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维吾尔族人民的杰出代表包尔汉同志，生前长期担任国家领导人，他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各族人民都不会忘记他。　　

包尔汉

包尔汉是维吾尔族人，祖籍新疆阿克苏，1894年出生于俄国喀山省特铁什县，1912年回到新疆定居。他出身贫苦，从小就饱受剥削压迫，因此对旧制度十分仇恨，从青年时代就产生了反抗旧制度的思想。他与维吾尔族青年中的一些有识之士组织了一个争取民族解放的秘密组织，开展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组建这个组织时，他们明确表明：维吾尔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坚决同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时，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民族分裂的言行。他和维吾尔族其他进步青年一道，同极少数怀有个人野心、主张分裂分子进行了多次面对面的斗争。

1929年，包尔汉到德国留学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感到马克思主义是为广大穷苦人求解放的学说，是真理。在德国留学期间，他还数次前往苏联，亲眼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看到了苏联人民高涨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看到了苏联人民幸福的生活，看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他由此确立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1933年，包尔汉在苏联参加了革命组织，不久后回到新疆从事秘密工作。

1935年，包尔汉参加了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任民众部副部长，次年又任该会代理副委员长。他在参加领导新疆地区革命活动中，结识了时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会长的共产党员俞秀松，并且在俞秀松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二人在革命斗争中结为至交。通过俞秀松，包尔汉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历史，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读了当时在新疆难以见到的毛泽东著作油印本，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的思想和事迹。他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充满了崇敬和热爱。

由于包尔汉从事反对新疆反动统治者的革命活动，1939年他被盛世才关押到监狱中。在监狱里，他用维吾尔文写下了一首诗——《崇高的敬意献给毛泽东》：

　　我是一颗由您的光辉照亮的星，

　　用真诚的意志为您开辟的道路而奋斗。

　　无论狂风暴雨、山崩地裂，

　　都扑不灭我心中对您的无限热爱的火炬。

包尔汉用这首诗，表达他对毛泽东的热爱之情，同时也以此来激励自己继续同反动派进行斗争。　　

上世纪30年代，包尔汉任新疆省设计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驻苏联斋桑领事。1945年至1949年，任新疆省民政厅副厅长，迪化专区专员。1946年，他参加了新疆三区革命。此后，新疆省政府改组，他出任新疆省副主席。改组的新疆联合政府夭折后，他改任国民政府委员，后来又出任国民政府新疆省主席。在此期间，他无论是从事革命活动，还是参加新疆地方政府领导工作，都反复讲这样的道理：“新疆两千多年以来就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新疆不是一个民族的新疆而是各民族的新疆，正如中国不是一个民族的中国而是各民族的中国一样。”

当时，有一些怀有个人野心的人，拉拢包尔汉参加所谓“新疆独立”的活动，都被包尔汉严词拒绝。他认为，这些搞分裂的人，不是受到反动派的利用，就是抱有个人目的，他们绝不是为了维吾尔族人民的利益，而是在损害维吾尔族人民的利益，损害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他们同反动统治者实际上是一路货色。在他参加的革命组织中，他决不允许搞民族分裂的人参加；在他领导的政府机构中，决不收留一个民族分裂分子。　　

1949年9月，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随着解放军胜利进军的脚步，推翻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经指日可待。在西北战场，彭德怀指挥第一野战军解放了兰州。第一兵团第一军、第二军解放了西宁。之后，第二军发挥连续作战精神，翻越祁连山，进至酒泉，兵锋直指新疆。

就在这个时候，在新疆却有少数分裂势力，试图趁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决战之机，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他们阴谋搞一个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而一些外国势力则对此态度暧昧。国民党当局虽然反对分裂，但当时他们的统治正在土崩瓦解，也顾不上这些了，仅仅向国民党西北地方军政领导人表示，要反对分裂，再没有具体指示了。

当时，国民党在西北的主要势力有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马步芳，副长官马鸿逵、马鸿宾，青海兵团司令马继援，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等。他们手中还有较强的军事力量。他们考虑到，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即将崩溃，他们的力量早晚会被解放军消灭。他们虽然不赞成分裂，但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口头上不公开表示赞成分裂，在实际行动上，却打算与搞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势力合流，退往新疆，苟延残喘，日后再另寻他图。而新疆分裂势力手中缺的就是军事力量，他们也想与马氏军事集团合流，依靠他们的军事力量搞分裂。

在此情况下，当时担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的包尔汉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明确表示：决不允许搞分裂。当时，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包尔汉立场一致。他们决心走和平起义道路。但是，要把和平起义变成现实，面临着重重困难：一是在驻新疆的国民党军队中，有少数顽固分子反对和平起义，誓死效忠蒋介石；二是新疆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到处散布谣言，蛊惑人心；三是陶峙岳手下的一大批人对起义后的去向和生计如何，心中无底，因此犹豫动摇。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积极争取新疆国民党驻军和国民党新疆地方政府和平起义的方针。

