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总统贾马尔·阿伯德尔·纳瑟尔控制住苏伊士运河，西方难以进入该咽喉要道，恼怒之余，法国军队改换旗帜，加入英国和以色列与埃及对抗。这件事本不值一提，只是在1956年西奈战役中，以色列部队和埃及部队中都有士兵穿着法国提供的一模一样的军服。

这场战争开始不久，一个以色列营占领了西奈沙漠中加夫加法以东的一个埃及营地并在此扎寨休息。二等兵西米·盖泽尔（原名西蒙·比伯布拉特，来自波兰华沙）在室外临时餐厅里坐下来吃饭。四个全副武装的特种兵和他一起坐下来。他嘟囔了一声，那几个人也嘟囔了一声。然后，西米开始埋头吃午饭。

西米的一个战友走过来和他们一起吃饭。滕德勒教授（他那时只是二等兵滕德勒，还不是教授，甚至都没有高中文凭）小心翼翼地将手中的锡杯放在桌边，没有让里面的茶水溢出。然后，他举起枪，射向那四个特种兵的脑袋。

四个特种兵应声倒下。面对滕德勒教授的那两个先从凳子仰面跌入沙中，背对教授的那两个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也伏面倒下，他们的头骨撞到桌上，发出的巨响比枪声还响亮。

四名战友就这样被杀死，西米·盖泽尔惊愕之下扑向他的朋友。滕德勒教授体格比西米强壮很多，因此西米的进攻对他而言没什么威胁，只是让他有点不知所措。滕德勒紧紧抓住西米的双手，用希伯来语大声喊叫：“埃及人！埃及人！”他喊出来的词汇与数千年前在同样的沙漠就已经喊过的词汇完全一样，指称的也是同样的人。如果那些古老的故事尚可相信的话，此时主要的不同是，上帝没有在这场打斗中扬起他老人家自己的拳头。

滕德勒教授很快就将西米牢牢抱住。“他们是埃及特种兵——混了，”滕德勒改用意第绪语说道：“敌人。敌人和你一起吃饭。”

西米听着。西米安静下来。

滕德勒教授以为这事已经结束，于是松开了西米。可他刚一松手，西米就挥动拳头猛打过去。他不停攻击，因为谁在乎那四个人是谁呢？他们是人啊。他们是人，只不过坐下来吃午饭时坐错了桌子。他们本不该死，现在却成了死人。

“你可以俘虏他们，”西米喊道。“举起手来！”他用德语喊叫，“这就可以了——举起手来！”说罢，他泪眼婆娑，拳头乱舞，“你没必要开枪呀。”

这时，滕德勒教授已经忍无可忍了。他开始狠揍西米·盖泽尔。他不仅仅是在自我防卫，也不仅仅是在制伏他的朋友。他将西米翻过来，骑跨在他身上，嘭嘭一顿好揍，直到西米的身体齐陷入沙中。他将西米打得奄奄一息后，还不解恨，又添了几拳。最后，他从他朋友身上爬下来，抬头看了看火热的太阳，推开四个埃及兵倒下数分钟后聚拢过来的那群士兵，走到一旁抽起烟来。

那些听到枪响跑过来的人在沙漠中发现了5具尸体，他们一致认为，在这5具尸体中，被重击的西米·盖泽尔的境况看上去是最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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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西米·盖泽尔在耶路撒冷的马哈内-耶胡达市场开了一家水果蔬菜店，在店里，他的儿子小艾特加一遍又一遍地问起滕德勒教授的故事。在他那个年纪，艾特加只知道这个故事的儿童版本：在某次战争中，滕德勒教授做一件事惹恼了艾特加的父亲，他父亲扑向教授，而教授则把他父亲狠狠揍了一顿（他父亲从来没有否认过这点）。艾特加不明白为什么父亲现在对教授还那么好。艾特加成长在一个家庭式小本经营的环境中，因此无法理解为什么父亲不准他收取滕德勒哪怕一个里拉。给教授的蔬菜完全是免费的。

