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苏德战争有了解的朋友们大概会发现一件事，那就是苏联红军往往会在不合时宜的情况下，发起非常莫名其妙的进攻。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说在苏德战争初期的反突击命令，斯摩棱斯克战役中红军也被要求率领部队反攻，甚至到了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苏联统帅部还是在要求红军发动反突击。就好像苏联不知道防御的必要性一样，一昧的要求部队发起不间断的反攻。

这是一个后人很难理解的事情，但在当时的苏联却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原因则是苏联红军所谓的进攻精神。

事实上，苏联红军强调的进攻精神是有历史原因的，这种观念和战法的起点则是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东线战场不同于西线，广阔的土地导致俄军和德军均不可能采取大规模堑壕战，彼此都更为重视运动战。这不仅让东线战场的运动战此起彼伏，也造就了一批善于运动战的将领，而这些运动战的经验也在之后被运用于了俄国内战之中。

俄国内战初期的红军不仅兵力上处于劣势，而且各处红军在实际上是被割裂的，四面开花的干涉军和白军已经把各处红军孤立起来了。这一局面导致了红军不可能通过稳扎稳打的方式赢得胜利，他们必须尽快打通各处据点的交通线。在兵力不占据优势的前提下，红军必须采用骑兵展开运动战。这不是所谓的战术风格或是战术倾向问题，而是当时的红军有且仅有这一个选项。

在俄国内战时期这一战术具体操作如下：红军会以骑兵组成突击集群，以步兵组成辅助集群，而炮兵则作为火力集群使用。具体的战役实施阶段，红军会用骑兵撕开敌人的防线、用凶猛的进攻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而辅助集群则占领突破口和延展战线，同时防止敌方夺回缺口的反击行动。火力集群则是为突击集群提供炮火支持，保障突击集群能够快速突破，同时确保辅助集群能够守住战线。

毫无疑问，进攻战术在当时是正确的，红军凭借进攻战术迅速赢得了的俄国内战的胜利，而在内战结束后红军也自然而然的将进攻战术保留了下来，使其成为了苏联红军最为主要的战术理论。尤其需要考虑到，在间战时期中西方国家普遍重视机动部队的建设，强调运动战是未来的主要作战模式，因此苏联红军就更加相信进攻战术的正确性，并最终使其成为了苏联红军的最重要的军事理论。

但对进攻精神的狂信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未来的红军出现了一种认知上的偏差，即苏联红军坚信进攻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且非常鄙视防御战和撤退战，他们坚信这是缺乏勇气的懦夫才会采用的策略。红军的将领们普遍相信进攻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终方案，而防御只能是被动的等待死亡和失败。摆在红军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进攻，还有一条路是失败，可失败不属于红军。

这个思路正确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战争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存在有多种战争形式，且随着技术的演变而发生变化。重视机动兵力和运动战固然是好事，也确实是未来的军事发展趋势，可因此忽视防御的重要性就很愚蠢了。红军从未假设过这样的场景——当敌人以强大兵力入侵苏联的国土，而红军发动的反突击又被敌人粉碎，此时没有做好任何防御准备的红军该如何捍卫他们的祖国母亲？

这就是摆在红军面前的客观问题，只不过这个问题在当时没有人去想，或者说没有人敢去想。红军坚信他们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没有任何敌人敢于挑战他们，他们在国境线上构筑的防御工事足以抵挡敌人片刻即可。因为红军随后就会发起凶猛的反突击，战火不会在苏联的境内燃烧，战火会且只会在敌人的土地上燃烧，红军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他们的土地，他们的血。

乐观，盲目的乐观情绪在苏联蔓延，而对这一理论提出反对意见的人多半会被扣上“失败主义”和“惊慌失措”的帽子，这在苏联可是非常严重的指控，严重到足以让人去卢比扬卡包吃包住，或是参加古拉格众生农家乐的程度。当然了，苏联内部不是没有人强调防御的重要性，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如斯大林、铁木辛哥、布琼尼、伏罗希洛夫、朱可夫等人都反复强调应加强防御，但大部分军官和高级将领对此置若罔闻，而当战争真正爆发后，苏联的高级将领们也将进攻精神贯彻到了实战中，而代价也是异常的惨重。

这里我们苏德战争爆发之初的反突击作为例子，当时苏联红军几乎是被德军打了一个措手不及，除了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西北方面军）因为在战斗爆发前就让主力部队以演习的名义向后运动，没有因德军的炮击和空袭出现重大损失之外，西部特别军区（西方面军）和基辅特别军区（西南方面军）都遭到了重大损失，不仅军区司令部遭到空袭，通讯设施也全面被毁，停留在各机场的空军机队也大多被毁，军区司令部与下属各部队几乎彻底失去联系。

毫无疑问，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苏联各边境军区就丧失了战争主动权，尽管按照战时预案各军区紧急改编为方面军，可这种番号上的变化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任何有军事常识的人都该知道，此时的红军能在边境的筑垒地带挡住德军就是祖坟冒青烟，发动反击更是不可能的事情，苏联红军唯一能做的就是防御，但就如同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苏联红军没有采取积极的防御措施，而是一股脑的开始了反突击。

