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毛主席在延安对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回忆自己的早年经历时说：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一时成为青年毛主席的“楷模”胡适，其实只比毛主席年长两岁，1891年2月17日出生于安徽绩溪。1910年夏赴美留学，先入康乃尔大学习农科，后转入文科。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追随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学习哲学。

1917年，胡适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古代中国逻辑方法之进化》。在此期间，胡适热心探讨文学改良方案，并试作白话诗。而他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通信，以及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的发表，更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同年，胡适学成归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至此一发而不可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

五四时期，胡适连续撰写《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相继完成《国语文法概论》《白话文学史》等著作，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成为现代中国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了决定性作用。

青年毛泽东还在湖南长沙读师范学校时，胡适早已成为“白话文运动”的旗手，也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著名学者，此时的毛泽东对他推崇有加就不难理解了。

毛泽东与自己心中的“楷模”胡适，是在北京大学结识的。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应在北大任教的恩师杨昌济之召来到北京，随后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一个月薪八个银元的图书管理员的职位。

彼时，胡适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毛泽东曾多次抽空前去旁听过胡适的课，因而他曾一度称自己也是“适之先生的学生”。毛泽东同萧三等人经杨昌济先生介绍，还特意专程拜访过胡适，同胡适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

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过的地方

1919年7月14日，返回湖南的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那篇有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毛泽东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了《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

“《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毛泽东其时是颇赞成胡适主张的“多研究些问题”的，他在湖南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1919年9月1日，他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第二次到达北京。他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

第二次北京之行，毛泽东还专程拜访了胡适。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

“毛泽东来谈湖南事。”

胡适晚年旅居美国期间，于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写道：

“毛泽东依据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从北京搭乘火车，辗转南京，历经25天后于5月5日抵达上海，他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寓居了两个月零两天。

毛泽东与居住于此的其他三名新民学会会员李思安、李凤池、陈书农过着非常清苦的生活，他们每人每月仅三元零用钱，四个人轮流做饭，经常以蚕豆煮米饭、青菜豆腐汤果腹充饥。 难以为继时，就参加工读互助团。

毛泽东接受的工读互助团的项目是洗衣服。由于接送衣服路途较远，需搭乘电车，这样一去一来，洗衣所得的报酬基本上都花在了车费上，因此生活总是过得捉襟见肘。

6 月 7 日，毛泽东写信给远在北京的亦师亦友的黎锦熙：“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 ”

此次在上海，毛泽东多次拜访居住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的陈独秀先生。 其时，陈独秀已将《新青年》杂志从北京迁至上海编印发行，上海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陈独秀等人正在着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

毛泽东与陈独秀专门讨论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陈独秀的影响下，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正如他后来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交谈时所回忆的：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到了1920 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

1920 年 6 月 11 日，“驱张运动”告捷，张敬尧逃离湖南。 7月5日毛泽东离开上海，7月7日返回长沙。

在抵达长沙的第三天，7月9日，毛泽东给在北京的胡适寄去一张明信片。

1920年7月9日，毛泽东致胡适明信片正面

这是一张中华民国邮政明信片，上面的字是毛泽东用毛笔书写的。明信片正面收信人为“北京南池子缎库后胡同胡适之先生”，寄信人为“毛泽东寄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日期“七、九”。

在明信片的背面，毛泽东写道：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教安。

1920年7月9日，毛泽东致胡适明信片背面

从“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一句，可以品味出毛泽东对胡适的敬重之情。

1920年一别之后，由于阶级立场的截然不同，毛泽东和胡适也分别走上了截然迥异的道路。

毛泽东致全力于开展共产主义革命运动，1927年率领工农红军走上了井冈山，1935年经长征到达陕北后，逐步跃升为中共最高领袖。

而具有顽固资产阶级思想的胡适，一步步投靠了国民党蒋介石。1932年，他被国民党政府聘为全国财政委员会委员。1933年，他又被聘为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1938年，他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8至1942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

1943年10月，胡适应美国哈佛大学之邀，演讲《中国历史文化》；同年，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1945年3月27日，胡适担任中国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代表团代表；4月25日，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

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时候，与胡适的“高徒”傅斯年有过交集，但是彼此之间似乎并未建立良好的关系。

傅斯年，字孟真，比毛泽东小3岁，1896年3月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傅斯年在北大读预科时，表现杰出，虽然他不是当时北大唯一的天才学生，但被夸张地称为“孔子以后第一人”“黄河沿岸的第一才子”。

1917年，傅斯年发表了《文学革新申义》，以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1918年夏，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傅斯年与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

傅斯年

与此同时，担任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从事打扫图书馆、整理图书等工作，收入很低。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为二三百银元，毛主席每月薪金却只有八银元，是最低一级的工薪。

1936年，在陕北的窑洞里，毛主席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道：

“我的职位太低了，人们都躲着我。我的工作之一是登记来读报纸的人的名字，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我并不作为一个人而存在。来读的人之中，我认出了这次学生运动的著名的领袖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及其他人，我对他们充满了好奇，我竭力想同他们谈论政治和文化，但他们都是大忙人。他们没有时间听一个操南方口音的图书管理员讲话。”

