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授意北平分会主席胡适去监狱看看，国民党是不是在用酷刑残忍虐待革命者。

原本这就是一个形式，事实已经被一位狱中犯人偷偷记录，秘密送出，并刊发在《中国论坛》，国民党的罪行已经是板上钉钉。

胡适去监狱只要再确认一下，民权保障同盟就可以通过活动，给国民党当局压力，营救革命者。

可是谁到没有想到，胡适从监狱出来后，声称自己对监狱表示满意，不足的是，监狱不能读书，这是不好的。

怎么回事，说好的酷刑呢？监狱知道有人调查故意收敛了？还是犯人说谎了？

其实都不是。

1932年，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南京路华侨饭店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民权同盟旨在营救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争取人民的自由。

这一宗旨公布后，迅速得到了一些名人的响应，只要认可该宗旨，每年缴纳三块大洋，皆可参加。

鲁迅、林语堂、郁达夫等也加入了该组织。国际名人爱因斯坦、罗素、罗曼罗兰等也对该组织表示支持。

民权同盟成立后，营救了廖承志、陈庚等多名革命者，他们还去德国领事馆抗议怒斥纳粹残害进步人士，一时轰动。

这自然也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虽然民权同盟并不是什么党派，但多次与“国民御侮自救会”配合，给国民党惹出了很多麻烦。蒋介石嘴上不说，但心里记下了这个组织。

1933年2月，北平也成立了民权同盟分会，加入条件和上海一样，只要认可宗旨，遵守规则，就可加入。

张奚若、蒋梦麟等24人加入，胡适就在其中。而且鉴于胡适的人气威望，他成了北平分会主席。

别人加入是为了彰显国之大义。胡适加入，就不好说了。在民权同盟期间，他所做的种种，不得不让人怀疑，他在上演民国版“无间道”。

北平分会成立后，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积极响应各地活动，弹劾江苏省政府主席、杀人凶手顾祝同。

这就要先说下《江声日报》总编辑刘煜生被害一事。

《江声日报》是刘煜生一手创办，之所以取名“江声”，意思是为镇江民众发声。后因时局，该报成了省会报纸，影响很大。

1932年，刘煜生收到消息，民政厅厅长赵启騄抽鸦片，操控股票。刘煜生向来正义，眼里容不得沙子，就冒充官员，混进赵启騄家中，拍了个现行：赵启騄一手拿着大烟枪，一手拿着电话筒向交易所喊话。

据说，赵启騄每月用来支付炒股的电话费达千元之巨，全部从民政厅支付。

刘煜生将赵启騄的丑行公之于众，民众甚是愤慨，要求惩办。可是很难，赵启騄的背后是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

赵启騄跟随顾祝同多年，从军队一路跟随到政界，后来又结为儿女亲家，这关系不可谓不铁。

顾祝同为了给赵启騄出气，就开始费尽心机挑刘煜生的毛病，终于被他“发现”了几处问题。

在《江声日报》上，有这么些文字，“地上泛起红潮，添上一片红”“奴隶们争斗吧，一切旧的马上都被冲倒，时代已敲响丧钟，一切眼前就要葬送”，顾祝同认为刘煜生是在宣传共产党，对刘实施了抓捕。

当时江苏省多部门都认为刘煜生没什么问题，可是顾祝同当时颇为蒋介石器重，哪里听得见他人意见，还是下了命令，枪决刘煜生。

刘煜生被害，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发声，全国各地的记者协会也纷纷要求蒋介石惩治顾祝同。

蒋介石原本就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感，弹劾顾祝同事件，更是令他不爽。（这就为后来民权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害埋了伏笔，本文暂且不谈）

胡适这个时候，也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消息，知道蒋介石对保障同盟不满，更不想惩罚顾祝同，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33年2月21日的《字林西报》，其中说到：

“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

胡适说这句话，就是针对同盟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政治犯”说的，他认为不应该释放，毕竟这些人要颠覆统治。这文无疑就是在替顾祝同说话，给他洗白。

1933年2月11日，《中国论坛》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内容劲爆。一名北平犯人偷偷把狱中酷刑记录下来，秘密送出。《论坛》把国民党滥用酷刑尽数列出：铁刷子刷皮肤、老虎凳、踩杠子、辣椒水等。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早在一月，上海国际友人史沫莱特，也就是宋庆龄的英文秘书，收到一封来自北平的信。