艾特加秤完西红柿和黄瓜后，他父亲总是提起教授的袋子，不容分说地往里塞进一个肥大的茄子，然后把袋子递给滕德勒教授。

“给你，”他父亲总是这样说。“拿着。顺祝您太太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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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特加长到九岁、十岁、十一岁时，滕德勒的故事逐渐开始丰满起来。他知道了特种兵和军服，航道和苏伊士运河，以及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这些细节。他知道了向脑袋射击的事情，还知道了他父亲分别在73年、67年、56年和48年参加过的所有战争，但西米·盖泽尔对他卷入的第一场战争，也就是1939年到1945年的那场战争仍讳莫如深。

艾特加的父亲给他解释战争道义的模糊，瞬间做出的决定，对威胁和应对的评估，几率和绝对的本质等。西米尽其所能向儿子阐明，以色列人疆土未定，宪法未修，他们挣扎在一个灰色的空间，这个空间就叫现实生活。

他解释道，在这个灰色空间中，即使绝对的东西也可能不只一个立场，反映不只一个真理。“也许有一天，”他对儿子说，“你也会面临滕德勒教授那样的决定，谁知道呢？”他指着对面那家血淋淋的货摊，指着木槌下面、在案板上翻腾的一条鱼。“你的决定会引起永远无法消除的后果，它们盘旋在你脑海中，翻来覆去，对错难辨，上帝保佑你不要受这份折磨。”

但艾特加还是不理解，他父亲为什么把滕德勒的故事看成一条翻腾的鱼的故事，在他看来，那个故事不过是一个木槌落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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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特加不属于这个灰色空间。他个头矮小，思想活跃，牙齿外龅，行动果断。每周五滕德勒来到他们店里时，艾特加都会先把他的蔬菜水果装好，然后把他的故事回忆一遍，努力找出黑白真相。

这个人救过他父亲的性命，但也许他没有。他做了该做的事，但也许他可以换一种方式。就算校园基本法则适用于大人，即打人者该挨打，但这能证明他父亲就该挨那么猛烈的一顿揍么？他那顿揍挨得很重，每次讲起来，西米都会拿起艾特加的手指摸他的左脸颊，让他瞧瞧滕德勒教授打断他骨头的地方。

即使这顿暴打没有错，即使他父亲不把这番话总挂在嘴边，“如果在善恶之间选择做善事，哪怕是为了救敌人的性命，你都必须愿意冒险牺牲你朋友、家人乃至自己的生命，你必须愿意去赴死”，让艾特加不解的也不是他父亲的宽恕之举，而是他那份善良之心。

西米常常叫艾特加穿过阿格里帕斯街，买两杯咖啡或两杯茶来招待滕德勒教授，还让他顺路从艾森伯格的手推车上抓一把开心果。这种待遇他父亲只留给最好的朋友。

任何人都休想免费得到蔬菜水果，但战争留下来的寡妇例外。为了不让这些女人感到愧疚，艾特加的父亲总是轻手轻脚、脸色庄重地把新鲜水果和大包大包的蔬菜送给她们，有时数年不断。他总是照顾这些年轻的寡妇。当她们推辞的时候，他会说，“你们做出了牺牲，我也该牺牲点。说来说去，一袋苹果又算得了什么呢？”

“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国家，”他会说。

可轮到滕德勒教授时，却从来没有一个这样明确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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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艾特加十二岁时，他父亲承认滕德勒的故事另有曲折。

“你想不想知道，我什么要尊重一个曾经打过我的人？任何一个故事都有前因后果。生活总是有前因后果的。”

“就这些吗？”艾特加问道。

“就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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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岁的时候，艾特加听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因为十三岁的艾特加已经长大了。

“你知道，我经历过那场战争，”西米对他儿子说。从他说话的方式，艾特加知道他说的不是48年的战争，也不是56年、67年或73年的战争。他说的不是他参加过的任何犹太人的战争。他说的是那场大战争。在那场战争中，西米是他们家唯一的幸存者，艾特加的母亲也一样。西米解释说，这就是他们改名换姓的原因。全世界姓盖泽尔的就他们三个。

“嗯，”艾特加说。“这个我知道。”

“滕德勒教授也经历了那场战争，”西米说。

“嗯，”艾特加说。

“他那时过得很难，”西米说。“那就是原因，我现在总对他好的原因。”

艾特加思考了一会，然后开口说话。

“可您也不容易啊，您和他的生活同样难。但您不会杀死四个人，即使是敌人，只要能俘虏，您就不会滥杀生命。即使当您身处险境，你宁愿冒险……”艾特加的父亲笑着打住了他。

“首先，”他说，“相似的生活并不是相同的生活。这二者有区别。”这时，西米的脸变得严肃起来，不再是轻松的表情。“在我的第一场战争，也就是那场大战争中，我是幸运的，”他说。“从那场灾难中我活下来了。”

