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军情编者按：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与世长辞。今天，我们发表这篇长文，深切表达怀念之情。

一场罕见的大雪横扫五百里井冈，红四军主力却不得不离开井冈山，迎着风雪远行。

这是1929年1月14日，蛇年春节正一天天临近。

一个月前，1928年12月10日，彭德怀、滕代远率平江起义部队改编的红五军主力700余人汇入朱德、毛泽东领导的队伍——几乎在同一时间，第三次“会剿”井冈山的国民党军队也赶到了集结地。

1928年4月，“朱毛”会师成立红四军，国民党对井冈山的围攻，由此前的一省出兵“进剿”变成了多省派兵“会剿”。1928年7月至11月，湘赣国民党军队已经2次“会剿”井冈山，均被红军粉碎。眼看着罗霄山深处的点点星火越烧越旺，蒋介石似乎再也不把“朱毛”红军看作“疥癣之疾”了。他撤掉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兼任的湘赣“剿匪”总指挥一职，委任湖南省主席何键取而代之，调集湖南、江西两省军队6个旅、18个团，兵分五路向湘赣边界扑将过来，企图把这支红色队伍扼杀在摇篮之中。

何健，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帮凶。1927年5月21日，担任第三十五军军长的何键策动他的独立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当年6月29日，何键又公开发表反共宣言。后来，中共湖南省军委书记廖乾五、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被害，均是何键所为。

军情紧急！敌人3万重兵压境，红军还不足6000人。1929年1月4日至7日，毛泽东在宁冈县白露村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及红五军军委和边界各县委联席会议，决定“以红四军出发赣南游击，向吉安一带推进，采取围魏救赵方针，到外线打击敌人，解井冈山之围；以彭德怀及袁文才、王佐部留守边界应付湘赣进攻部队”，迫使敌军分兵回援，从而配合留守部队击破敌人的“会剿”。

敌我力量悬殊，还不是红四军远征敌人后方的唯一原因。当时的井冈山，“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红四军向中央报告：“隆冬之际，边界丛山中积雪不消，红军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红军未能到远地游击，以致经济没有出路。在此时期，红军官兵单衣御寒，日食红米南瓜，两月没有一文零用钱。”

一周之后，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第28团、第31团以及独立营、特务营，悄然离开井冈山。从此，队伍中的很多人，再也没有回到养育过他们的这方红色摇篮。

下山第一战，就出师不利。1月23日，红军占领大庾县城立足未稳，李文彬的第二十一旅便一路追击而来。这是赣军的精锐，清一色的灰军装、白帽罩装束，轻重机枪和带刺刀的“三八式”均为日本进口。这时的红四军主力虽然也有3600人，却仅有1500支枪。离开了井冈山熟悉的地形和人民群众的支援，红军的火力劣势瞬间暴露出来。李文彬向上司报告称：“朱德、毛泽东窜至大庾，我二十一旅全部跟踪追击，在大庾激战。因匪军占良好阵地，我军仰攻，延长一昼夜，始将逆匪击溃，复经猛追，匪众四散逃窜。”

激战过后，红军被打散。待到毛泽东、朱德撤离到20公里之外的大山之中点检部队，才发现独立营营长张威、第31团一营营长周舫、第28团党代表何挺颖已先后在突围中牺牲。

何挺颖，井冈山斗争时期14位大学生之一。1926年夏，还在上海大同大学就读大二的何挺颖受党派遣，到北伐军李品仙部担任团政治指导员。秋收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一连党代表，协助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朱毛”会师后，何挺颖任第31团党代表，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特委委员。黄洋界保卫战，何挺颖与团长朱云卿、副团长陈毅安指挥不足1营兵力凭险抵抗，击退敌军4个团轮番进攻。捷报传来，正在湖南桂东领兵作战的毛泽东兴奋异常，写下了挺进罗霄山腹地后的第一首诗《西江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当年8月，红四军主力在湘南遭受重创，由宜章农军组成的第29团溃散，第28团返回途中，又发生了二营营长袁崇全叛变投敌事件，团长王尔琢也在劝回部队时遭袁崇全打冷枪牺牲。史称“八月失败”。23岁的何挺颖临危受命，调任第28团党代表兼党委书记。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几次提到这位军政兼优的年轻党代表。

