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华说史，史说自话。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

永历十一年（1657年）正月，权宦马吉翔凭借“巧舌如簧”，说服李定国，不仅成功使自己逃脱一死，而且重新掌管朝廷大权。

本来，李定国、刘文秀均“小心臣节”，律己甚严。

而李定国“性抗直，与人无私曲。回滇矫可望失，事上尽礼，进奉极丰。不以威凌士类，人以此多之”。

他谦逊得众，很有好评。永历朝本很平静。而自从马吉翔入阁之后，朝廷便不得安宁，“群小争趋之，旧人失职，多怨望”。

而更为严重的问题是马吉翔对李定国、刘文秀等人的愚弄与腐蚀。

当孙可望进犯云南失败之后，永历帝君臣并未认清形势，抓紧时间，秣马厉兵，以准备对付清兵。

而是大肆奖赏，设官设吏，“率皆宴饮恬愉，争功修怨，绝不以国事为念”。昏昏然以为天下太平了。

而以文安侯的身份掌握内阁大权的马吉翔不仅未能制止颓风，将朝廷引向正确轨道，反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他歌功颂德的谄媚声中，李定国、刘文秀欢喜满怀。多次赴马吉翔家“为长夜欢”。

朝中正直的大臣看在眼里，对这种现象极为忧虑。光禄寺少卿高勣、御史邹昌琦联名上书永历帝，指出李、刘“二王功高望重，不当往权佞之门，蹈秦王故辙”。

李定国得知十分恼火，立即在水历帝面前“激切陈述”，非要求治高、邹之罪不可。

接着，李、刘二人，便“不入朝”，以相威胁。永历帝对此虽有自己的看法，但晋王之请求，不可不满足。准备以“妄言”之罪，革职、廷杖二臣。

由于朝臣的极力谏争，指出这将背上杀谏官的恶名，而相持不下。

这时清兵果真如高、邹奏章中所言，乘孙、李“一毙一伤”之际，大举进攻，已从湖南杀进贵州。而贵阳失守的战报传至朝廷。

李定国闻听此讯如同被兜头一盆冷水，突然清醒了许多，“始逡巡引罪”，承认了过错，二人方得幸免。但此事的影响很坏。

也使不少大臣看清了马吉翔的嘴脸。

永历十二年初，永历帝授前兵部尚书程源为礼部尚书、前四川巡按御史钱邦芑掌都察院事。此二人都是忠诚正义之士。

钱邦芑曾明确拒绝拥戴孙可望，并以落发出家为僧相对抗。程源在孙可望的淫威面前虽然表示服从，并成孙可望信任之人，但在拥永历帝还是随孙可望走的两种选择面前，他坚定地选择了前者。

而同钱邦芑一道为离间孙可望的党羽，“激发忠义”，鼓动马宝、马维兴、马进忠反叛孙可望，效忠永历帝起了重要作用。

是决定永历朝成败的交水之战中立了大功之人。

对此永历帝一清二楚，于是有此任命。二人也决心不辜负永历帝的知遇之恩，愿竭诚效忠。

尽管马吉翔对他们的入朝却很不高兴，“颇忌二人”。程源“功名自许”，入朝之后，立即上疏“发吉翔奸状”。对朝廷、对永历帝一片忠心。

对此老于心计的马吉翔自己没有出面，他唆使一些言官上疏弹劾程源。攻击程源“曾臣事可望，非纯臣”。

由于马吉翔把持朝政，没人出来澄清事实，把这种似是而非的陷害人的论调驳倒，程源感到受了极大的委屈，便“发愤杜门不视事”。

钱邦芑虽然安然无恙仍掌都察院事，但他的身份仅是御史，而督理晋王李定国军事的金维新官职却是左都御史，位在钱邦芑之上，是都察院中掌实权者。

钱虽在朝，不过“郁郁浮沉，朝请而已”。发挥不了实际作用。永历朝中历经动乱波折，本已无人，现仅能入朝的正直之士义抑郁不得志，这是朝廷的危机，永历帝的危机。

而对永历帝来说，他的最大危机莫过于清兵入侵的迫在眉睫与李定国的大意与失众。

永历帝在经历无穷苦难之后，进入云南，但他所获得的仅仅是暂时的安宁，因为他即位十年来一直与之殊死抗争的清朝之势力丝毫没有削弱，相反却在不断增强，不断发展。

他本应在暂时安宁的环境里，居安思危，积极努力增强与壮大自己，以寻求对付清朝之良策，以困中求生存，困中求发展。

他却安而忘危，以危为安。当时云南与其它各省相比，确实局势比较平稳，其主要原因除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之外，清朝一时之间尚未摸清实力雄厚的大西军虚实。