“可他也没死，”艾特加说。“他也活下来了，跟您一样。”

“不，”艾特加的父亲说道。“他艰难度过了集中营这一关。他走路，他呼吸，差一点就可以活着走出欧洲了。但他们戕害了他。战争之后，我们的人还在继续死去。他们最后戕害了他残留的生命。”

艾特加的父亲叫他穿过阿格里帕斯街去买两杯茶，一杯给艾特加，一杯给他自己。这还是第一次，因为店里既没有滕德勒教授，没有停下来用意第绪语交谈的犹太区朋友，没有来自预备队伍的战友，也没有任何给他供应蔬菜和水果的农民。

“快去快回，”西米说，从背后拍了艾特加一下。艾特加刚准备走，他父亲抓住他的衣领，抽出存钱柜，递给他一张全新的10谢克尔纸币。“在艾森伯格那儿买一大袋瓜子。告诉他不用找零了。你和我一起坐会儿。”

西米从存钱柜后面取出第二张折叠椅。父子俩一起在店里坐下来，这当属首次。好店的另一条原则是：顾客应该看到你一直站着。你总有事情在忙碌：扫地、码放、洗苹果，等等。顾客愿意光顾一个有尊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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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滕德勒教授可以得到免费西红柿的原因，为什么西米一看到这个曾经揍过自己的人就像看到一位米什肯诺人来访那样，眼神马上变得柔和善意起来，艾特加管他父亲这种眼神叫“送给年轻寡妇免费水果的眼神”。当西米感觉儿子已经长大，就给他讲了以下这个故事：

当他所在的死亡集中营解放时，滕德勒教授最先看到的是两个几乎吓晕过去的身体强悍的美国兵。这两个士兵（想必经历过战争的洗礼）站在那场令人无法想象的浩大而残酷的屠杀面前，张大嘴巴，一动不动，映入他们眼帘的是漫山遍野的裸尸，发出阵阵腐臭。

在那堆烂尸（美国人来之前，本计划送去烧掉的）中，奄奄一息、骨瘦如柴的滕德勒回头张望。他使劲看，使劲想，确信这两个士兵不是纳粹兵，于是他推开四周轻木般的断臂残腿，从尸骨堆里的藏身处爬了出来。

正是这尸山一天天保护了滕德勒。那些贫穷的卸尸囚工，还有那些运尸囚工，都知道这孩子藏在里面。他们把自己少得可怜的面包分点给他，让他活了下来。这些囚犯保护他必获死罪，但做着非人的工作，他们还留了一丁点儿人性。这正是西米想告诉儿子的：善意，哪怕只是几片苍白的影子，也足以让一个已死之人活过来。

当滕德勒终于站起来，直起身子，当只有十三岁（“你的年纪”）的滕德勒教授这具尸体从梦魇中爬出来，他看着那两个美国大兵。那两个美国大兵也看着他，然后砰地一声跌倒在地。

滕德勒教授见得多了，此情此景根本没让他稍作停留。他往前走。他赤身裸体地走出集中营大门，继续往前走，得到了一些食物和衣服。又继续往前走，有了鞋和外套。再继续往前走，口袋里就有了一点面包和一个土豆——这是余粮。

不久，口袋里又有了一支香烟，接着有了第二支；一个硬币，接着第二个。就这样，滕德勒穿越重重边境，终于能够身正腰直地出现在他的家乡小镇上。他的衣服很合身，口袋里有几张钱币，腰带上还挂着一把六发弹手枪，上了五颗子弹，夜晚在路边睡觉时用来防身。

滕德勒教授没有期待任何惊喜，也不期待任何团聚。他亲眼看到他的母亲、父亲、三个姐妹以及祖父母死在他跟前，儿时的两个伙伴也在集中营几个月后被杀害。

然而，家，这是他念念不忘的地方。也许，他家的房子仍在那里，还有他的床。也许，奶牛仍在产奶，山羊仍在嚼着白菜，而他那条狗仍像从前一样在冲着鸡鸭狂吠。也许，他的另一个家——用奶抚育他长大的奶妈，耕种父亲田地的她的丈夫，还有他们与他同岁的大儿子，小他两岁的小儿子，他们曾一起玩耍，情同手足——也许这个家仍在等。等他回家。