与何挺颖一样，周舫也是一位大学生。南昌起义，27岁的周舫任营长，后随朱德奔赴井冈山。大庾遭遇战，面对汹涌而来敌人，周舫指挥第31团一营迎着枪林弹雨反冲击，掩护大部队撤退，不幸中弹负伤。生命最后时刻，周舫忍着伤痛，挣扎着爬起来，引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大庾是钨矿之都，赣南富裕县。红四军本想在这里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怎料首战受挫，损兵折将，部队好不容易筹到的10000多块大洋也全部丢失。

身经百战的朱德也没有意想到，冲出井冈山之路远比他率部挺进井冈山时还要艰难。1937年，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延安听过朱德回忆后，这样描述红四军这段历程：“从井冈山南下，既没有道路，又没有山径可循。到处都是嶙峋怪石，无底的深渊之上则耸立着参差不齐的突兀的山峰。面庞削瘦、衣衫褴褛的男女排成一路纵队，攀越井冈山与湘赣边界高山巨峰间的山脉。那些不知经过多少个世纪风吹、雨打、雪盖的石头和山峦，异常湿滑。白雪漫谷，山风像刀子一样地吹打着，只能一步一步前移，甚至匍匐前行。”朱德后来说：“大庾一战，李文彬再追，我们就没命了。”

下山之路，危机四伏。更加凶险的危机，还在等待着红军。

2月1日深夜，红四军辗转来到寻乌县吉潭镇圳下村，已经人困马乏。这里是赣粤两省交界的地方，远离井冈山400多公里。谁也没有料到——杀机，就潜藏在苍茫的夜色之中。

第二天黎明，一阵急促的枪声传来。那一天正值农历小年，红军还以为是爆竹声，待到推门一瞅，才发现一股敌军已经冲到了村子中央，周围的山上，到处是影影绰绰的国民党兵。

察觉到红四军主力下山，何键一边派出李文彬旅和刘士毅的赣军第十五旅轮番追击，一边令赣州方向的国民党驻军设卡堵截。扑向圳下的敌军，正是刘士毅的部队。此时，担负前卫的红四军第31团已向罗福嶂方向进发，担负后卫的第28团分散布防，敌人显然有备而来。

寒色孤村暮，悲风四野闻。位于武夷山与南岭接壤处的圳下，是一个较大的村落，村西南有一座明代遗留的文昌阁，村中间还有一处建于清初的围屋“恭安围”。枪声乍起，住在文昌阁的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在警卫战士掩护下，趁夜暗冲出了包围。住在“恭安围”的朱德和红四军军部，却被敌人堵在了围屋中。围屋是集家、祠、堡于一体的客家建筑。“恭安围”仿佛一座坚固的城堡，四周均为高大院墙，一旦敌人涌进来，后果不堪设想。

危急关头，朱德提枪冲出围屋。当陈毅拼命往外跑的时候，一个国民党士兵从身后把他死死抓住。陈毅猛地甩掉棉大衣，正好扣在敌兵头上，才得以脱身。

时任红四军第28团三连连长粟裕回忆，毛泽东同志带着机关撤出来了，朱德同志却被打散了……，这时我们连到达了一个叫圣公堂的地方，听说军长失散了，我们万分着急，觉得像塌了天似的，情绪很低沉、恐慌。因为军长威信很高，训练、生活、打仗又总是和我们在一起，大家对他有很深的感情。“下午四点朱军长回来了，此时部队一片欢腾，高兴得不得了，士气又高起来了。但不幸的是军长的爱人伍若兰同志却被敌人抓了去，惨遭杀害。我们看到朱军长把伍若兰同志为他做的一双鞋子一直带着，很受感动。”原来，朱德身边跟着机枪手和冲锋枪手，敌人认定有大官在里面，追得更凶。眼看敌人越追越近，朱德心生一计，几个人分作两路，边打边跑，终于摆脱了敌人。

生死之地，步步惊心。跟随朱德突围的红四军妇女组组长曾志多年之后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危情：天色刚蒙蒙亮，隐约可见枪声响处的山上有黑压压的人影，朱德左右的手提机枪手向黑影射击。敌人听到机枪声，立即集中火力回击，两个机枪手当场负伤。朱德为了缩小目标，把身上的大衣脱下扔了。“我同伍若兰原来一直紧跟黄呢子大衣跑，跑着跑着，突然黄呢子大衣不见了，机枪声也停了。看不清四周情况，失去了目标。我们两人急忙往左侧的山边跑，敌人的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附近的水田里。前面出现了一个一人多高的土堆，我抓着土堆上的一根树条，很敏捷地爬了上去。回头看伍若兰也在爬。我就继续往山上跑，到了一个岔路口时，才发觉伍若兰不见了。”