张献忠牺牲之后，大西军余部由孙可望等四将领率领进入云贵，其战斗力相当强盛，又由于数年之间的休养生息与补充训练，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是任何南明其它军队所难以比拟的。

而“两蹶名王”的赫赫战功，正是大西军所建、更是任何南明其它军队所从未建立的奇功，是清军闻之也足以丧胆之事。

所以顺治十年，即永历七年（1653)清廷派出了老谋深算的大学士洪承畴为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总督军务，经理粮饷。

主要目标是同大西军较量。这位五省经略洪承畴也本想一举荡平“逆寇”，纳五省入清朝版图。可是经过一番较量之后，他不敢硬打硬拼，而采取了“以守为战”、“广示招徕”的策略，而一守就是五年，“一筹莫展，寸土未恢”，军事上、政治均无什么进展。

其原因是大西军的势力尚强，他无隙可乘，只有坐待时机。

而永历帝进入云南后，孙可望正屯兵贵州，成了为永历朝阻挡清兵的天然屏障。

如这时，永历帝能协调好朝廷与大西军孙可望的关系，主要是李定国同孙可望之间的关系，增强大西军内部的团结，对永历朝的安全将起十分重要的作用，清朝也将不敢轻易进攻。

从表面上永历帝也确实做了不少争取孙可望的努力，但却毫无收效，最后只有听之任之，而没有采取能让孙可望可以接受的突破僵局的动作，终于导致战争。

而战争之后，又未能采取更为积极安定、团结内部的措施。

当时原孙可望部下，大多数都已站在永历帝一边，却未能使之安心。相反又出现了新的矛盾，致使问题更加复杂。

这主要是永历帝最信任之臣李定国在胜利面前头脑膨胀，威福自专而引发出一系列问题。本来，李定国对永历帝忠心耿耿，“军行禁止，一以诏敕从事”，克尽臣节，从不敢造次行动。

但自从奸人马吉翔钻空子重新当权之后，与其亲信金维新“朋比”为奸，李定国便“听其蛊惑”，而“渐次疏远正人”，朝中“奸党仍复布列”，朝廷事便日渐败坏。

而击败坏孙可望之后，本应增进与刘文秀的友谊与团结、而在群小包围下的李定国竟与刘文秀产生猜疑与矛盾。

当时刘文秀追击孙可望至贵阳，曾收编孙可望溃兵达3万人之多，“练以备边，渐有成局”。本是很好的事情。

对此李定国却“不悦”。

特请永历帝召刘文秀回昆明，“并召诸将之在边者”。李定国认为四川、贵州及湖南辰州、沅州一带的诸镇将，均为孙可望所安置，虽然大多数并未随从孙可望进攻朝廷，而刘文秀于事后又安抚肯定，李定国却放心不下，一律调回云南“核其功罪”。

并重新“论功罪为分兵多寡之地”。而造成“边营猝至，兵失其将，将不得兵，迄于大溃”的严重局面。

刘文秀被强行召回昆明后，永历帝召其入皇宫，于东殿赐坐赐茶，询问孙可望如何逃脱。刘文秀说，当时杀败孙可望之后，未料到他竟从小路逃跑，“臣带多兵只知从大路追去”，“故追不及”。

永历帝听后，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说道：

“若捉不住，原可不必追他。今追之不获，反激之投他处，恐滇南之祸不远矣。”

刘文秀“汗流满面谢出，从此抱闷不乐”。

他对孙可望从自己手下逃走深感内疚。他更为李定国的揽权，而“抑郁不自得，每屏人语日：退狼进虎，晋王必败国！”

以孙可望为狼，把李定国比喻成祸国之虎，这是激愤伤心之言。

其实这个比喻也并非过分，李定国在处理孙可望善后问题时，确实加入了很强的个人感情色彩，所善者加官进爵，所恶者“俱降级夺爵”。

在永历帝左右“皆定国心腹”，刘文秀终于忧郁成疾，以致一病不起。永历帝“亲临问，慰谕备至”，终难以熨平其心中的创痛。

四月，文秀病笃，弥留之际，特给永历帝留下一份遗表：

“我死国事可预知！臣精兵三万人，皆在黎雅建越之间，尝窖金二十万，臣将郝承裔知之。臣之死后，若有仓促，臣妻操盘匜以待，臣子御驾靮以备督御。请驾幸蜀，以十三家之兵，出营陕洛，庶几转败为功也。”

