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战争之后，汉王刘邦根据军功之多寡，分封了八位异姓诸侯王，分别为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楚王韩信、韩王信、赵王张敖、梁王彭越、长沙王吴芮、燕王卢绾，然而项羽败亡次年、汉王刘邦称帝，之后便开始了平定异姓王的战争，至汉十一年（前196年），异姓王或被诛杀或被废除，仅存势力最弱的长沙王吴芮，异姓王的存在成为昙花一现的政治现象。有人认为此乃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之必然，有人则从“共天下”的视角分析异姓王的政治角色、探讨这一历史公案，也有论者通过对比高帝之仁义与诸王之悖逆，认为刘邦之平叛无可厚非。

汉初异姓分封乃是时势之必然，这一阶段刘邦迎合当时时兴的功利思想、因功分封，获得了能够争取到的最强的武装力量，从而赢得了楚汉之争的胜利。然而楚汉战争之后未几，异姓王几近消亡，乃是由于异姓诸侯王与高帝刘邦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政治伦理观念的分歧，这种分歧导致了异姓王和皇帝之间的猜忌积重难返，从而打破了汉初脆弱的政治平衡，异姓王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

秦末汉初之际，封王拜侯的功业思想时兴一时，不论是出身巷闾的平民抑或六国旧族都期望在天下逐鹿的过程中，能够有所建树，达到裂土分茅、归国立社的政治理想，如陈胜率众起兵后，令陈人武臣、陈馀、张耳北略赵地，并力劝赵地豪杰归降张楚：“今已张大楚，王陈，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诸君试相与计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士之一时也。”“豪杰皆然其言。”

由是可见，正是出于对这种“人豪”的认同，武臣轻易便收兵得数万人，“成封侯之业”、“成割地有土之业”乃是当时俊雄豪桀的政治共识，韩信、彭越诸人之所以死心塌地地跟着刘邦南征北战，也是因为刘邦秉持这一政治原则， 能够做到因功封赏。汉五年（前202年）正月，诸侯将相于定陶共尊汉王为皇帝，诸大臣劝进的理由是：“大王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大王不尊号，皆疑不信。 臣等以死守之”。不难看出，刘邦之定天下，乃是顺应时势，依军功之多寡分封土地与食邑，在天下群豪中赢得巨大的声望，从而获得群雄的拥戴。

可以看到，刘邦与异姓诸侯王的政治联盟，是基于利益结合的契约关系，他们之间的君臣关系非常的淡薄。李开元先生曾指出：“刘邦即位时，从形式上看，刘邦是继承了秦始皇所开创的帝位，汉王国也由此变成了汉帝国，成为了秦帝国的继承者。然而，从实质上看，刘邦即皇帝位，不过是霸业政治的达成，以汉为盟主，以各个诸侯王为盟国的反楚联盟的胜利宣言。”

刘邦

此分析的确非常准确，刘邦即皇帝位之前为汉王，与诸侯王的爵位是平行的，诸侯及汉将相一起拥戴刘邦上皇帝尊号，上疏中提到：“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诸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诸侯将相认为：在刘邦的主持下，功勋卓著的诸侯能够得立社稷，这是对功臣最高的恩赏。“社”者，土地神，“稷”者，谷神，依周礼，天子与诸侯，凡是有土地者都可以立社祭祀土神与谷神，如《左传・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请所用币。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礼也。’”《周礼・考工记》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可见西周时期的王宫之中，宗庙与社稷相对，居于王宫左右，是非常重要的祭祀场所。

因此，在汉初异姓诸侯王的心目中，高帝刘邦与周天子是近乎同等的地位，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而周天子与诸侯国之间还有血缘和宗法关系，可以用周礼来规范诸侯王的各种行为，但是高皇帝与异姓王之间仅仅是一种松散的隶属关系，虽然有了皇帝的尊号，定了上下之分，但诸侯王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可以“自置吏，得赋敛”，在置官、赋税等方面完全随心所欲，不受中央管辖，甚至有自己的军队，与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和大一统不可同日而语。

尽管汉初受封的异姓诸侯众多，并掌握着相当强悍的武装力量，但是这些诸侯王基本上都满足于“成割地有土之业”，其人生理想止于“封王”，心安理得地享受斩将刈旗后得来的富贵权势，并不想谋求更高的权位。