伍若兰腿部中弹的消息，曾志是后来才从国民党报纸上得知的——直到被俘，这位著名的女英雄还手握双枪向敌人射击。刘士毅听说抓到了朱德的妻子，急令将伍若兰押至赣州。敌人逼迫伍若兰与朱德脱离关系，她宁死不屈：“要我同朱德脱离，除非赣江水倒流！”1929年2月12日，26岁的伍若兰遭国民党枪杀，头颅被挂在了赣江边的城门上——她的腹中，怀着4个月的身孕……

1962年3月，76岁的朱德重上井冈山，来到他和伍若兰共同战斗生活过的地方，不禁老泪纵横。离开井冈山时，朱德特意从山上挖了一株兰花带回北京，留下了一首散发着兰花一样清香的诗作：“井冈山上产幽兰，乔木林中共草蟠。漫道林深知遇少，寻芳万里几回看。”

这是红四军的至暗时刻。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惊险危殆相继，曲折连着坎坷，从大庾遭劫始，红军连战连败。

毛泽东向中央报告：“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记载得更加详尽：“与赣军三团战于大庾，因当地无群众组织，事前不知敌人向我进攻。以致仓促应战，我军未能全数集中，并因兵力累积重叠于一线致失利。我军引退折回粤边南雄界，取粤闽赣边界转至吉安、兴国一带。沿途皆两省交界，红军没有群众帮助，行军宿营侦探等事非常困难，敌人又有采轮班穷追政策。我军为脱离敌人，每日平均急行军九十里以上，沿途经过山岭皆冰雪不化，困苦加甚。复于平项坳、崇仙圩、圳下、瑞金四地连战四次皆失利，枪械虽未有大的损失，但官兵经过三十日左右之长途急行军已属难支……”

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雨雪载途，风餐露宿，千里转战，伤兵满营……无论是为摆脱敌人，还是为了鼓舞士气，红军都迫切需要一场胜利。

机会，说来就来了。

2月9日，农历大年三十，红四军刚刚转移至瑞金城以北27公里处的大柏地，如影随行的尾追之敌又来了。

大柏地，瑞金通往宁都的隘口，一条5公里长的山谷横贯南北，林木茂密，便于设伏。毛泽东、朱德决定，在大柏地巧布伏兵、张网以待，对孤军冒进的刘士毅旅2个团打一场伏击战。

敌人连番得手，早已不把缺枪少弹的红军放在眼里，很容易地就被红军一步一步诱进了伏击圈。第二天，当敌人进入大柏地深处，山谷四周枪声大作，埋伏在山头上的红军勇猛地冲了下来。朱德冲锋在前，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也提枪投入了战斗。激战5个小时，敌军大部被歼，800多人成了俘虏。陈毅评价：“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打扫完战场，已是大年初一的黄昏。红军官兵终于吃上了离开井冈山27天后的第一顿饱饭……当躲进山里的乡亲们陆续回到村子，家家户户发现灶台上、米缸内，几乎都有一张欠条，详细记载着红军吃了每家每户多少食物——时任红四军军需处长宋裕和回忆：事后，红军共偿还了乡亲们3500块大洋，“有的人家没有保存欠条，只要报个数，红军也如数还钱。”

红军乘胜前进，3月12日进入长汀境内，在四都镇击溃郭凤鸣的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1个团，2天之后攻克长岭寨，歼敌2000余人，击毙郭凤鸣，占领长汀城，建立了闽西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从郭凤鸣胯下缴获的座骑，成了毛泽东驰骋疆场的战马。

“江汇里渊锁地脉，山横华盖应天星。”长汀，古称汀州，自唐至清均为州府治所，穿城而过的汀江一路向南，在广东梅州三河坝与梅江、梅潭河汇成韩江，直达潮汕出海，是为商贾云集的富庶之地。在这里，红军不仅从郭凤鸣的两座小型兵工厂中缴获了2000支崭新的步枪和几十挺机关枪，还缴获了郭部的一个被服厂。