滕德勒可以在那房子里重建一个家。将来有了孩子，他就用死去的亲人的名字来给他们取名。

小镇看起来和他离开时没有两样。街道是他熟悉的街道，广场上的椴树高了些但与以前的布局完全相同。当滕德勒走上通向他家大门的那条土路，他克制住没有狂奔，克制住没有流泪，因为经历那么多后，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为了活在这世上，他的行为必须像个男子汉。

于是，滕德勒扣紧外衣，静静地朝篱笆走去。穿过篱笆门的时候，他希望自己有顶帽子，因为一家之主回到自己的家、自己的地盘时都会摘掉帽子。

然而，当他看见院子里的她——范努什卡奶妈，过去家里的女仆时，眼泪还是不期而至。他飞奔过去，投入她的怀抱，弄破了一个上好的纽扣。许久以来，他第一次放声大哭。

范努什卡的丈夫站在一旁，范努什卡则一个劲儿地说，“回来就好，儿子”，“回来就好，孩子”，“我们祷告了”，“我们点了蜡烛”，“我们梦见你回来了”。

当他们问，“你的父母也回来吗？你姐妹和祖父母还有多远？”，当他们将所有以前的邻居挨门挨户都问了个遍，滕德勒开始回答，不作任何比方，也毫不隐讳。只要他知道的，他都照实回答：给打死了或饿死了，给枪杀了，给砍成两半了，前额给打陷了。说这些的时候，他不带任何感情，似乎统统事不关己。他把这一切讲完后，才准备跨入正门。

从开着的门望进去，滕德勒心想，他将和这些人住在一起，亲如一家，然后他会有自己的家。他将在这栋房子里终老。重获自由后，他会再一次把自己锁在门里，但这门是他的门，锁是他的锁，世界是他的世界。

一只手拉了拉他的手，将他从幻想中拉了回来。范努什卡正在说话，脸上挂着无奈的笑容。“该犒劳犒劳你了，”她说，“第一顿饭要丰盛些。”说完，她抓过脚边的一只鸡，就在院子里一下扭断了鸡的脖子。鸡抽搐着。“进屋去，”她说，“房子的主人回来罗。”

“什么都没变，”她说。“只有几样是我们的东西。”

滕德勒跨进屋里。

一切和他的记忆分毫不差：饭桌、椅子，只是对它们的那份私人的感情不见了。

范努什卡的两个儿子走进来，滕德勒马上明白了时间的力量。这两个孩子衣食无忧，有父母的温暖和疼爱，个头整整大了他一倍。他体会到了在集中营根本无法体会到的某种情感，那是一种祥和平安的情感，这种情感在集中营一点用都没有。滕德勒顿时觉得无地自容，他脸色通红，牙关紧咬，直到牙龈出血。

“你得明白，”艾特加的父亲对儿子说。“这两个男孩，他曾经的兄弟，现在个头大他一倍，他都不认识他们了。”

在父母的敦促下，这两个孩子走过来和滕德勒握手。他们也不认识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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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个故事结局并不糟糕啊，”艾特加说。“伤感，但也是开心的。他终于找到了家的感觉。这是您经常教我的：活下来最重要，先活下来，再重新开始。”

艾特加的父亲手拿一颗瓜子，仿佛陷入沉思。然后，他用前牙嗑开瓜子。

“嗯，他们都在为滕德勒教授做晚餐，”他说。“他则盘腿坐在厨房地板上，就像他孩提时做的那样。他看着这一切。一边开心看着，一边喝着羊奶，还是温热的羊奶。接着父亲出去宰羊。‘丰盛的晚餐，’他说道。‘一只鸡不够。’滕德勒教授几年都没吃过肉了，他看着他。父亲用指甲试了试刀锋，说，‘犹太人的规矩，我是记得的。’”

滕德勒简直无法抑制自己的幸福之情。如此幸福，又如此伤感。由于刚喝下一杯热羊奶，加上周身洋溢着温热的情感，滕德勒就起了尿意。但他现在不想离开，因为这儿有他的另一位母亲，还有一位襁褓中的小妹妹憩靠在母亲的肩上。她只有一岁半，一头卷发。一个幸福的胖嘟嘟的小女孩。脚踝胖嘟嘟的，手腕也胖嘟嘟的。