如赵王张敖，高帝长女鲁元公主尚赵王敖为后，史载：“汉七年，高祖从平城过赵，赵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礼甚卑 ，有子婿礼。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赵王的宾客认为：对一个诸侯而言，张敖表现得过于卑微懦弱，进言曰：“夫天下豪桀并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无礼，请为王杀之！”设若张敖想进一步攫取帝位，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契机，然而他的表现却是“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误！ 且先人亡国，赖高祖得复国，德流子孙，秋豪皆高祖力也。原君无复出口。’”“齧指以表至诚，为其约誓”，可见张敖的确心悦诚服地感激高帝能让赵国失国复立，认为只要光复祖先的王业，便能为万世之安，不再奢求“能者先立”的帝业。

彭越

再如梁王彭越，在陈豨之乱中因病没有带兵，“使将将兵诣邯郸”，引得高帝大怒，以此事为由，直接导致了后来梁王被削地、流放、醯醢。彭越惨死后，梁大夫栾布哭祭彭越，无畏刘邦“有敢收视者，辄捕之”的禁令，为梁王仗义执言：“当是之时，彭王一顾，与楚则汉破，与汉而楚破。且垓下之会，微彭王，项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传之万世。今陛下一征兵于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为反，反形未见，以苛小案诛灭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栾布与彭越乃故交旧友，他深知彭越并没有觊觎帝位之心，只希望能够将“王业”世代相传，却遭到灭顶之灾，栾布控诉了刘邦对异姓诸侯王的残暴无情， 也反映了异姓王与中央的关系愈加紧张。

纵观汉初异姓诸侯王，被削地、夺爵的理由往往是“谋反”，实际上有据可查的主动起兵叛乱并不占多数，并且仅淮南王英布一人明确提出“欲为帝耳”，陈豨起兵代地之前是赵国相，反叛后也不过是自立为代王，可见当时诸侯王相当认同裂土为王、割据一方的政治格局，如赵王张敖、楚王韩信，都曾面对宾客的游说，都有机会自立为王、为帝，但是不约而同地维护高帝，止步于“成割地有土之业”，可以说“王业”思想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

刘邦观秦始皇巡游，曾发出“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喟叹，楚汉之争胜利后，刘邦在诸侯将相的推举下即帝位，终于实现了他的人生理想。然而不难看出，刘邦的天下共主与始皇帝的绝对皇权不可同日而语。秦始皇对“古之所谓帝者”颇不以为然，于琅琊台上刻字云：“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可见其为皇帝对行郡县、大一统的自负之心。

反观异姓诸侯王之所以拥戴刘邦为帝，非常重要的理由便是“又以辟陋之地，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立有功，平定海内，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不以天下为私的刘邦能够“与天下同利”，无论道德上、功业上无疑都是无可指摘的，显然是诸侯盟主的不二之选。因此，高帝之分封异姓王，乃是基于军功多寡的权力分享，虽然被冠以“皇帝”的名号，但彼此之间的地位、身份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依然是盟主和盟国的关系。与西周“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不同，异姓诸侯王与汉廷之间不能用血缘宗法制来维系，他们之间仅仅是一种以功利目的结成的松散联盟，双方的君臣名分淡薄，隶属关系更是非常松散，这种分封格局在汉初已经显现出不稳定性。

其实，早在楚汉之争开始，项羽的谋士武涉已经看出刘邦有“其意非尽吞天下者不休”的野心，如今堂而皇之地登上皇帝的宝座，完成了从“汉王”到“汉帝”的转换，即使此时刘邦空有“皇帝”名号，却首先在政治伦理中占尽先机。 史载：高祖即位后，“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虽有“皇帝”尊号却无恭敬之礼，叔孙通采古礼与秦仪而制礼，依此礼：“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当是时，刘邦已经认识到：在大一统的皇权秩序中，皇帝之贵在于拥有惟我独尊、至高无上的地位，可以说，这也是高帝的皇帝身份意识的真正苏醒。

刘邦

刘邦所慨叹的秦始皇的帝业，就是为帝者要建立“家天下”的专制帝国，以保证皇帝的至尊地位与最高权力， 并且这种专制权力只能在本家族内承袭。基于此，汉廷必然要求打破各霸一方的政治格局，消除所有威胁刘氏皇权的潜在力量，建立“家天下”的专制帝国。基于此，异姓诸侯王分享权力的格局很难长久存在下去。史载：高祖六年（前201年）“十二月，人有上变事告楚王信谋反，上问左右，左右争欲击之。用陈平计，乃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楚王信迎，即因执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贺，因说高祖曰：‘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埶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故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矣。’高祖曰：‘善。’赐黄金五百斤。”