“我们终于有了第一批正式的红军军装。新军装的颜色是灰蓝的，每一套有一副裹腿和一顶带有红星的军帽。它没有外国军装那么漂亮，但对于我们来说，可真是其好无比了。”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与时代》中记载，朱德提到缝纫机时，连声音都亲切了许多，他说这批机器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在那以前我们身上的全部衣服都是用手缝的，“部队上有很多战士一批批到工厂去，静静地站在那里看裁缝，用机器做衣服。”长征路上四渡赤水，已经成为红军沉重负担的造弹机、X光机等笨重器材统统被处理，唯独这几台从日本进口的缝纫机被红军战士一路带到了延安。

八角帽、灰制服，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陈毅说用诗一般的语言对军服颜色作出就明：“灰蓝色，代表天空、海洋、青黛的群山，还有辽阔的大地。”穿上崭新的制式军装，4000多名红军在长汀南寨广场举行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次阅兵。受阅队伍中就有后来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康克清回忆，“红军女战们还坐着一辆烧木炭的汽车绕场转了一圈。”

正当此时，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之间为争夺湖南统治权而演变的蒋桂战争一触即发，江西国民党军北上投入两湖战场，赣南兵力空虚；加之彭德怀部也因井冈山失守转移到了瑞金，“朱毛”红军挥师赣南，开辟以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

从命悬一线到绝处逢生，对于大柏地之战，毛泽东后来多次提起。1933年夏，他途经大柏地，但见雨后彩虹飞越苍翠群山之上，几家农舍的墙壁上弹孔依稀可辨，不禁回想起那个战斗的春节，吟出了日后响彻大地的《菩萨蛮·大柏地》——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1929年5月，蒋桂战争结束，远赴两湖作战的国民党军回防赣南，而在闽西方向，当地军阀则因粤桂战争爆发赴广东参战，兵力空虚。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第二次入闽，三打龙岩，击垮福建省防军陈国辉的暂编第一混成旅，红色队伍迅速壮大到7000多人，组成了4个纵队。

红旗指处，所向披靡，包括龙岩、上杭、永定、连城、长汀在内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毛泽东为闽西工农武装割据革命前景所鼓舞，遂成诗一首——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梁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毛泽东同样清楚，汀江两岸的火红景象并不能掩盖这支年轻的队伍存在的问题。三湾改编，红军拥有了政治灵魂，但是，一支军队的改造，绝非朝夕之功。红军的铸“魂”过程，如同井冈山到赣南闽西的远征之路，充满了曲折与坎坷。

还在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就影响红四军发展的原因有过深刻分析：骨干仍然是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保存的人员，基层军官和士兵的主体是俘虏兵和农民，尤以俘虏兵为多。而起义部队和俘虏兵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农民出身，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红军的基本成分是农民。虽然广大官兵具有献身革命的热情和勇气，但旧军队习气和农民散漫、保守、目光短浅的阶级弱点，严重妨碍着人民军队的建设。

事实上，即使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极端民主化、忽视根据地建设等错误思想就一直存在，由于毛泽东倡导的新制度、新原则占着上风，新旧观念的冲突被暂时掩盖着。来到远比井冈山广阔和富饶的闽西，红四军内部的争论犹如河出伏流——用毛泽东的话说，“错误思想久抑求伸”，逐渐抬头。

有的人把党对红军的领导当成“家长制”，主张在党内实行“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事无巨细均应先交下级讨论；有的人把政工干部说成是“卖狗皮膏药”的，宣传兵是“吃闲饭的”；还有人认为“军事高于一切”，主张司令部提高军官权威，取消士兵委员会等等。更多的人热衷于攻打城市，“走州过府”、“流动游击”，不愿意做宣传和发动群众、创建农村根据地的艰苦工作……后来，毛泽东在陕北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谈到：“红军在物质上和政治上的情况都有了改进，但是还存在着许多不良倾向。例如‘游击主义’就是一种弱点，反映在缺乏纪律，极端民主化和组织涣散上面。另一种需要克服的倾向，是‘流寇思想’——不愿意安心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喜欢流动、变换环境，喜欢新奇的经历和事件。还有军阀主义残余，个别指挥员虐待甚至殴打战士，凭个人好恶，对人有所歧视或者偏爱。”

