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正始时期的两位杰出思想家，阮籍与嵇康都对老庄道家思想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并对它们有着不同程度的解读、接受和践行。无论是阮籍的“以庄周为模则”，还是嵇康的“笃好老庄”并宣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但一者老庄二人思想本就有所差异，二者阮籍、嵇康二人根据个人禀赋、喜好的不同，按照各自的思想进路，对老庄思想进行了个性化的选择和解读，从而产生了理论旨趣和表现形态的不同，进而导致精神境界、人格理想、人生追求的差异。
对于阮籍和嵇康的不同，古人早就注意到了。刘越在《文心雕龙》里就曾评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这虽然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进行的评价，但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二人在思维方式、性格禀赋和表现形态上的差异。阮籍使气以命诗”，表明他情感充沛，长于行情表意，善作诗歌；嵇康“师心以遣论”，表明他心思深沉，善作论文。这正合于历史实际。如果从接受老庄思想的角度看，阮籍敏感灵动，近于庄子的浪漫唯美；嵇康缜密透辟，合乎老子的朴素睿智。
刘艇所说的“使气以命诗”是指阮籍具有纵放的情感和敏捷的文思，且长于诗歌，善于把握时代的脉搏，具有诗人的气质。因此，阮籍的诗文如《咏怀》、《达庄论》、《大人先生传》均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也就是说阮籍长于感性行发，是个性情中人，所以他的思维常常显露出注重形象性的特征，但往往缺少抽苗剥丝般的逻辑体系的建构。
在这样的思维引导下，阮籍更加倾向于接受庄子的思想。因为相较于《老子》一书，《庄子》所具有的汪洋恣肆、瑰奇多姿，更合于阮籍长于感性行发的性情。与老子相比，庄子比较强烈地感受到了外物的“不齐”，认为人们往往太看重这些外在的差异而扰乱了内心的宁静并且进而破坏了人的纯真本性，因此庄子强调“齐物”的思想，试图从主观上消弹外物之间的差别，追求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悅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的精神境界。
在庄子看来，自然不过是一种外乎人身的宇宙秩序，因而他以齐一万物、逍遥神游为根本宗旨。阮籍的思想正合乎这种认识。他始终是面对着“人间世”来解读《庄子》的。阮籍用渗濟的热情和诚挚之心将《庄子》的思想学说与当下的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力图对困扰自己和他人的重大人生问题予以解析，试图协调尖锐存在的个体与社会、自然与名教的矛盾，为生逢乱世的士人们找寻一条安身立命的大道。
在阮籍看来，人世间的汤武、许由、孔丘等“圣人”都不值得崇拜，他想要摆脱世俗的束缚，并且打碎世俗的偶像。因此，在《大人先生传》中，他表明世俗的名利得失、是非标准以至于圣人、名人都是短暂的，他渴求一种契合宇宙本真的永恒宁静的心境。从中可以看出，阮籍与庄子一样，他们都敢于鄙弃传统的世俗观念，都敢于否定儒家的权威标准，也都表现出了对精神自由的向往和对世俗生活的厌恶，这是一种超然入世的态度。
不过，“使气以命诗”的阮籍对于庄子思想还有更深层次的继承。他觉察出在庄子那里，理想的超越抑或幻想的逍遥，都必须纳入现实的生存中才可得见，因此庄子的精神无论驰骋多远，最终还是要从想象回到现实，要走进现实的人生。但纵情使气的阮籍却怀着更加高傲的心态，始终幻想着能够“超世”，彻底摆脱现实世界的约束，凭空追求一种心灵的绝对自由和精神的超越。
因此他说这是一种超越具体时空、超越理性的境界，是一种与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深度契合的精神境界。所以说，通过阮籍对庄子思想的个性化解读，我们可以看出他并非一个纯粹的哲学家，他的诗人气质和深刻的觉察能力，使他在理解庄子思想时显现出浓烈的诗化色彩和幻想特征。
“师心以遣论”的嵇康。高晨阳先生认为“‘康师心以遣论’，说明他善于独立思考，不依傍他人之见，能依据于自己的理性作文章。在这样的禀赋作用下，相较于阮籍而言，嵇康似乎对老子哲学的兴趣更为浓厚。他在《幽愤诗》说自己是“托好庄老，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身。”诗中虽然将“庄老”并列，但从全诗的内容看，作为一个较为纯粹的哲学家，嵇康的思想实际上是倾向老子而非庄子。
因为嵇康与老子一样，他更多地看到了外物与内心、社会与人性的对立，认为礼法名教破坏了人的自然本性。因此他认同老子清虚自守、返朴归真的根本宗旨，赞成老子主张“道法自然”，并且把顺自然而为解释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专气致柔”，像天真而未幵化的婴儿一样生活的本真状态，以此维护内心的宁静和本性的纯粹。