滕德勒教授一直忍到最后一刻才冲出去，冲出温暖的厨房，冲出他自己的家。滕德勒教授这个有人曾经想把他变成动物的男人没有朝室外厕所冲去。他根本没这个想法。他就站在厨房窗户下面，嗅着里面传出的香味，不想走远。然后他开始撒尿。在尿流的响声中，他听见奶妈在叹气。

他知道她在叹什么，她一定在叹滕德勒一家给毁了。

他侧耳倾听她在说些什么。他听见了。

“他将夺走一切，”她这样说道。“他将从我们这里夺走一切——我们的房子，我们的田地！他将把我们辛辛苦苦建好的和保护的统统都抢走！而这一切我们已经拥有了这么久！”

滕德勒教授站在窗旁，边尿边听，感觉“灵肉分离”了（这是他后来形容的，当时他还不知道这个词）。他只觉得自己正从上面盯着自己，“看见”自己感觉失望之极，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年来他已经没有任何感情，看到他父母被枪杀他没有感情，在集中营里没有任何感情，事实上，从他被赶出家园到回来那一刻，他都没有任何感情了。

在那一刻，滕德勒的负疚感如滔天之水倾盆而下。

讲到这里，看到早熟的儿子狐疑的眼神，西米解释道，“噢，当然，这都是为了生存的缘故，这是滕德勒的生存之道。他当然一直都有感情。”然而，滕德勒——一个踏过母亲尸体而继续前行的男孩——对这家佃农的感情已经彻底淌干了。

滕德勒教授后来告诉西米，就是从那时起，他变成了一个哲学家。

“他会把一切都偷走，”范努什卡说。“所有一切。他是来要我们命的。”

她那个滕德勒视为兄弟的儿子说，“不会吧”，另一个滕德勒也差不多视为兄弟的儿子说，“不会吧”。

“我们先吃饭，”范努什卡说。“我们先庆祝。当他睡着后，我们就宰了他。”她对一个儿子说，“去，告诉你父亲把刀磨快些，”又对另一个儿子说，“你早些睡，早些起来，在你挤出第一滴牛奶前，我要看到他人头落地。我们的！我们的！不能给人抢走！”

滕德勒赶紧跑开。他没往街上跑，而是折身向室外厕所跑去。他刚一转身，厨房门就打开了；他向出去找父亲的那个年纪稍小的儿子笑了笑，不偏不倚地走向厕所。

“你想知道这样一顿晚宴都吃了些什么吗？”西米问儿子。“当然有酒。‘喝吧，喝吧，’母亲说。还有鸡肉和一罐炖羊肉。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居然在茶里面还加了糖。”说到这里，西米指着店里琳琅满目的蔬菜水果。“而且，在婴儿篮的旁边好像很随意地放着一篮苹果。天知道，滕德勒多久没吃过苹果了。”

滕德勒把苹果篮提到饭桌上。当他用刀削苹果皮，先吃掉皮，再吃点果肉，然后把籽和核都津津有味地吃下去时，全家人都笑了。这个庆祝的夜晚是一片欢乐的气氛，最后当滕德勒肚皮吃得滚圆，眼睛因喝酒而发直的时候，他简直无法相信前面听到的那些话。

晚饭结束后，他们相互拥抱吻别。滕德勒——房子的主人——给安排睡他父母原来住的楼上卧房，两个儿子睡在大厅对面，母亲、父亲和那个脚踝胖嘟嘟的女孩则睡在楼下厨房（“这里最暖和”）。

“睡个好觉，”范努什卡说。“欢迎你回家，儿子。”说完，她亲热地吻了滕德勒的眼睛。

滕德勒爬上楼梯。他脱掉外套上床睡觉。他刚上床，范努什卡就从门外探进头来，问他是不是暖和，需不需要台灯看书。

“不需要，谢谢。”他说。

“怎么这样生分？不需要说谢谢，”范努什卡说。“只需说‘是，妈妈’，或者“不，妈妈”就可以了，我可怜的回家的儿子。”