刘文秀已预感到永历朝将要败亡的问题。

对这份遗嘱李定国大不高兴。

李定国正值“信妖人贾自明幻术，计更无聊”之时。

这个贾自明，自称是安西人，“识天文地理、阴阳象纬遁甲之事，无不洞晓，兼能制木牛流马、火攻器具，及驱遣风雷诸术”，他说因见王气在滇黔之间特来此地。

首先遇刘文秀，以为异人。引见李定国，更信以为真，便推荐于朝廷，永历帝下诏任为雷击将军。李定国被其迷惑，相信他“上帝以某日助兵”之说。

当时清兵已开始向云贵进兵，四方告急请战之书飞向朝廷，而这个贾自明“辄云有待”。李定国便按兵不动，等候出现奇迹。但“久之无验，怒斩之”。这才出师抗清。

不久便查清了此人的面貌：原来是洪承畴所派遣的奸细。但却贻误了战机。

刘文秀死后，李定国“以蜀自益，朝政悉委之龚铭、金维新，致派兵加饷，卖官鬻爵，文武诸臣，各自营私，边警日迫，定国不觉察也”。

李定国已在不知不觉中脱离了他所向来尊重的群众。正在他“脾睨尊大”之时，“而大清兵三路至矣”。

由于孙、李矛盾激化，“频年战争，猛将劲兵，十损六七”。两败俱伤，极大地削弱了永历朝的抗清实力。

尤其是孙可望的溃败后降清，云、贵虚实尽皆暴露在清人面前。

清廷喜不自胜，遂于顺治十五年即永历十二年(1658)二月，分三路向云贵发起总攻。

而永历帝及李定国却迟迟未能注意和回应。

直等四个月后的六月，当重庆、贵阳、遵义相继失守，永历朝兵将抵敌不住，清兵就要杀进云南之时，李定国这才不再“等待”，开始向永历帝“上表出师，传檄会师”。

做战争的准备。“发令迤西民夫运粮安顺，迤东民夫运粮乌撒。日役万夫，计程严限”。

由于，“值天雨，泥深数尺，挽负不前，辄鞭之至死，填沟壑者甚众。于是冤号载道，日恨清师之至不速矣”。

这已失去了人心。

七月，李定国率兵出师，永历帝举行了隆重的命将出征大典、亲授定国“以黄钺，凡古命将之礼无不备”，并于五凤楼为定国“宴饯”。

对李定国这次出师抱有极大希望。可惜战机已过，失去主动。

十月，清兵分三路向云南挺进，并约定日期于昆明会师。

形势危殆，李定国做紧急部署。因北盘江是云贵之界，南盘江为滇粤之界。于是命冯双礼扼守鸡公背，拒中路；命张先璧扼南盘江之黄草坝，拒东路；遣白文选率众守七星关，出西路；而自守北盘江之铁索桥。

所拒守之处均为险要之地，结果由于孙可望的降清，山川形势清人了如指掌，又由于清将吴三桂等厚养向导，李定国所据险要之地均成溃败之区。

特别是十二月十二日李定国于炎遮河战败之后，全线溃退，以致不可收拾。

而前此，洪承畴、孙可望又不断向明军发动策反、招降攻势，特别是孙可望招诸将帅之信很有诱惑力。

他说自己“已受王封，视亲王，恩笼无比，诸将降者皆得予厚峰，非他降将比，惟定国一人不赦”，起了很大的瓦解作用，致使不少将领如刘文秀之子及马维兴、马宝等都临阵倒戈，加速了李定国的失败。

李定国见清兵难挡，急焚铁索桥，十三日，微服回昆明，请永历帝火速出驾。

在此之前的六日，李定国已知败不可免，密疏奏请移跸。

永历帝方知大势不好，令沐天波率廷臣密议，但莫衷一是。

独行人司任国玺反对出昆明，他上疏说：“君为社稷死，臣为君父死可也，何往焉！”要拼死一战，与城与国相存亡。

永历帝让群臣就此集议，一致反对，他们说：“卷土重来，再图恢复，天意未可知也。君死社稷苟非其时，何递出此？”

几天过去仍没一个主见。昆明城内人心惶惶，有往外出逃者，杀而不止。

永历帝得奏后说：“连朕亦不知作何景况，听其自便罢了。”

此刻已无商量余地，必须立即移跸。

当时李定国提出移至湖南少数民族居住地的峒中，及刘文秀部将提出蜀王遗表请上幸四川。均为马吉翔所坚决反对，他生怕去二地自己将无权，而坚决支持沐天波西走永昌，急可入缅甸之议。

临离昆明之前，永历帝指示李定国发出告示：“不得毁其仓廪，恐清师至此无粮，徒苦我百姓。”

十五日晨，永历帝车驾离昆明，逃向了自己也难以捉摸的地方。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