毛泽东对争论的焦点做了梳理，主要集中在6个方面：“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他认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

那个多雨的春夏，注定要让这支艰难成长之中的红色队伍，经受暴风骤雨般的考验。

4月3日，一封来自中央的指示信，几经周折送到了“朱毛”手中。信是2月7日从上海发出的，史称“二月来信”。受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悲观判断的影响，指示信要求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中央工作，红四军以连排为单位，散落到赣南农村。毛泽东、朱德认为，军阀之间的战争已经爆发，革命潮流必然随之回升，红军不仅不应分散藏匿，而是应当乘机展开游击战争，建立和发展赣南闽西根据地。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复信，拒绝了中央的要求，明确提出他和朱德不能离开红四军，红四军也不应采取分编分散策略。彭德怀回忆说：“我们在瑞金会师后一见面，毛泽东便将中央的‘二月来信’给我看，看后我就写了封信给中央，大意是时局紧张，主要负责人不能离开部队，有共产党领导有正确的政策，红军是能坚持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年5月，中央特派员刘安恭带着共产国际和中央精神来到闽西，刚刚平静的红四军内部，再掀波澜。

刘安恭早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南昌起义后被党派往苏联高级射击学校学习。与那一时期许多喝过洋墨水的人一样，这位被任命为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的留苏学生，认为毛泽东的主张和实践与马列理论离经叛道，指责毛泽东“自创原则”和“拒绝中央命令”，提出实行“完全选举制度，使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

在这样的背景下，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一所中学的校园内召开。会议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争论”的结果是，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被否定，给予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朱德书面警告处分。大会改选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以一票之差落选。毛泽东不得不离开他亲手创建的红四军，以前委特派员身份，到上杭指导地方工作。

从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失败到井冈山斗争的成功已经证明，以俄为师，并不意味着重复苏联红军走过的道路，更不是照抄照搬经典著作中的只言片语。“脑袋长在自己肩上，文章要靠自己作。”毛泽东深知，眼下的一切，必然是红军成长中的代价和队伍定型过程中的阵痛，“我现在不辩，将来事实总会证明的！”

当选新一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陈毅，在主持了一次前委扩大会议后，同样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星夜启程，代表红四军前赴上海向党中央请命。

话分两头。

在上杭蛟洋，毛泽东指导召开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苏维埃政权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等重要文件，选举出由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15人组成的中共闽西特委。闽西，从此成为红旗不倒的革命堡垒。主力红军长征后，正是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带领闽西军民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保存的武装力量后来组成了2700余人的新四军第二支队，占新四军成立时总兵力的四分之一。1938年7月，张鼎丞到达延安汇报工作，毛泽东称赞说：“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你们能够领导红军游击队和当地人民群众坚持开展游击战争，不断扩大游击区，使那么多的部队和干部得以保留和成长，这是一个跟长征一样了不起的伟大胜利。”

停辛伫苦待留君。在闽西深山之中，毛泽东还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历险。

永定县东南，23座大小山峰汇成一条逶迤几十公里的山脉：金丰大山。主峰天子岽下，一处形似公牛的山头，叫做牛牯扑。这里层峦叠嶂，古树参天，山涧清泉涌动，山谷凉气袭人，仿佛一方世外桃园。

1929年8月21日，身患疟疾的毛泽东化名“杨子任”，被闽西特委和金丰区委接来牛牯扑休养。两座隐藏在密林深处的竹寮，一座是警卫人员住房，一座便是毛泽东的住处——饶丰书房。

那是戎马倥偬的毛泽东难得享受的一段平静时光：调查研究、读书学习、深入思考……暂时远离了行军打仗，毛泽东能够静下心来认真思考党和红军建设的经验教训，而且把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提到了理论高度，形成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在逆境中坚守理想，在黑暗中预见光明，在曲折中看到希望。有人说，山沟沟里产生不了马列主义，然而，毛泽东的脚步却始终坚实地踏在脚下的大地上。只是，他那深邃的目光，从来就没有仅仅盯着眼前的山沟沟。曾志回忆：“不知他从哪里找到两本当时中学生学习用的《模范英文读本》，每天两次端端正正坐在窗前桌子旁边念这本书，一课一课地默写，津津有味。我想，他学得那样起劲，是深知干革命需要懂得外文吧。”邓子恢后来也曾谈到：“毛主席要我们随时给他送报纸，要我们去龙岩拿。我们没有及时去拿，毛主席批评我们拖拉，说不看报不知道敌情，怎么领导革命？敌人来到你面前还不知道。”

