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王权没落，列强争霸成为时代主流。然而，即便是诸侯争霸，其实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能有资格去参与争霸的诸侯也不尽相同。

譬如，在春秋早期，堪称“小霸”的就有齐庄公、齐僖公、郑庄公、楚蚡冒等等；郑庄公之后，有资格参与争霸的有晋献公、楚武王、楚文王、楚成王、齐襄公、齐桓公等等；齐桓公之后，有资格参与争霸的有楚成王、宋襄公、秦穆公、晋文公等等；晋文公之后，东周进入了晋、楚二强争霸格局，持续长达一百二十多年的时间；在晋、楚争霸晚期，吴、越先后崛起，吴王阖闾、吴王夫差、越王勾践、齐景公是这一时期积极参与争霸的重要人物。

由春秋争霸简史可看出，齐国在春秋初就号称“小霸”，春秋晚期齐景公趁晋国没落也曾当了十来年的“小霸”，但齐国最为辉煌时期还是齐桓公当政期间——成为东周第一位名副其实的霸主。可齐桓公去世后，齐国就立刻陷入了五公子争位内乱，国力长期停滞不前，再也没能在东周当过霸主。

秦国在春秋初被周平王封为诸侯，其后经历数代与戎狄异族的拼死搏斗，逐渐占领渭河平原而强大起来。到秦穆公之时，他多次平定晋国内乱，并不断向西北扩张，一度称霸西戎。然而，秦穆公一生可谓“成也晋国，败也晋国”。因为平定晋乱，秦穆公得以闻名于东周；却又因强大晋国的存在，让秦国东扩进程戛然而止，秦穆公也始终未能夺得中原霸主之位。秦穆公去世后，秦国更是长期未能突破崤函天险，被晋国牢牢封锁在渭河平原之内！

纵观整个春秋，能在百年以上参与中原争霸的仅有晋、楚两个大国；齐、秦二国都是一代兴盛后就长期陷入沉寂状态。

崤之战被晋人偷袭战败后，秦穆公坚持使用败将百里孟明视，即便后来他在彭衙（今陕西白水东北）之战中再度败给晋军，依然用之不疑。最终，孟明视第三次伐晋，在王官（今山西闻喜南）之役打得晋人不敢出来迎战，彻底洗刷了崤之战失利的耻辱。

秦穆公在位期间，也许是秦国使用外来人才最为频繁的时代。在他执政早期，启用了贤相百里奚，并通过百里奚，又引入了蹇叔。此后，百里奚的儿子百里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蹇白乙丙都被秦穆公重用。到了秦穆公执政后期，因为东扩之路受阻，他又重用晋人由余，大伐西戎，开地千里。秦国能在秦穆公手中走向强大，不拘一格重用贤才是其中关键因素。

可在秦穆公死时，他却突然做出了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竟然令秦国良臣子舆氏三人陪自己殉葬！当时人对此评价道，“秦穆公当不上霸主是理所当然，死后竟然抛弃了民众！先王离世，往往留下法度，而秦穆公却夺走了百姓中的善人！”

殉葬制度恢复之后，后世秦国人才谁还敢轻易接近公室呢？万一被国君宠幸，国君死后要求自己殉葬，这到底是福份还是灾难？秦穆公以后，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很难再看到秦国人才有任何突出表现，这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殉葬制度。特别在晋国阻止了秦国通往中原的道路后，异国人才投奔秦国的机会也大大减少，这更让秦国在人才选拔上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倒是因为晋国内乱，有不少晋人投奔到了秦国——但晋人士会宁愿放弃被秦康公重用的机会而返回晋国，焉知他不是害怕被秦人殉葬呢？

因此，秦国之所以在秦穆公之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关键在于秦国人才出现了断层。秦穆公临死前恢复殉葬制度，替后人留下了一个坏榜样，使得人才愈发不敢轻易在秦国出仕。

相比较于秦穆公，齐桓公也以好用贤才闻名于世。

齐桓公夺得君位后，不计前嫌，重用差点射死自己的管仲为相，并尊称管仲为“仲父”。除了管仲外，鲍叔牙、隰朋、宁戚、宾胥无、曹孙宿等人也是齐桓公身边的治世之才。可以说，早在齐桓公执政之初，身边已是人才济济。