1949年7月25日，毛泽东向正在苏联进行秘密访问的刘少奇通报情况的同时，指示代表团的政治秘书邓力群尽快赶到新疆伊犁，在那里建立和北平的无线电台联系。邓力群很快带3名报务员和一部电台，于9月15日取道莫斯科，秘密进入新疆，建立了与毛泽东、正在率部进军新疆的彭德怀及中共驻苏机构的电讯联系。邓力群在新疆做好三区革命领导人的工作时了解到，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坚决主张和平起义，他立即将此情况报告中央。中央令邓力群即刻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做和平起义工作，并将张治中给陶峙岳、包尔汉的电报发到邓力群电台。邓力群带此电报稿，从伊犁到迪化，当天就见到了包尔汉，将张治中的电报交给包尔汉。

包尔汉见到中共中央代表，十分高兴，他即安排邓力群住进自己家里。第二天他就将张治中的电报交给陶峙岳，并且和陶峙岳达成和平起义的一致意见。

包尔汉不仅自己非常明确地表示，要坚决实行和平起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而且以自己新疆省政府主席的身份，对驻新疆的国民党部队、新疆上层分子、新疆各少数民族首脑人物做了大量工作。他当时已经56岁，仍不顾自己年高体弱，四处奔走游说，做那些动摇不定者的工作，有时还将一些重要人物请到自己家中，彻夜长谈，争取他们对和平起义的支持。包尔汉很快就与国民党在新疆的军事领导人、新疆各少数民族头面人物、国民党新疆地方政府上层人物达成了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的一致意见。

在争取和平起义的工作做得差不多时，包尔汉于9月19日通过邓力群电台致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毛主席：

　　解放军胜利完成人民解放伟大事业，谨致无上之欣祝。经决意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脱离关系。兹已准备一切力量消灭反动势力，接受领导，俾每一角落，共庆新生，以完成贵党所领导的整个中国之解放。特电敬布衷忱，敬礼钧鉴。

　　尔汉申皓叩

毛泽东收到包尔汉的电报后，十分重视，也十分高兴，在与中央其他领导人商议后，即于四天之后，回电包尔汉。这封回电也是通过邓力群电台转到包尔汉手上的，全文如下：

包主席：

　　申皓电悉，极感盛意。新疆局面的转变及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贵主席鼎力促成。尚望联络各方爱国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军入新疆之行动，为解放全新疆奋斗。特此布履，敬颂勋祺。

　　毛泽东 申梗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包尔汉内心非常激动，他终于能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劲头也更足了。他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在进一步做好新疆和平起义工作的基础上，于1949年9月25日与邓力群一起，促成陶峙岳通电和平起义。紧接着，包尔汉于26日即率新疆地方政府通电起义，新疆宣告和平解放。　　

新疆和平解放之后，包尔汉受到中共中央的充分信任，仍然请他担任新疆政府主席，并且多次邀请他代表新疆地方政府到北京参加全国性重要会议，参与对全国重大事务的讨论。包尔汉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许多党员的接触中，更加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为中国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政党，是为了维护和发展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政党，是为中国绝大多数人服务的政党。他在新中国刚刚建立时，就萌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但当时中共中央新疆分局还没有成立，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客观组织条件还不成熟。新疆和平解放后不久，中共中央建立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党在新疆有了领导组织。这时，包尔汉向党组织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对此非常欢迎也十分关心。1949年12月31日，经王震、徐立清介绍，包尔汉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立即委任他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委员、常委。

1950年5月，包尔汉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住进了中央民委招待所。周恩来得知包尔汉已经到北京，立即请朱德、林伯渠、乌兰夫等人和他一起到招待所看望包尔汉，令包尔汉十分感动。周恩来、朱德等见到包尔汉，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和他倾心交谈。谈话中，包尔汉向周恩来汇报了自己20世纪30年代以来追求进步、探求真理的经过。周恩来听后十分真诚地对包尔汉说：“你过去的历史，中央是了解的。过去你同苏联的关系，是进步的。现在解放了，你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今后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把工作做好。”周恩来还高度评价包尔汉在新疆人民革命斗争中，在新疆和平解放中所做出的贡献，勉励他今后继续为新疆的和平建设、为各民族的团结多做工作。

周恩来的话给了包尔汉极大鼓励。从此之后，他更加努力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积极地参加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为建设民主、文明、团结、富强的新疆而努力奋斗。

包尔汉入党后，主要是从事领导新疆地方政府的工作。他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十分尊重党委领导，在王震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时是这样，在王恩茂接替王震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和以后担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时还是这样。他十分注重党的团结，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集体领导，坚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委的决定。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包尔汉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由于工作需要，1955年2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后，中共中央决定由赛福鼎担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调包尔汉进北京工作。在此之前，周恩来和时任国家民委主任的杨静仁一起和包尔汉谈话。周恩来说：“我国的国际威望正在日渐提高，我们同伊斯兰教国家的友好关系正在日益发展。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工作，需要调一个人到北京来。中央考虑认为你比较合适。你来北京住是否更好些？不知道你的意见如何？有什么困难？”包尔汉立即回答说：“我是共产党员，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党把我安排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工作。”周恩来听了连声说道：“你的态度好，态度好，态度好！”于是，包尔汉辞别了朋友，离开新疆到北京工作和生活。

