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动物与人类之间就存在着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关系，这种关系塑造并改变了历史。

当然，人类也是动物，又不同于一般动物。我们是现代人（Homo sapiens），是智人，独一无二的认知能力把我们和其他所有兽类区分开来。流畅的表达、善于思考和推理的特性以及复杂的情感反应使我们在生物界一枝独秀，这是其他物种永远无法完全企及的高度。我们也是社会性动物，有着强烈的与其他动物建立关系的心理冲动。我们和动物相处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人类猎杀动物，驯化动物，畜养动物。无论身边的动物是宠物还是役畜，可以说人类离不开动物。

我们人类与各种动物亲密相处的时间已超过250万年，这些动物有大有小，有哺乳动物和无脊椎动物，有凶猛的食肉动物，也有与世无争的食草动物。我们最早的祖先是弱肉强食法则下的捕食者——既是猎人也是猎物。在数万年的时间里，他们积累了各种动物习性的知识。这些知识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但是他们可能仍然缺乏和动物建立心理联系的欲望，还没有在精神层面把动物和他们的生活联系到一起。最终他们没有越过捕食者的藩篱。

具有独特认知能力的现代人在历史舞台上的出现使一切发生了改变。优越的狩猎技术、新式先进的武器，而最重要的是推理能力，改变了人类和猎物之间的关系。这一变化发生的时间还不能完全确定，但至少是在70000年以前全球人口极其稀少的时候。

我们完全成为社会性动物的年代仍不明确，那时我们的内心开始出现强烈冲动，不仅想要与自己的同类，也希望与其他动物建立联系。我们渴望和身边的动物休戚与共的欲望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们很难无视它的存在。关系的建立是无形的，可以通过肢体或口头语言传递信息，也可以通过手指的抚摸或眉毛的轻挑进行交流。它们是历史的精髓，在某种程度上比辉煌的建筑或艺术杰作更为重要。文献资料和艺术创作及工艺制品和动物骨骸就像映射历史的镜子，我们只能透过它们模糊的镜面窥探早期人类的往事。

20000 年前的欧洲艺术家将捕获的猎物刻画在岩石和洞穴的岩壁上，如法国的拉斯科洞窟和西班牙北部的阿尔塔米拉洞窟。他们通过强大的仪式伙伴动物，阐述他们生活的世界。猎人尊重动物，将它们作为独立的个体，作为充满个性的生物和鲜活的生命，与人结成物质和仪式伙伴关系。我们可以想象这些鲜活的动物，如熊、驯鹿或者渡鸦，它们的行为在仪式中被描述得犹如人类，深刻介入到创造和诠释人类社会的过程中。在澳大利亚原住民和一些北极自给型猎人的生活中，这种人与动物之间的亲密伙伴关系至今仍然存在。

15000多年前，亲密和尊重的关系使人与狼之间产生了合作和友情，第一种动物的祖先便成为人类家庭的成员。无论只是作为伴侣，还是如你所愿，将其视为宠物或役犬，对狗的依恋改变了人类和动物的关系，尽管这种改变悄无声息。牢固不破的伙伴关系，即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就此形成。接下来的几千年大事频发，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

大约12000年前，人们开始将野生动物驯化成家畜。山羊、绵羊、猪，紧接着还有牛—这些家畜在今天已经司空见惯，对它们的驯化过程几乎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人和动物双方都不曾感到害怕。在这些改变历史的伙伴关系中，人和动物都各得其所。我们今天称为家畜的动物，虽然失去了自由，但受到精心的牧养，并避免了被捕食的威胁，还获得了更好的牧场和草料，而人类获得了稳定的肉食、奶以及完备而珍贵的副产品，从皮毛到角和制作皮鞭的肌腱，无所不包。

可能最为重要的是，这四种家畜使人们建立了永久定居点，扎根于农田和牧场，扎根于世代相传的固有土地。早期的牧群很小，每一只动物都非常重要。因而牧民和牧群之间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动物远不止是食物那么简单；它们是日常生活万花筒和个人社会地位的一部分。对自给型农民来说，役畜既是社会工具，也是生活伴侣，是人们对其没有幻想的朋友。它们成为联结长辈与晚辈、活人与祖先之间的重要纽带，成为营养来源的亲密象征和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农业和动物驯化并不是什么革命性的人类发明，但是其结果却改变了历史，特别是城市和文明由此出现。

牛的意义很快远不止肉食、牛角和皮革来源那么简单。它们成为蹄子上的财富、人际交往的厚礼和仪式上的大餐。它们是埃及法老力量与王权的象征，对其他统治者，如3500年前克里特岛的米诺斯王，又何尝不是如此。它们也成了最早的驮畜。公元前3000年之后，牛很快就被用来牵引实心轮车辆，耕种美索不达米亚的农田。现在，牛担负着运输任务，成为道路上和田间地头的日常劳动力。同时，它们展示了力量和财富，成为权力的象征和供奉神灵的祭品。在遥远的乡村，自给型农民和牧民仍然保持着小规模的牧群，对个体动物的了解程度甚至能让他们叫出动物的名字，就像他们在现代社会所做的那样。