“不要灯，妈妈，”滕德勒说。范努什卡掩上门。

滕德勒从床上爬起来，穿上外衣。他在房间里四处搜索有价值的东西，抢劫自己的家。做这些的时候，他还是没有感到任何难为情。

然后他等着，直到房子安静下来，直到墙壁隔住风声，木地板不再发出吱呀的声响。他等着，直到确信他的“母亲”，他的范努什卡已经睡着，直到他那个打算通宵不睡的兄弟——他可从未为活命而战斗过——相信可以闭上眼睛休息。

滕德勒等着，直到他自己也睡意朦胧。这时，他系上鞋带，将鞋子搭在肩上，一只手拿枕头，另一只手将他的手枪扳上扳机。

接下来，滕德勒就像飞舞的鹅毛，在房子里飘荡。他向两个兄弟各射一颗子弹，向父亲射一颗，向母亲也射一颗。他不停地开枪，直到他站在温暖的厨房中，只剩下一颗子弹用来夜晚在路边睡觉时防身。

最后一颗子弹滕德勒留给了那个胖嘟嘟的小女孩，因为他不懂怜悯，也不希望留下活口长大以后来找他报仇雪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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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杀害了他们，”艾特加说。“他是杀人犯。”

“不对，”他父亲告诉他。“那个时候没这个概念。”

“话虽如此，那还是杀人，”艾特加说。

“就算他杀了人，那也是公平的。是他们先杀了他。他有权杀他们。”

“可您总是说——”

“这得看情形而定。”

“可是那婴儿。那小女孩。”

“杀那婴儿是最难理解的，我承认。但这些是哲学家的问题。它们是在活生生现实中的理论问题。”

“可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啊。这些人，他们并没有杀害他的家人。”

“那天晚上他们就要动手杀他。”

“他完全可以逃走啊。他偷听后就可以逃出门外。他没必要折身跑向厕所，然后又回来面对那个兄弟。”

“也许是他没有再逃的想法。无论如何，你知道什么是‘以牙还牙’吗？你能想象‘自卫’的更宽泛的含义吗？”

“您总是为他辩解，”艾特加说。“您遭遇了同样的事情——可您不像他那样。您不会干他干的事情。”

“在特定情形下，很难讲某个人会做和不会做什么。而你——我的孩子——将文明世界的规则用来衡量一个经历过极端不文明世界的孩子。也许，该为这些人的死负责的是那个本应杀死滕德勒的系统失灵，犯了个错误，把已经不再适合生存在这个世界的滕德勒放出来了。”

“那是您的想法吗？”

“那是我的问题。让我问你，我的艾特加，如果你是滕德勒，那天晚上你会怎么办？”

“不会杀人。”

“那你就得死。”

“只杀大人。”

“可他们派的就是一个男孩去砍滕德勒的头。”

“那么只杀那些会干坏事的人，怎么样？”

“但这仍然是杀人。仍然是杀那些还没有开始行动的人，把他们杀死在睡梦中。”

“我想，”艾特加说。“我能明白他们是罪有应得，那四个人。换成我，我也会杀了他们。”

西米摇摇头，表情无奈。

“那么，儿子，我们到底是谁，可以决定谁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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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那天，艾特加·盖泽尔自己也变成了哲学家。不是像滕德勒那样在象牙塔大学里讲理论，而是像他父亲那样实际而实在。艾特加不会上高中，也不会上大学，他会去部队服役三年，然后一辈子快快乐乐地在夏克集市经营水果店。他会把水果堆成金字塔，严肃认真地思考一些重大问题。一旦有了答案，艾特加就会将其用来改善自己和别人的生活，哪怕是非常细微的改善。

也就是在那天，艾特加还认定滕德勒教授既是杀人犯，同时也是受害者。他相信自己明白了滕德勒教授为什么要杀害那佃农一家，为什么他对战场上穿着军服——即使是和他穿着一样的军服——的人没有丝毫怜悯之心。艾特加还渐渐明白，在教授回到父母的房间，睡在父母的床上，手头拿着一把装有四颗子弹的手枪的那个夜晚，滕德勒的故事就可以全部结束：他射出的第一颗子弹完全可能射进他自己的脑袋。

每星期五，艾特加还是帮滕德勒装好苹果和蔬菜。只要有，艾特加还会在袋子里加一个菠萝，或者几个还在滴蜜的大芒果。当他把袋子递给滕德勒的时候，艾特加会说，“教授，给你，拿着。”如此这般，即使在他父亲去世之后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