尽管毛泽东的行踪高度保密，敌人还是捕捉到了一些蛛丝马迹。9月17日，中秋节，永定地方民团引导国民党大埔保安团600多人，兵分两路，向牛牯扑包抄而来。粟裕带领警卫人员紧急阻击敌人，陈添裕等4名赤卫队队员火速护送毛泽东转移。山高路险，荆棘丛生，枪声越来越近，身体虚弱的毛泽东无法快步行走。就在这时，脚下的草鞋让陈添裕灵机一动，他把草鞋倒套在脚上，背起毛泽东一口气跑出了十多公里。脱离险境——陈添裕一双脚鲜血直流，敌人追兵则被他的鞋印引向了往相反方向。

这是毛泽东揭竿而起后遭遇的第二次生死历险。发动秋收起义时，毛泽东也曾有过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他在接受斯诺采访时，曾经这样回忆——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1953年国庆前夕，陈添裕收到了毛泽东发来的电函，邀请他赴京参加观礼。直到这时，陈添裕才恍然明白，敬爱的毛主席，就是当年的“杨先生”。当时，中年得子的陈添裕正忙着为爱人备产，只好由堂弟陈奎裕代他到北京观礼。

见到陈奎裕，毛泽东先是一愣，继而大笑道：“你不是背过我的陈添裕，你是看茶桶的。我在牛牯扑治病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我一直惦念着你们，没有忘记你们，共和国也不会忘记你们。”如今，这封邀请函就收藏在永定县博物馆。

陈毅的上海之行，也是险象环生。

陈毅装扮成商人，搭乘英国轮船由香港前往上海。10年前，18岁的陈毅就是上海起航，远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当时的他或许不会想到，10年之后重返上海，竟然成了国民党通缉的要犯；此刻的他自然也不会想到，20年后，他将再一次回到上海，出任这座中国最大城市的第一任市长。

1929年8月26日，轮船驶进杨树浦码头，陈毅发现，岸边军警林立，如临大敌。就在他快步走向检票口时，有人在他腰上戳了一下，轻轻说了一声“客随主便”，陈毅“心有灵犀”——突然，身旁的人大喊“小偷，抓小偷！”紧接着又有人在喊：“我的钱包也丢了，快去追！”趁着一片混乱，几个人簇拥着陈毅冲出检票口，将他塞进路旁的一辆军车，一块黑布蒙住上了他的双眼。

军车停下来的时候，已经来到英租界三马路新都旅社。走进楼上的一间客房，陈毅眼上的黑布被人解开，两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了他的面前：长兄陈孟熙、堂兄陈修和。

原来，就在陈毅出发之前，得知陈孟熙已到上海国民党军方任职，便通过地下组织联系到了长兄，告知他近期将到上海，请兄长给予帮助，接头暗号是“客随主便”。陈毅清楚，虽然兄弟之间人生选择不同，但毕竟血浓于水。这个忙，兄长不会不帮。

接到陈毅来信，陈孟熙马上派人到码头踩点，但见岗哨增多、戒备森严，判断陈毅的行动可能已经走漏了风声，便找到已是上海龙华兵工厂政治部主任的堂兄陈修和相商，共同导演了这出“抓小偷”的闹剧。就这样，在两位国民党兄长的帮助下，陈毅顺利进入了白色恐怖的上海。1948年，担任沈阳90兵工厂厂长的陈修和，毅然脱离国民党，保护了这座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第二年，陈孟熙在四川乐山率部起义。分属两大阵营的三兄弟，重新回到了同一道战壕中。

在上海，陈毅写出了一份长达5万言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等多份材料，坦诚向中央汇报了红四军内部发生的分歧与争论。分管军事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建立农村根据地和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主张。9月28日，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由中央政治局通过，这就是著名的“九月来信”。“九月来信”对红四军党内争论作出明确结论：“红军由前委指挥，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绝对不能动摇的原则。”周恩来指示红四军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维护“朱毛”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陈毅后来回忆：“恩来同志说，你带这个指示回去，你主要是请毛泽东复职，你这个责任重大。”