然而，27年后，在北大图书馆没有耐心听青年毛泽东“讲话"的傅斯年，来到延安，却受到了已成为中共领袖的毛主席的热情接待。

1945年5月，在欧洲战场上，盟军打垮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与德国狼狈为奸的日本帝国主义也走上了穷途末路。

与此同时，即将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中华大地上，关于建立联合政府，国共两党争执不下，各不相让，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当此之时，一些民主人士认为，抗战胜利后应由在各方共同执政，应尽力促成由各党各派共同参与、掌控的联合政府。于是，他们以“中间人”的身份在在国共两党之间积极奔走，斡旋调停。

1945年7月1日，国民参政员黄炎培、褚辅成、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冷遹一行六人，乘专机到达延安。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

1945年7月2日下午，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设宴招待傅斯年等六位参政员。宴会上毛主席、周恩来分别作了欢迎辞和祝酒辞。

毛主席风趣地对傅斯年说：“我们老相识了，在北京大学时我就认得你，你那时名气大得很，被称做孔子以后第一人哩！”

傅斯年连忙说：“毛先生过誉。那是同学们的戏谑之词，何足道哉！”

7月4日晚，毛主席特邀傅斯年到他办公的窑洞里单独晤谈。二人回首往事，纵论天下形势，相谈甚欢。

毛主席肯定和称赞傅斯年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傅斯年谦虚而得体地回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你们”，当然是指此时争天下的毛主席和蒋介石。

傅斯年既是胡适的学生，又是胡适的挚友。因此，在与傅斯年的彻夜长谈中，毛主席以学生的身份请傅斯年代他向远在美国的老师胡适问好。

从延安回到重庆，黄炎培先生出版了《延安归来》，对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大加赞赏，说延安“一片光明，温暖而自由”。

然而，傅斯年却并没有因彻夜促膝长谈而对毛主席产生良好的印象，他在重庆的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毛泽东的气度“咄咄逼人”，同时，他也通过文章向自己的老师兼朋友胡适转达了毛主席的问候。

几个月前，1945年3月27日，国民党行政院发表胡适为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代表团代表。4月25日，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按毛主席指示与胡适长谈，希望胡适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然而，胡适却搬出《淮南子》的无为主义，规劝中国共产党从事单纯的政党活动，作为国内的第二大党参加选举。

几个月后，当看到傅斯年发表的文章中特意转达中共领袖毛主席再次对他的问候后，胡适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8月24日，胡适在纽约发了一封著名的电报给毛主席：

润之先生：

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

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即杰弗逊——作者注）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屈指算来，胡适给已成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发这电报，距离1920年7月毛泽东满怀恭敬地给他寄明信片，已经整整25年了！

很显然，在这封电报中，“书生气”很浓的胡适，把赌注全押在国民党蒋介石身上。他认为抗战胜利后，一旦国共开战，中共和毛泽东会“自致毁灭”。

这封电报压轴的最后四个字“自致毁灭”，不留余地，且近乎是一种言语上的威胁，毛泽东读后内心的“不适”可想而知。胡适研究新文化、研究学问确实有过人之处，但是对中国未来发展大趋势的观察和分析显得很幼稚。

胡适发这封电报的时候，正值蒋介石三次电邀毛主席赴重庆共商国是。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于胡适电报之前两天，也催迫毛主席去重庆与蒋介石会谈。斯大林的电报说：“坦率告诉（中共），我们认为暴动的发展已无前途，中国同志应寻求与蒋介石妥协，应加入蒋介石政府，并解散其部队。”

对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毛主席非常不满，1949年底，毛主席去莫斯科终于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据此类推，对于胡适所发的这封电报，毛主席的不满，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1946年7月5日，胡适从美国回国。11月，他不顾众人的反对，脱去自己极力标榜的“自由”和“民主”的外衣，趋炎附势，出席了所谓的“国大”。作为第一个大会执行主席，他主持通过了蒋介石炮制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以其在海内外思想文化界的独特影响力，粉饰了蒋介石“民主”的伪装，竭尽全力为其“捧场”。

1948年11月20日，在内战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胡适在北平傅作义的华北“剿总”讲演时，还在信口雌黄，胡说什么“和比战难”“苦撑等变”，还把国民党的内战比作是“圣战”，是“民主、自由、平等与集权、恐怖、残忍，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斗争”，肆意攻击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决然与自己曾经很欣赏的“学生”毛泽东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了！

据胡适的学生季羡林回忆：

“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适之先生，一个学生走进来对他说：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他听了以后，含笑对那个学生说：人家信任我吗？”

胡适没有搭乘蒋介石的飞机直接去台湾，而是于1949年4月6日，在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再次登上从上海开往美国的轮船。他住在纽约东81街104号一所破烂不堪的公寓里，为了避免经济状况陷入绝境，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不得不接受普林斯顿大学的聘请，在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做一个管理中文图书的小职员。

1948年12月15日，胡适匆忙离开北京之时，将大量书籍、文稿、信件等东厂胡同寓所里。新中国建立后，这些资料经整理后存放于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央档案馆等处。

正是在整理这些资料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尘封了28年的1920年7月9日青年毛泽东亲笔写给胡适的明信片。这封明信片是迄今为止可见到的毛泽东与胡适唯一的通信资料，极为珍贵，如今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