史沫莱特打开一看，竟是一封“北平军委会反省院政治犯控诉书”，写信人是中共地下党员刘尊祺，里面详细记录了反省院（草岚子监狱）的非人道的残忍手段。

史沫莱特很是震惊，把信件交给了宋庆龄。宋庆龄看完信件，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向舆论公布了信件内容，《中国论坛》刊发了“控诉书”全文。

因为事件发生在北平，宋庆龄就让史沫莱特发函及相关文件给胡适，调查此事。

当胡适收到信后，却认为信是捏造的，这事是虚假的，压根没有刑罚，没有虐待。

胡适怎么会这么认为呢？

好巧不巧，就在收到史沫莱特信件前几日，胡适刚刚去了北平几个监狱。

在他眼里，这些监狱里的犯人可以自由地用英语和来访者交流，他给同盟总部蔡元培、林语堂写信里还提到，交流中没有一人提到遭受刑罚，对付这些判决的犯人没有必要使用刑罚。

由此他得出结论，控诉书为捏造。

这些内容，胡适后来都写进了《字林西报》。

胡适这边写“申辩”信，宋庆龄等人却一直忙碌着救助被关押的革命者。

就在胡适把信寄出去的第二天，《燕京新闻》刊登了“同盟总部要求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的呼吁书”。

胡适看到这则消息，瞬间翻脸，他认为，总部在没有得到他的调查结果，就轻信伪造的信件，通过新闻扩散，非常不好。他马上就又写一封信给蔡元培和林语堂，强烈表示不满。

蔡、林二人收到胡适两封信，对其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表示吃惊。于是林语堂就以个人名义回复胡适，其中提到：

“接信后，蔡、杨及弟皆认为事情及其严重，须彻查来源，弟个人且主张负责纠正。”

可是这时候早就来不及了。

胡适写给蔡、林信件同日，就写信给《燕京新闻》，表达了自己与民权同盟的分歧。

胡适说：

“我认为递交给孙夫人的控诉书十分可能是一封伪造的控诉书，她没有采取实地调查的方式核实……我憎恨残暴，但也憎恨虚妄”。

不仅如此，胡适甚至说，“我们北平的几个朋友是坚决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

胡适在没有任何商议的情形下，独自发出这样的言论，咄咄逼人。

这时候，胡适的问题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不再只是事件真假的问题，而是胡适在黑化同盟，分裂同盟。

对于胡适的所作所为，宋庆龄很气愤，她说：

“除非酷刑在他们眼前实施，他们是不会相信教育中使用酷刑的，有哪一个犯人敢在狱吏面前公开说话呢？哪一个狱吏会让调查者亲眼看到刚刚受过酷刑的囚犯，或者亲眼看到酷刑的画面？”

林语堂再次致函胡适，只不过这次是以同盟的名义，郑重告知胡适，国民党使用酷刑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世人皆知，新闻刊登也是同盟总会共同决议通过。

可是胡适压根不再理会，接连发表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他先在自己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反对民权同盟要求释放政治犯主张。后在《字林西报》发文，声称当局有权打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

至此，胡适的“无间道”行为，已经让同盟总部无法容忍了。1933年3月3日，民权同盟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开除胡适。

鲁迅写信给北平的朋友，搜集胡适反对同盟的言论，随后写文斥责胡适。《王道诗话》里，鲁迅写到：

“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好向侯门买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

《“光明所到……”》里，鲁迅讽刺胡适博士所题“光明所到，黑暗自消”，胡适就是光明，他去了监狱，那些黑暗就不见了。而这光明跟着胡适走，他走了，监狱里又恢复了黑暗。

胡适最终被踢出了民权同盟，无间道“卧底”生涯结束，可是对于胡适人品的讨论，一直都没有结束。

胡适作为学者，其学术功底深厚，我们自然不必怀疑。可是作为中国人，胡适的人品总让人觉得难以服众。且不说吃喝嫖赌，单就说胡适归国，声明不参与政治，可是后来他又向当局献媚讨好，这并不是他口中声称的温和改变。

难怪有人说，胡适是民国以来最大的公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