你的B嘴！”－－“就要骂！肉到哪里去了？”－－“肉到哪里去了？老子吃了！一头猪老子一个人吃了！怎么样？有本事你跳天去，有本事你骂上头去！”

有一度，食品公司也动脑筋想办法，将猪肉分割成二两五钱一份，以篾编小盘盛起，排队购买者每人只准买一份。能买到肉的人多些了，但只有二两五钱。而且最后还是有人买不着。乡间的猪肉供应要好一些，不是十分紧俏。于是我们逢年过节常常结伴或托人到乡间去买。乡间为什么好一些？其中有一条原因确凿无疑：乡间农民更贫困，多数人买不起猪肉。相对而言，市场就缓和一些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太园公社下乡。当地供销社每天都有猪肉供应(不是天天杀猪，而是头天未卖完的肉次日再卖)。食堂炊事员老张，有时候单独买二两五钱瘦肉，做成汆汤肉，以大碗盛起，蒸于饭锅上。中午买饭时，锅盖一揭开，一阵香味扑鼻而来，令人直咽口水。老张连忙小心翼翼将汆汤肉碗端起来，搁于一边，口中念念有词：“不要弄泼了，这是张主任的。”张主任就是公社管委会主任张元涛。他间或请老张代他烹调这样一份汆汤肉，价值一角八分五厘。张主任不是沾食堂便宜，而是自费。凭心而论，那时候基层还没有公款吃喝，都得自己付钱。不久，我们一伙人参于太美大队筹办村史展览馆，都在大队食堂就餐。有一天村里杀猪，我们委托炊事员单独买肉炖了一罐肉汤，大家平分，每人一碗。感觉其味无穷。甚至后来几十年，每每喝汤之际总不忘记这一次;总觉得哪一次都没有这一次这么好吃。不知道什么缘故。

偶尔也发猪油票，更多时候还是排长队购买。如果卖炼过的冻猪油，人们的抢购心态则要平和一些。在那种食品匮乏年代，老百姓油水缺乏，猪油被认为好东西，金贵得很，常常被作为上等礼品送人。不象现在无人问津。我那时经常被抽到宣传部帮忙写材料，经常开夜差。部里的主办科员吴宗庆总是在食堂买些锅巴，夜里泡锅巴吃。一天，吴宗庆说：“小朱，今天晚上有好东西吃了。”－－“什么好东西？”－－“家里人带猪油来了。我们吃猪油泡锅巴，喷香。”猪油泡锅巴，再撮上一点盐，果然好吃，果然喷香。油条也奇缺。有一天儿子病了，食欲不佳。我问他：“想吃什么？想吃什么爸去买。”儿子说想吃油条。于是我立即出门购买。油条归“饮服公司”卖，就在荷花塘畔。我耐心地排队，耐心地缓慢前移。突然，卖油条的小萧喊：“没有了！卖完了！”我傻眼了，前面只有一个人了，就要轮到我了，怎么就没了？儿子竟如此命苦，想吃根油条都吃不上？他老子怎么这样无能，这么点愿望都满足不了？每每记起，总觉得对不起儿子。

蔬菜，豆制品，到蔬菜公司购买。豆制品按季度发票，蔬菜不凭票。蔬菜也是供不应求。每当来了一批蔬菜，如大白菜，辣椒，茄子，营业员们都要挑一些好的留下来，自己要，或者做人情。豆制品也是一样，臭干子酱油干子一到，她们立马将大而厚的干子留存起来(泾县卖豆腐干论块，而不是论斤两，厚薄之间差别很大)。动作之快令人嗟叹，如风卷残云。排在后面的人常常扫兴而去。那里面有我两个熟人，对我还算客气，每每“匀几块”给我。而我却无以为报，暗自羞愧。冬天蔬菜少，以青菜萝卜为主，以腌菜为主。入冬以后，各家各户乃至食堂，都要腌菜。高杆白菜上市的时候，人们便整板车整担地买来，晾晒在竿子上、墙头上、屋面上，青青白白，整整齐齐，很好看。晒软洗净以后，就可以腌了。腌菜用的是大缸，男人赤了脚进去踩。一层层铺菜一层层踩实(也有人间杂萝卜于其中)，最后将准备好的青石压在上面。便是全家人一个冬天的用菜了。单身汉的时候，我们吃食堂。食堂与食堂相比，差别也很大。我们文教局食堂最“吃蹩”，最差。一个管理员，一个炊事员，供应什么吃什么，清汤寡水；没有任何“门道”，没有任何额外的油水。我们便去附近商业局食堂就餐。这个食堂很大，所辖几个公司的干部职工都在这里就餐。经常有肉食供应，还有馒头包子，还有咸鸭蛋松花蛋，叫人刮目相看。文教局食堂没有，总是咸菜，山芋杆子炒青椒。但商业局食堂要收取“小伙食补贴”，每月一元五角。这份补贴本可以由单位支出，但文教局会计不同意，说这份补贴只能补给自己食堂。谁叫你不在本食堂就餐？后来发现县委会食堂也不差，也很大，花式品种也不少，我便去搭伙－－反正凭钱凭粮票，又不是白吃。我这样鼓励自己。时间长了，管理食堂的查会计也要我交“小伙食补贴”。我没得给，跟他扯皮：“我经常帮你们做事，买点饭吃还不可以？”－－“你帮哪个做事了？你又没帮我做事。”－－“帮你们县委做事呀。不信去问宣传部(“文革”期间叫宣传小组)。”查会计是个“大大咧咧”的人，无意顶真，便松动下来：“你回去要嘛，要到就给我。”县委食堂常有鱼肉供应，还有腊肠。一节一节的腊肠蒸熟了，不切成片，也不切成段，而是整节出售，三四寸长，要买就是一节。整节腊肠搁在饭碗里，有点怪怪的，容易产生不雅的联想。买饭排队，谁都一样，经常排起一条龙。有一次，王乐平书记排在我后面，隔了一个人。王书记拿一个大碗，拿一双筷子，仰着头，不时地哼上几句总也听不清的歌词；食堂里敲碗的声音不断，王书记偶而也掺和其中，也敲敲碗，问：“今天吃什么菜呀？”－－“包菜找(炒)肉丝！”(调侃，说炒肉丝里肉太少)－－“啊，好，好。”