其中，西方面军的反突击是在6月22日白天下达的，下达命令的不是苏联总参谋部，而是西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大将。巴甫洛夫在战前没有做好任何战争准备，但出于某种偏执，或者说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巴甫洛夫要求西方面军的全部部队，尤其是他手中的6个机械化军一股脑的发起反突击，兵锋直指比亚韦斯托克突出部，目标是和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主力展开决战。

而西北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反突击则是建立在6月22日夜间收到的《总参谋部第三号令》，这道命令实际上是同时发给多个方面军的，命令的核心宗旨就是要求他们发起坚决的反突击。其中，西北方面军被要求从考纳斯向比亚维斯托克方向展开，不仅要击溃德国北方集团军群的部队，还要配合西南方面军以钳形攻势合围德国中央集团军群。

而西南方面军接到的命令就更加疯狂了，除去要求他们坚守苏联与匈牙利的边境之外，还要求他们以第 5、6 集团军，至少 5 个机械化军和方面军全部航空兵向卢布林总方向实施集中突击，合围和消灭在弗拉基米尔一沃伦斯基至克雷斯特诺波尔正面进攻的德国南方集团军群，6月24日晚上之前前攻占卢布林地域，并在随后转向攻击德国中央集团军群，与西方面军和西北方面军联手将其粉碎。

相信大家都能看出来，这是一份匪夷所思且完全脱离实际的命令，如果这是一个和平时期的作战预案还好，可放到苏德战争的实际战场上就显得不可理喻。前线的红军连挡住敌人都难，哪有力量去执行反突击呢？更别说要去全歼德军了。但几个方面军也知道总参谋部做出这样的命令是有原因的，因为正是他们在此前发出了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的报告宣称已经制止了德军的进攻，这就直接误导了总参谋部，使得总参谋部认为局势已经得到了控制，反突击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当初有多自信，现在就有多痛苦，西北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现在必须为自己乐观主义付出代价了。尽管一部分尚且保持理智的军官认为这道命令无法被执行，但军队的政治委员和军事委员们，乃至一部分军官却持相反态度。以西南方面军的军事委员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瓦舒金为例，当西南方面军的参谋长普尔卡耶夫将军旗帜鲜明的反对总参谋部的命令时，瓦舒金就“义正言辞”的批评了普尔卡耶夫。

左一即为军事委员瓦舒金

“您所说的一切，马克西姆·阿列克谢耶维奇，从军事角度来看，可能也是正确的，但在政治上，我认为是完全错误的！您思索问题像个大军事家：兵力配置呀，力量对比呀，等等等等。可是您考虑过精神因素吗？没有，您没考虑过！那么，您该想一想，假如我们这些教育红军具有高度进攻精神的人从战争最初几天就转入消极防御，不加抵抗地把主动权拱手让给侵略者，那将造成多大的精神损失！而您还建议放法西斯分子深入苏联腹地！您知道，马克西姆·阿列克谢耶维奇，您是我们的战友，假如我不知道您是一个久验考验的布尔什维克的话，我就会认为您惊慌失措了。”

瓦舒金的话表明了当时苏联红军内部的精神状态——盲目、偏执，他们近乎疯狂的相信进攻精神，认为不能做出有违进攻精神这一根本性军事原则的决定，任何违背这一原则的人，都是惊慌失措的。这种观念不仅仅存在西南方面军里，而是在整个苏联红军普遍存在的，而这也决定了接到反突击命令的苏联红军必须发动反突击，哪怕这会让他们遭到毁灭的命运，苏联红军也会坚定的发起反突击，一方面是因为来自上层的压力，而另一方面则是他们真的坚信进攻精神。

而结果也很明显，战争初期的红军反突击屁用没有，西方面军的主力一头扎进了比亚韦斯托克突出部，随后便被从突出部两翼迂回的德军一举消灭，西方面军仅一周就几乎全军覆没，白俄罗斯也被他们丢掉了。西南方面军在杜布诺和德军爆发激战，超过两千辆红军坦克被打成了冒着烟的废铁，其机动兵力完全丧失殆尽，之后他们就不能发起任何有效的行动了、西南方面军也在拉塞尼艾战役里损兵折将，第3机械化军和第12机械化军被打垮了，里加防线也彻底丢失，没有什么能阻止德军向列宁格勒方向推进了。

事实上，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罗科索夫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曾记载了多次毫无价值的反击战，包括在莫斯科战役的防守阶段里，红军都还被要求全线发起反击，而这种反击除了损兵折将外没有任何意义。1942年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的爆发也是建立在乐观的进攻主义精神上的，结果造成了南线战场的崩溃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爆发。

或许苏联红军管着叫做大局观，可本质上这就是脑血栓，但凡脑子正常点都不至于做出这样的非人操作来。这一系列操作很难让人相信苏联红军是一支名将辈出的军队，看上去更像是一支由莽夫，蠢驴组成的军队。究其原因，是因为苏联红军在总体上是一支忙于扩军，缺乏理论指导，完全迷信于旧有经验的军队。苏联红军过于迷信他们的进攻精神，忽视了战争的一切法则和铁律，而这样做的代价自然是要用鲜血来支付的，由此也就有了苏联在战争中惨烈的伤亡了。但这并不值得后人同情，因为这是苏联人自己作死作出来，又如何值得让人同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