几乎在同一时间，红四军又在上杭召开了“八大”，结果争论依旧、问题依旧。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等思想卷土重来，打骂士兵、枪毙逃兵等旧军队习气再度抬头，创建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工作也一度被放弃。

更为严重的是，动摇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忽视了赖以生存的根据地建设的红四军，甚至连打胜仗的滋味都尝不到了。在挺进闽中和南下东江的行动中，部队连遭重创。年轻的红军队伍，走到了悬崖边上。

迷茫和困惑之中，人们开始怀念跟随毛泽东打胜仗的日子，也渐渐意识到：真理，就在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的毛泽东一边。

当陈毅带着“九月来信”回到闽西，已是满园花菊郁金黄的时节。身体渐渐好转的毛泽东，登临上杭城里的临江楼，听远山隆隆炮声，望脚下奔流江水，心情一如秋日晴空，再也抑制不住迸发的诗情——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毛泽东没有想到，这期间还发生了一段“插曲”。共产国际英文版《国际新闻通讯》发了一则讣告：“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返回红四军途中，毛泽东得知这一“噩耗”，不禁开怀大笑。

毛泽东同样没有想到的是，远在上海的故交柳亚子居然把他写进了悼诗《存殁口号》：“神烈峰头墓草青，湖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柳亚子在诗末注明，“两列宁，孙文与毛润之。”后来，闻知“死讯”纯属误传，毛泽东和他率领的红军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屡屡粉碎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剿”，柳亚子又重新赋诗一首：“平原门下亦寻常，脱颖如何竟处囊。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

秋风送爽，长天寥廓。1929年11月23日，朱德率红四军再占长汀城。11月26日，毛泽东从上杭赶赴长汀与朱德汇合。战友重逢，分外激动。毛泽东说：“朱毛，朱毛，毛不离朱，朱不离毛。”

踏过坎坷成大道，中国革命又见平川。

1929年11月28日，红四军前委在长汀辛耕别墅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正式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同日，毛泽东致信中央：“我病已好……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需赶紧进行教育。”

5天之后，红四军开赴连城新泉，进行“新泉整训”。毛泽东、陈毅主持政治整训，朱德主持军事整训，为红四军“九大”召开奠定思想基础。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整训。

“山半炎泉涌不停，阴阳为炭自熏蒸。”正值初冬，新泉河畔的温泉水，消除了红军战士连绵征战的疲劳。毛泽东在井冈山制定的“三条纪律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的基础上，又新增加了两项注意：“不随便大便”、“不搜敌兵腰包”。至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初步成型。

就在这时，蒋介石调集闽、粤、赣三省14个团的国民党军“会剿”红四军。赣军金汉鼎部攻占长汀，直逼新泉。为确保会议安全召开，红四军移师上杭古田。

古田，上杭、龙岩、连城三县交界处的一座小镇。

“古田”二字，源于乡村雅士所云“古垦之田”。这里群山环抱，只有三条细细的石板路与外界相通，易守难攻。红四军前委、政治部和司令部设在八甲村，4个纵队布防于周边的赖坊、竹岭、溪背、荣屋4个村庄，成烽火连台、犄角拱卫之势，随时准备拒敌于古田之外。

这是红四军第三次到达古田。朱德回忆，“这里的民众早已得到当地苏维埃政府的通知，全部涌到大街上迎接红军，队伍好像凯旋一般。”

农民调查会、工人调查会、士兵调查会，以及红军各支队、各纵队党代表联席会议一个接一个……大家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尖锐揭露党内、军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表现，大胆分析各种错误思想的危害和产生的根源。时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参谋长郭化若回忆，毛泽东每到一地，总是挤出时间做社会调查，以便了解情况，决定政策或检验改进已定的政策，“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

古田“松荫堂”，一副对联散发着浓浓的文气：“新宅依旧宅以安敦环堵阡陌，大楼倚小楼为捍卫光引星辰。”就是在这座二层小楼，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一盏如豆的灯火伴着毛泽东笔走惊雷。他要做一篇大文章，回答当时的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未能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这就是：如何使一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队伍脱胎换骨，建成一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新型人民军队。

