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作者：樊锦诗
上一节我们讲述了樊锦诗的童年与家庭，讲述了她与死神的擦肩而过。这一节，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学习，看看她是如何求学、如何渐渐走近敦煌的？
报考北大历史系
樊锦诗从小就是那种让父母很省心的孩子。她在学习上很自觉，从没让父母操过心。她兴趣很广泛，喜欢历史、外语和化学。
最初，受榜样居里夫人的影响，樊锦诗一心想学化学。后来，她又想当医生，像救治自己的医生一样，救死扶伤。但同学打趣她说：“你这个身体还想学医？到底谁给谁看病？”樊锦诗觉得同学说得没错，就决定选择历史。毕竟在大家的印象里，学历史不需要什么体力，看书就行了，何况她自己也很喜欢历史。
那时候高考，要先填志愿表，樊锦诗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填了表。她从父亲那里知道，北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北大历史学系是最好的历史学系。既然自己想学历史，那当然想选择北大。于是她大胆地在志愿表上填写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志愿已定，接下来就是认真准备高考了。那时的人，初高中毕业就可以工作了，对高考也不像现在这么重视。学校不会额外给学生补课，家人更是连自己要高考都不知道。樊锦诗的父亲就是高考过后，偶然问起才知道女儿已经高中毕业了。虽然无人问津，但樊锦诗依旧非常努力复习，她每天早上五点起床，从五点学到晚上十二点，实在累了就去休息。有时热得睡不着，就在地板上铺上凉席睡。到了考试前一夜，樊锦诗根本睡不着，几乎整夜失眠，她压力很大，很担心自己考不好。
第一天的考试终于结束了，发挥得还不错，但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虽然已经感觉非常疲劳，但她还是咬牙坚持复习第二天的科目。等全部考完了，她心理还是七上八下的，有点后悔把志愿填得太高了。
等待录取通知书的过程非常煎熬。到了发榜的日子，邮递员送来一个落款为北京大学的信封。她拿着信封十分忐忑，不知道是录取了，还是没有录取。纠结了许久，她偷偷躲起来拆开信封，北大的通知书赫然出现在眼前，她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缘分也就此开始了。
北大报道的趣事
樊锦诗是五个孩子里唯一的一个大学生，父亲也很为女儿的选择而自豪，临去北大前，父亲和她进行了一次长谈，告诉她：“你考上了北大，未来的人生将会是另外的一个天地，你将会有更加广阔的视野。”但那时的她还不能完全理解父亲这句话的含义。
1958年的9月，20岁的樊锦诗从上海出发，一个人坐火车到北京大学报到。她坐的是慢车，从上海到北京要三天三夜。列车上的设备非常简单，坐的就是木条凳，靠背很低。列车上没有餐车，也没有地方买吃的，她就靠着家里准备的干粮和水，度过了漫长旅途。
随着一声鸣笛，火车终于到达了北京火车站。可下了车樊锦诗发现，火车站既没有人接也没有人管。她还感到很奇怪，怎么北京大学都没有接新生的安排呢？
原来，那一年，北大入学报到的时间临时推迟了。为此，北大还专门在《人民日报》发了一个通告，可惜樊锦诗没有看到，也没有人告诉她。到了北京，两眼一抹黑的她，只能自己想办法摸到了北大，结果连办理报道手续的人都找不到。
樊锦诗心想：算了，来都来了，先参观参观北大吧。于是，她便开始在学校里瞎转悠，这瞧瞧那看看，充满了欣喜和兴奋。晚上，她索性就在一间宿舍的木板床上将就睡了，半夜还因为着凉发起了高烧。
到了第二天，樊锦诗偶遇了一位历史学系的学长，才知道报道的时间推迟了。那怎么办呢？总不能再回上海吧。那位学长看樊锦诗字写得不错，就提议樊锦诗可以留下来帮他抄文稿。于是，在等待报到的日子里，樊锦诗每天到历史学系办公室，抄写北大学长写的文章。抄着抄着，她就和一些高年级的同学混熟了。
那时，她时常听他们说起考古专业，觉得这个专业很神秘。还有人说考古很好玩，可以经常到野外去游山玩水。对人生懵懵懂懂的樊锦诗，当时还没什么远大志向，只是希望未来不要整天抱着书本。如果考古专业真像他们说的那样，那不正是她想选择的专业吗？既能饱读诗书，也能游遍名山大川，真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事了。特别是中学时代，樊锦诗受父亲的影响，就很喜欢到博物馆看文物展览，想到那些精美的文物都是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她就对考古专业充满了遐想。
带着对考古专业的浪漫幻想，开学分专业时，樊锦诗毫不犹豫地报考了考古专业。后来才知道，其实并没有多少同学愿意去学考古，因为考古要经常去田野，太苦了。现在想起来，其实她对考古工作究竟要干什么，并没有太多认知，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就这样，樊锦诗稀里糊涂地选择了考古专业。