可见，在高帝的心目中，对有血缘关系的刘姓子弟的信任远远凌驾于异姓王，于是逐渐背离因功封王的初衷，开始因亲封王、以拱卫中央，将同姓诸侯布置在全国的战略要地， 除长沙国作为与南越国之间的缓冲地带，力量微弱不足为患，其余异姓王渐次消亡 ，“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齐王肥、淮南王长、楚王交、吴王濞、代王恒、赵王如意、淮阳王友、燕王建和梁王恢，天下已完全为刘氏所有，刘邦“家天下”的企图变成了现实。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异姓诸侯秉持王业分封、割地而治的政治理念，与刘邦“家天下”的帝业思想背道而驰，双方自我定位的差异，造成君臣之间的伦理错位：异姓诸侯王将刘邦视为“天下共主”，认同分封而治的政治格局，刘邦则秉持“家天下”的帝业思想，要成为大一统的皇权秩序中的天子，诸侯王不能分割皇帝的专制权力。

在刘邦与异姓诸侯之间都没有明确这种政治定位的前提下，双方没有共同遵守的、清晰的游戏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造成双方互相猜忌、互不信任，造成政治秩序的不稳定性。如陈豨之乱中，梁王彭越称病，未能亲自出征，而是派遣大将领兵前往邯郸助战，引发高帝震怒。依照周礼，诸侯是周天子的臣属，带兵随从天子出征作战是一项义务。实际上，“梁王称病”应该确有其事，有学者论及“汉十年，彭越已是六十岁的龙钟老者了，加上天下大定后多年的养尊处优，恐怕确实已经不堪披甲执锐、为王先驱了”，并且梁国也并非袖手旁观，而是派兵遣将襄助高帝，刘邦的勃然大怒更多的是源自不断膨胀的皇权，不能容忍梁王对君命有丝毫的违抗。

陈豨之乱不仅导致了梁王彭越的惨死，已被贬为淮阴侯的楚王韩信也被吕后用计斩杀，彼时“高祖已从豨军来，至，见信死，且喜且怜之”，史家寥寥数言道出了刘邦对异姓王矛盾的心理以及微妙的君臣关系：虽然彭越、韩信对高帝几乎唯命是从，但是对地方割据的异姓诸侯，高帝始终心有芥蒂，面对淮阴侯之死，既对“国士无双”的韩信抱有惋惜之情，也庆幸皇权的一大威胁被去除了。

卢绾

异姓诸侯王中，与刘邦关系最为亲密、深厚者，莫过于取代燕王臧荼居燕王位的卢绾，两人同为丰人，史载：“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卢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高祖、卢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两家羊酒。高祖为布衣时，有吏事辟匿，卢绾常随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卢绾以客从，入汉中为将军，常侍中。从东击项籍，以太尉常从，出入卧内，衣被饮食赏赐，群臣莫敢望，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至其亲幸，莫及卢绾。绾封为长安侯。”

从史料分析可知，虽然萧何、曹参等能够因为忠于职事、才干卓越而得到刘邦的礼遇，但是讲到亲密的关系和被宠信的程度，无人能及卢绾。因此虽然刘邦对于功臣按功封赏， 基本上做到了公私分明、公平合理，但是对于卢绾之封，完全是出于与刘邦的亲厚关系，对于卢绾封燕王，群臣也很有默契地表示赞同：“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封王后，论及与中央的关系，“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可见，刘邦并没有把卢绾视为“功臣”，而是“近臣”。

做了燕王的卢绾与刘邦却开始心生罅隙，导火索是陈豨降将告燕王与陈豨有牵连，刘邦召其到长安对质，卢绾称病不行，向幸臣坦露心迹：“非刘氏而王，独我与长沙耳。往年春，汉族淮阴，夏，诛彭越，皆吕后计。今上病，属任吕后。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此时卢绾已经把自己放到彭越、韩信、英布等人的队列中，而异姓诸侯王的下场让卢绾如同惊弓之鸟，失去了与刘邦沟通的机会，双方的信任从此崩塌，这对相互信任、亲如兄弟的朋友，最后竟然以兵戎相见，恐怕在分封之初，两人都没有料到会走到酿成悲剧的地步。

经过秦并吞六国、一统天下的历史阶段，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发展已经是大势所趋，虽然要求分割权力的分封制还有一定的市场，但皇权的膨胀已经无可抗拒，异姓诸侯王与刘邦的政治理念的差异，注定了双方政治思维与行为的分歧，这种分歧超越了主观愿望和个人感情，汉初的异姓分封也成为昙花一现的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