12月26日，又一个不眠之夜。当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最后修改完毕，天边已经露黛青色的晨曦。夜以继日的毛泽东也许不曾想到，在他36岁生日的这个寒夜，还有一个人久久未能入睡。那是他亲密的爱人、远在长沙的杨开慧。1982年，修葺板仓杨家故居时，发现的杨开慧未曾寄出的写给丈夫的信札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不能忘记他。我暗中行事，使家人买了一点菜，晚上又下了几碗面……睡在被里又伤感了一回……”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万源祠召开。始建于清代的万源祠为古田大姓廖氏宗祠，由前后厅和左右厢房组成，一方天井透着辽远的天幕。随着红军的到来，万源祠已经成为“曙光小学”的校舍。

那是闽西最寒冷的季节，一堆噼啪作响的炭火，融化了天井里厚厚的积雪，升腾起会场上融融的春意。大会气氛热烈，空前和谐团结。

会议选举产生以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谭震林等11人为委员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在部队建设上的基本经验教训，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确立了红军的性质，规定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规定了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规定了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的方针和内容，规定了红军处理军内关系、军民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

古田会议决议由8个部分组成，其中《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也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整个决议的核心——中心思想就是：思想建党、政治建军。

邓小平后来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大家看看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

一部3万多字的古田会议决议成文，也许是在几个不眠的夜晚，然而，一条切合实际的道路的探寻，不会一帆风顺，甚至艰难曲折。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支军队，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依靠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就能够实现强大与振兴。人民军队最初的寻路过程，同样经历了挫折与失败，同样伴随着争论与交锋。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敢于直面和解决矛盾与问题，敢于与有悖于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种种旧军队习气彻底决裂，开创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军之路。

从南昌起义到古田会议，2年4个月又28天过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最终形成。“朱毛”红军，实现了由工农武装到人民军队的凤凰涅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被毛泽东视为立军之本、建军之魂。后来，毛泽东在总结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教训时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罗荣桓回忆说，古田会议就是总结经验，把部队中存在的错误的东西，如：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无组织无纪律、单纯军事观点、个人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总括起来，做个总结，重申军队内的民主作风，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我军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就定型了。”

古田，一个曾经默默无闻的山区小镇，在历史的转瞬间，见证了一支军队从工农武装到革命队伍的历史性转型。在风雨中矗立了百年的廖氏宗祠，成为与遵义会议会址、与延河之畔的宝塔山一样的红色建筑。

那个冬天，古田的雪一场接着一场。山里的人们与红四军将士一起，在漫天飞雪中度过20世纪30年代的第一个元旦，迎接即将到来的农历马年。廖氏宗祠前的大草坪上，军民联欢，人声鼎沸，雄壮的阅兵式令人兴奋。越来越多的人们相信，这支虽然弱小但理想高远、信念坚定的队伍，必将在中国革命的疆场上马到成功。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古田留下了又一篇著名的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那个黎明前的黑夜，他仿佛看到，南方山林中点燃的星星之火，就要汇成熯天炽地的燎原之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快马加鞭未下鞍。朱德、陈毅率红四军第一、第三、第四纵队先期离开古田，转战赣南。毛泽东指挥红四军第二纵队阻击龙岩方向的来犯之敌，尔后翻越武夷山，快速挺进江西宁都，与朱德汇合。两路大军纵横驰骋，调动敌军疲于奔命，彻底粉碎了赣闽粤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三省会剿”。

临绝地而再造，浴烈火而重生，逢生机而勃发。从古田出发，一路烽火连天，一路金戈铁马，一路豪迈凯歌。时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十二大队党代表赖传珠感慨：“这时候，每个排都能够独立执行战斗、发动群众等重要任务，部队士气空前旺盛，面貌焕然一新。”另一位古田会议参加者、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参谋长萧克回忆：“那时，我们都把决议当作党课教材，视为红军法规，也作为检查和衡量工作的标准。不久，部队向武夷山中部及赣南进军，纪律更好了，内部更团结了，战斗力提高了。”

风卷红旗过大关。茫茫地雪行军，红军气势如虹。马背上的毛泽东豪情万丈，一首历史上最经典的新年献词奔涌而出，这便是33字的《如梦令·元旦》——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古代“元旦”多指农历正月一日——据考证，毛泽东这首词定稿日期，正是1930年1月30日，大年初一。（本文作者：贾永、贾可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