带着这样的认识，嵇康在对《庄子》进行深入探究的时候就表现出与阮籍所不同的解读方式，主要体现在他的清醒领悟和脚踏实地的个性特色。嵇康是以清醒的心态来解读《庄子》。他公开宣称老子和庄子都是自己的老师，其中“吾之师”三个字既包含了准确把握老、庄的理论的意思，更体现出将老、庄的思想作为自己人生的指南去身体力行，实现庄子思想与个人人生实践的融合。事实上，嵇康也的确做到了这种融合。
作为生活在个体意识觉醒时代的一员，嵇康无法不接受以个体为基点的新的人生观念的影响。因此他更多地将审视的目光凝聚在人的身上，所以在他的著作中，我们总能够看到贴近人间生活、面对鲜活生命的作品。嵇康并不仅仅关注如何延长人的生命，而是通过养生来阐发他对生命的理解和对人生的定位。通过他的精心构筑，引导人们走进理想的精神家园，潇洒而诗意地栖居于世界之中。
因此，由于个人禀赋、兴趣性情和接受进路的不同，阮籍与嵇康分别对老庄特别是庄子作出了富有个性的解读。其中，阮籍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走向了庄子虚无缥缈的精神境界，而嵇康则将庄子返归自然的精神境界变化为人间境界。
觉醒人生的价值建构。由于阮籍与嵇康在接受老庄思想上的倾向性差异，致使二人在感受世界时釆取的方式有所不同。阮籍主要是面向人间世的感悟和体验，以“情”入世；而嵇康则主要是凭借独立思考，单刀直入地审视人生，以“理”入世。因此在这样的人生觉醒进程中，两人的精神境界和人格理想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不同。阮籍追求着觉世而逍遥的精神境界，建构起了“大人先生”的人格理想；嵇康则走向了醒世而独立的精神境界，建构起了“宏达先生”的人格理想。
绝世而逍遥的阮籍。“觉”是感悟、体验，“觉世”就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体悟。阮籍在庄子思想的影响下，以他聪慧的心灵充分感知所生存的现实世界，为了弥补现实世界的种种不足，他在心中建构起了一种超越现实的精神境界和理想人格，以此来获得心灵上的安慰和精神上的满足。
阮籍以庄子“齐物”、“逍遥”的哲学思想作为自己精神境界的理论来源和依据。在他看来，万物本来浑然一体没有差别，只是由于人们从片面或侧面看问题，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才造成“不顾其本，各言我而已”的状况，产生认识上的偏差或对立。
他认为，如果能够变换看待事物的角度，站在宇宙整体或全局的立场看问题，那么就会发现宇宙万物在根本上是没有差别的，这就是阮籍对‘‘齐物”的理解。他同时把“齐物”作为主体认识的结果也上升为一种无差别的精神境界。可见，阮籍是把精神境界的追求过程理解为主体在主观上消與外物差别的过程。我们可以将这一过程概括为“觉世而逍遥”的过程，即站在对宇宙万物认识新的觉察角度，把精神境界定为消除外物差别后所获得的一种混纯不分的状态。
阮籍认为万物都出于自然，在自然之外并不存在另一个宇宙，所以天地就是自然。在他看来，宇宙天地包容着万物，万物也同在宇宙天地之内。万物经由自然之“道”表现出来，本质上都是由气构成，因此宇宙与万物没有本质区别。由此推开，阮籍认为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固然会有各种差别，但究其本质而言还是“气”之变化。因此，诸如生死、是非、福祸等问题也就都消除了，因此便可以超越掉，“齐”掉。
阮籍所向往的自由之境并非存在于人世间，而是一种超尘绝俗的想象。他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获得一种无差别的精神境界，追求自我解脱和自由。面对残酷的现实，阮籍期待着内在心灵与外在行为和谐统一的世界的到来。他生存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站在现实的此岸，眺望理想的彼岸，却永远也无法超越现实。因此，他所苦苦求索的精神境界最终也没能实现。
阮籍觉世而逍遥的精神境界落实到人格理想上就是他笔下的“大人先生”。他在众人面前只讲一些玄妙的道理，不涉及是非好坏，也不品评人物。这种谨言慎行的牵度自然是为了在险恶的社会环境下全身避祸，以应对司马氏的血腥统治。
阮籍对人格理想有“破”有“立”。他抨击所谓的“士君子”们每天只知追名逐利，惶恐不安，因而失去了身心的自由，他们表面上遵从礼法规矩，实际上是不了解自己的生命意义，自以为是又可悲可耻，这是“破”的一面。在激烈揶揄批判的同时，阮籍对他理想的“大人先生”作了富有感情的肯定和赞美。
这种“不与世同”的超越是对于自我、社会和自然界最根本的超越，是阮籍经由庄子“齐物”的认识而获得的。为了强调“大人先生”的理想人格，阮籍还对这种绝对自然无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想社会状态进行了进一步诠释。
他认为人类社会从无君无臣，没有礼法和差别的原始状态幵始，在这样朴素本真的状态中，人们的自然本性和意志由于没有约束，反而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快乐，真正做到如“大人先生”般任情性而逍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