平时，小县城里也没什么糕点甜食供应，记忆中最常见的是“香蕉酥”。逢年过节倒有一些应景的副食品，如端午的绿豆糕，中秋的月饼。也是发放票证、凭证供应。除凭票买糖外，病人还可以凭医生证明购买二两红糖或砂糖。因此有的人没病也去看“病”，只是想买二两糖。买什么都要票证。只不过有的票证常年发放，如粮、油、豆制品；而有的票证只在大的节日发放，才有供应，如鸡鸭鹅鱼蛋，糕点。这时候，相关单位要出去“组织货源”，就是到外地采购。采购到了，老百姓才有的吃。因此逢年过节是大人小孩最盼望的时候，最亢奋的时候，也常常是最辛苦的时候，最无奈的时候。菜场也罢，商店也罢，到处都在排长队，到处都在人头攒动，在拥挤，在骂骂咧咧，甚而争吵推搡、碰碰撞撞。平时太苦了，谁不想过年的时候一家人打打牙祭?岂只穿衣吃饭要凭证?女人用的卫生纸都要凭证。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老伴在天津工作，取道北京回四川探亲途中突然来“例假”，遂去商店购买卫生纸。营业员要北京本地的购物证，并强调说除了军人，其他人一概凭证。无法通融。大街上巧遇一位女军人，老伴遂向她诉说困难，请求邦助购买。想不到那位年轻女军人毫无怜悯之心，漠然离去。我的远房亲戚施某，住蔡村公社大康大队。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利用下乡机会去他家探望。夏天，正是烧晚饭时候。他母亲(我称呼姨娘)正在给几个小男孩洗澡。小男孩都只有八九岁十多岁，终日一丝不挂，四处窜耍，早已是满身泥灰。大的洗了小的洗，一盆洗澡水成了泥浆。洗过澡的小孩还是一丝不挂。只是不停地招呼：“不要再搞脏了！”那边他妻子(我称呼嫂嫂)在炒菜。一大碗南瓜炒好端上桌，小孩们即跑来用手抓，烫得咀里不停地吹气：“弗，弗！”待第二碗豆角炒好，南瓜则已经抢光了。嫂嫂一边制止一边骂：“这些小鬼，就象是饿牢里放出来的！”在当地，施家境况不算差。他父亲当过大队书记。他自己原先在地质队工作，后来不知怎么回家劳动。在地方上算得个头面人物。因为家口重，依然活得不轻松。

老百姓生活艰难，小吏们的日子也不轻松。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县文教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郝启富，有三四个小孩；妻子本来有工作，因为家口重，遂辞了工作，做“全职太太”，仅靠郝局长每月六十几元工资，日子过得有些拮据。城关小学照顾他，腾出房子给他们住，还将一块不小的菜园地给他妻子种菜。有一天我去他家，正是晚饭时候，饭桌上几样咸菜，唯一小搪瓷碗里蒸了一个蛋羹。“全职太太”说是给郝局长吃的，给他补补营养，因为他是“顶梁柱”，全家都靠他。孩子都不大，两三岁，四五岁，七八岁，他们都不吵不闹不争不要，仿佛习惯了似的。

民谣说：“四个轮子一把刀，白衣战士红旗飘”。是所谓当年物质极度匮乏年代里四种“吃得开”的人。

“四个轮子”－－开汽车跑运输的司机。他们在外面跑，比较活络，有机会得到别人难以得到的东西。

“一把刀”－－屠夫。猪肉紧俏，他们刀下便是人情。“白衣战士”－－医护人员。人总会生病，生了病必然会有求于他们。

“红旗飘”－－解放军军人，国家保障，身份显赫。

正如董郁玉先生所说：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居民几乎所有生活用品都被纳入到无所不包的配给体系，以致小至火柴和卫生纸这样的日用品都要凭票购买甚至还不一定买得到的严酷现实……”(《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