今天我以北大为荣，明天北大以我为荣
“今天我以北大为荣，明天北大以我为荣”，这不仅仅是一句豪言壮语，更是樊锦诗一生践行的真实写照。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能真正将这句话化为行动，成就非凡事业者，实属凤毛麟角，而樊锦诗便是那璀璨星辰中的一颗。
北大的氛围，给了樊锦诗求学的动力。北大是一个学术的圣地。当时大学生的生活条件普遍比较艰苦，很多学生的衣服上都打着补丁，吃饭也有定量。但大家没有苦的感觉，反而很乐观很积极。艰苦的生活条件也没有影响到北大学子的学习热情。
在樊锦诗的记忆里，图书馆里永远人满为患，晚到的同学根本没有位子。有时候图书馆门前还会排起长龙，等到门一开，同学们就蜂拥而入抢占座位。后来因为图书馆的座位实在满足不了所有想读书的学生，只能实行分配制度。按系分配座位号，拿不到号的同学就只能站着读书。
在这种学习氛围下，樊锦诗也如饥似渴地吸收着知识的养分，她的视野得以拓宽，思维更加敏锐。这段宝贵的经历，为她日后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的深耕细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她倾心于学，不仅成就了自己的学术梦想，更为敦煌文化的保护与研究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
北大的精神，给了樊锦诗理想的坚守。北大这座百年学府，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开放包容的学术氛围和“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校训精神，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学子的心田。樊锦诗踏入这片沃土时，便被这份独特的魅力深深吸引。在这里，她不仅学会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她找到了自己毕生的理想与追求——守护敦煌，让这份人类文明的瑰宝得以传承。北大的精神如同灯塔，照亮了她前行的道路，让她在面对艰苦条件与重重困难时，依然能够坚守初心，矢志不渝。
她在书中这样说道：“如果说我为敦煌石窟做了一点事情，那也要特别感恩母校的教育和熏陶，师长的谆谆教诲。是母校的精神和学风深深浸入了我的思想，成为我成长的养分，滋养了我的一生，教会了我如何思考和做好世界闻名、博大精深、价值珍贵的敦煌石窟事业；使我明白不忘报效祖国，不忘所从事的敦煌石窟事业责任重大，不可丝毫懈怠，必须竭尽全力为之。”
北大的老师，给了樊锦诗知识的洗礼。在北大求学的日子里，樊锦诗有幸遇到了众多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老师。他们不仅传授给她专业知识，更以身作则，教会了她如何做人、如何治学。
1950年代的北大历史学系，名家云集。给他们授课的师长，都是当时顶尖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这些一流学者，从不限于照本宣科，他们亲自编写教材，精心备课，讲解有材料、有分析、有研究、有观点，视野开阔，让人深深体会到他们对考古事业的热爱和执着。
在考古现场，老师们手把手地教，从测量、开方、挖土、敛平地面、分辨土色、划分地层，到用小铲清理发掘、刷陶片、拼合、简单地修补、整理、绘图、拍照、文字记录等等，整个过程，耐心细致、毫无保留。而老师们的这种态度和做法，也给樊锦诗树立了为人和治学的准则。
北大的彭金章，给了樊锦诗爱情的甜蜜。在北大，樊锦诗收获了一份珍贵的爱情——她与同校学子彭金章相知相爱，共同书写了一段佳话。这段爱情，不仅为她的生活增添了温馨与甜蜜，更成为了她人生旅途中的坚实后盾。彭金章的理解与支持，让樊锦诗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更加坚定与勇敢。两人携手并进，共同致力于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承，成为了学术界的一段佳话。
岁月流转，时光荏苒。曾经的樊锦诗以北大为荣，而今天，樊锦诗以她的卓越成就和无私奉献，已然成了北大人的骄傲。她不仅为北大捐献奖学金，鼓励更多学子追求卓越，还多次回到母校做演讲，分享自己的经历与感悟，激励着后来者勇往直前。更令人动容的是，她的故事还深深影响了如钟芳荣这样的年轻学子，让他们选择将青春奉献给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志愿前往敦煌，续写新的辉煌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