可是，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之际，齐桓公却突然发觉身为东海大国，整个齐国居然都找不到管仲的继任者！管仲临终前，齐桓公特意来问谁可以接替，结果他能提出的候选人依然是鲍叔牙、隰朋、宁戚、宾胥无、曹孙宿等人，再也找不到其他人选，足以证明齐国政坛已多年不见新鲜血液了。

即便是在齐桓公这样的贤明国君之下，齐国政坛的官员都难以更新换代，就更不用说齐桓公以后的历代国君了。所以，除齐桓公外，直到春秋中晚期齐国才出现了另一位曾经重用贤人的国君——齐景公。人才在齐国长期不受重视，齐国又怎么可能再次参与中原争霸呢？

据说，在立国之初，齐人始祖姜尚就提出齐国治国之策是“尊贤尚功”。为什么在春秋时期仅有少数齐国国君能重视、重用人才呢？

个人以为，这是因为齐人对宗法制的变革不彻底。齐顷公之后，齐国政坛涌现的崔氏、庆氏、高氏、栾氏、陈氏、鲍氏等等大家族，除了陈、鲍二氏外，其余都是齐国公族。这些公族再加上齐国世袭上卿高氏与国氏，意味着齐国政坛高位长期被旧氏族与公族垄断，中下层人才难有出头之日。虽然有那么一两位国君能打破这一局面、重用贤才，却难以改变齐国政坛的大局。春秋中晚期时，“兵圣”孙武竟然到偏远的吴国出仕，足以证明齐国人才在国内有多么不受重视！

相比较于齐、秦二国，晋、楚二国的人才选拔机制要灵活得多。

以同样没有对宗法制进行彻底变革的楚国为例，楚成王在位共四十六年，令尹却换了有五、六位之多。

楚成王时期著名的贤相子文，不但为政清廉，还是将楚国带出子元乱政低谷、重新走向复兴的大功臣。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功勋卓著的良相，在楚成王执政期间也是“三上三下”，无法终身霸占令尹之位。在子文晚年，还一次主动退位让贤，推让族弟子玉为令尹。虽然子文所托非人，但可见楚国并不像其他诸侯国一样，让令尹等等核心关键岗位实行终身制。只要令尹有失职，楚王随时可以撤换他，甚至杀死他！“仲父”管仲占据国相之位一直到死，楚国令尹却很少被一人终身垄断；虽然楚国令尹很多不是战死就是被楚王杀死，但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无疑是一大进步。因此，楚国核心岗位之职虽然很少由外族、外姓人才担任，可政坛关键岗位仍然能长期保证新鲜血液的出现。

比起楚国来，自从晋献公建立“无蓄公子”制度以来，晋国就在公室层面彻底变革了宗法制。从此以后，晋国发展就极度依赖异族、异姓人才。晋文公回国后，又逐步建立完善起六卿制度，更是让晋国政坛人才辈出，新鲜血液不断。因此，晋国虽然未能废除卿士职位终身制（还是有不少卿士主动退位，如士会、韩厥等人），但六卿制度建立起来后，关键岗位就能实现有序轮换，保持政坛不断有新人涌现。

所以，在晋、楚二国，其政坛核心管理岗位是能长期出现新人、不被少数家族垄断的。直到晋、楚争霸后期，晋国卿族在经历多次政治斗争后慢慢集中在少数几大家族，楚国关键岗位箦愈发集中于王族，晋、楚两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阶层固化，这两国才逐步走向了没落。

从人才选拔制度上来说，是因为晋、楚两国的人才选拔制度能在更长时期内避免阶层固化。相反，齐、秦二国的人才选拔还处于人治阶段，国君贤明就可选贤任能，国君平庸则政坛人才难寻。

当然，晋、楚二国人才选拔制度的基础也存在差异。楚国是在县制基础上建立起了相对集权的体系，人才选拔权利掌控在国君手中，国君能力差异依然决定着楚国人才质量的高低。晋国在六卿制度成型后建立起了相对分权的体系，人才选拔虽然仍国君由主导权，但他的选拔范围却是基本局限在卿族之内，一定时期内是在精英中选精英。这一差异的结果，就是晋国在晋楚争霸的一百二十多年里，绝大多数时期都处在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