包尔汉一直到晚年，仍然对自己年轻时代即信仰马列主义，信仰共产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感到欣慰。1989年2月，他在辞世前写下的《给孩子们的话》中说：“自从1912年我从国外返回祖国，至今已近80年了。在这80年的时间内，我经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经历了无数的人生坎坷。为了寻求真理和正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曾在黑暗中探索，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确立了我终生为之奋斗的生活信念。正是这种信念，支持我度过了无数艰难困苦。”

包尔汉既是杰出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也是有着渊博学识的领导干部。他少年时代即刻苦读书，掌握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青年时代，他长期在欧洲求学，对新疆和西亚的历史也颇有研究，因此，对维吾尔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新疆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一部分，有着深刻的认识。1952年，包尔汉针对学术界和社会上流传的一些错误观点，发表了《论阿古柏政权》等论文，对新疆的历史和维吾尔族历史进行了科学论证。论文发表后，毛泽东给予了充分肯定。包尔汉的这些论文，从严密的历史科学角度，对搞民族分裂的人进行严肃批判。

1979年，包尔汉在《民族研究》第一期上发表了《关于新疆历史的若干问题》一文。这篇文章用大量历史事实和文献资料，证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驳斥了歪曲新疆历史的种种谬论。包尔汉还针对有些曲解“新疆”一词，鼓吹“东土耳其斯坦”的谬论，严正指出：“新疆在以往的史籍中被称为‘西域’，远在两千年前，它就已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从那时起，它的命运便和全中国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则是19世纪随着世界列强在中亚地区实行殖民主义侵略活动而出现的名称。当时西方殖民主义者把中亚细亚以及新疆地区，统称之为‘土耳其斯坦’，并以泽拉夫善河为分界，以西的地区称之为‘西土耳其斯坦’，以东的地区称之为‘东土耳其斯坦’。这种名称完全是以语言和地理概念为出发点的，包含着明显的侵略意图。有人把当年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侵略目的而使用的地理名称说成是‘维吾尔人的祖国名称’，这显然是对维吾尔族人民的侮辱。”“两千多年来，新疆与祖国的历史关系，既不是一般的朝贡与封赐的关系，也不是一般的暂时的藩属关系，而是表现为长期不间断的国家行政权力在这一地区的直接行使。”

包尔汉在文章中说：多年以来,有的国家运用他们所掌握的一切宣传工具,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进行了最无耻的攻击和诽谤。在这一诽谤活动中,不顾事实地歪曲新疆历史是重要的一环。包尔汉这篇文章对于人们正确理解新疆历史和维吾尔族历史，起了重大作用。

1950年5月，包尔汉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在会议结束前一天举行的宴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邀包尔汉在一桌入席。宴会散席后，毛泽东又拉着包尔汉的手，到休息室里和他亲切谈话。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包尔汉对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的重大贡献，肯定他在新中国建立之前的长期革命活动中为革命做出的了许多贡献。包尔汉谦虚地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在新疆长期的影响，没有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没有人民解放军和三区民族军东西夹击的形势，没有各族人民的拥护，新疆的和平解放不会这么顺利。”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包尔汉也受到了冲击，被关进监狱。造反派们用编造、臆断、诬蔑等卑鄙手法，罗织构陷，给包尔汉扣上了许多“罪名”，对他进行身体和心理折磨，但包尔汉始终不屈服于他们的压力。不久，包尔汉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无端打成“国际间谍”、“卖国主义者”，继续关押在监狱。

造反派们对包尔汉进行了轮番批斗。当批斗他时，无论造反派怎么逼供，怎么造谣诬蔑，包尔汉都不说一句话，只是用沉默表示抗议。包尔汉这种反抗方法，十分有效，这既是一种反抗，也使造反派抓不到任何把柄。

但是，在一次批斗会上，包尔汉却说话了，原因是，有一个造反派攻击他，说他“本来就不是中国人”，这使包尔汉十分气愤。此时他不能不说话了。他高昂起头，坚定有力地说了五个字：“我是中国人！”

包尔汉一生主张民族团结，心中从没有任何民族隔阂。这一点也体现在他的家庭上。包尔汉经常对自己的子女，对自己的直系亲属，进行民族团结教育。孩子们成年了，要找对象成家。对孩子们找哪个民族的对象，包尔汉的态度是：只要两人相爱，无论是出身是哪个民族，都支持他们恋爱结婚。对于其他直系亲属的晚辈找对象成家，包尔汉也是抱这个态度。在包尔汉的影响下，全家上下五代，有直系亲属近60人，来自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汉族等5个民族。

来自不同民族的家庭成员，生活习惯不同，民族心理也有差别。他们中，有的会维吾尔语，有的会哈萨克语，有的会乌孜别克语，有的则不会；有的汉语说得好，有的说得不好，但他们都能和睦相处，相亲相爱，堪称民族团结的小家庭。

包尔汉晚年时仍然注重家庭成员的民族团结教育，直到他1989年2月，仍然在《给孩子们的话》中说：“我希望你们在今后的生活中，要坚毅、顽强，百折不挠，克勤克俭，艰苦奋斗，正直善良，友爱团结，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1989年8月27日，包尔汉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