正是在拥挤而快速发展的城市及其郊外地区，动物和人类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城市市场对肉类和其他动物产品的需求如此旺盛，以至于需要显著扩大畜牧业的规模。农场里饲养的牛羊达到几百头。役畜逐渐成为公共商品，人们以营利为目的饲养牲畜并论头出售。这并不是说许多人不再喜欢与动物建立紧密的关系，而是人口膨胀引发的对食物的巨大需求不利于这种关系的建立。到公元前2500年，在缓慢全球化的世界里，动物不知不觉地发挥了新的作用，我们可以将其称为驮畜革命。

我认为，历史上最重要的动物之一是卑微的驴，后来是一种驴和马的杂交动物骡子。驴是第一种在商队中使用的动物，早在骆驼出现之前，它就改变了干旱地区的陆路旅行状况，在此之前的大多数长途旅行需要借助水路才能进行。它们是埃及邦国发展的催化剂，在数个世纪里，将西南亚的广阔区域连接起来；远在马拉战车出现之前，它们就为军队运送补给，为统治者提供骑乘工具。多产的驴运输货物和人员，它们吃苦耐劳，任劳任怨，有时甚至因过度劳累而命丧黄泉。在那样的社会关系中，人们将驮畜作为大众运输工具而非个体动物来对待。

类似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动物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归根结底只存在于个体与个体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驴的庞大数量，才导致了它们中的大多数只能成为驮载货物的工具。农民，甚至贵族和祭司，可能会非常珍爱自己精心修饰的坐骑，但是它们中的大多数就像汽车那样，只不过是供人使用的工具。历史告诉我们，马与人类的关系要亲密得多。

这并不是因为马可以驮运货物、拉车、犁地，而是因为马和骑手之间有着与众不同的关系。成功的骑术需要骑手和马之间保持微妙的默契，并不断得到强化，在放牧马匹或训练战车的时候尤其如此。马和骑手成为一对如此强大的搭档，以至于这些动物成为珍贵的财产以及声望和王权的象征。蒙古军队横扫欧亚大陆并改变了历史，成吉思汗发动的战争成为他丰功伟绩的象征。骑兵成为战场上强大的突击部队并非巧合。他们的效能取决于士兵与战马之间的密切关系。

骆驼是另一种改变历史的角色，不仅因为它在干旱环境中的独特才能，还因为它与人类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人类发明的驼鞍将骆驼变成了高效的驮畜，据说它们不仅征服了撒哈拉沙漠，而且还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一举取代了东地中海地区的轮式车辆。那些驼夫和骑手与他们照顾的对象建立了一种近乎神秘的默契，指引他们的驮畜穿越几乎无路可走的险境，寻到水源。

在过去的5000 年里，驮畜商队成为历史上伟大的主题之一。他们运送货物和人员、稀世珍品和外交远征团，并为军队提供支持。最重要的是，他们在相隔遥远的人民和国家之间建立起了相互联系—不仅开启了贸易和政治互动，也让人们意识到了遥远的土地和人民以及文化多样性的存在。伴随着货物和食品的流通，思想从亚洲流向地中海地区，又从非洲向北方传播。我们不应该忽略驮畜的力量，它们为罗马军队提供补给，15 世纪时，整个欧洲2/3的黄金都由它们从西非驮入。成千上万的人在商队往返途中耗尽一生；中世纪的开罗、大马士革和撒马尔罕等重要商队交通枢纽成为沟通古代文明的中心。没有这些驮畜和驱赶并理解它们的男男女女，这些传说中的贸易中心就不可能形成。伴随大规模的交流，动物不可避免地成为交通工具。

对我们来说，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令人难以想象——桨、帆、人类的手，而最重要的是动物，驱动着日常生活。在这个现已基本消失的动物驱动的世界里，仍然有几百万自给型农民与他们的动物亲密相处。例如，许多中世纪的农民和他们的家畜同住一屋，能够记住每一只动物的模样，并高度认可它们对日常生活的贡献。他们和动物之间是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这样的关系使人类的生活得以延续，并决定了几千年的历史进程。

然而，随着城市人口的稳步增长及后来工业革命的爆发，对所有权的尊重和自豪感与作为商品的动物之间产生了巨大鸿沟，人类与动物之间的亲密关系消失在不断加剧的裂痕之中。工业革命的几个世纪是人类真正获得主导权的时期，远远超越了罗马时期和中世纪农民原始的养殖方式。到18 世纪，对牛和猪等家畜的控制育种改变了人类和动物的关系，育种技术达到令人称羡的程度。自豪的主人珍爱赛马和优质家畜，他们对动物无微不至的关怀在19 世纪早期的贵族阶层广为传播。

动物对人类的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们既是人类发展过程中被使用的“工具”，也是主动的参与者。这篇文章或可帮助你理解动物与人在历史上的关系，以这篇文章为线索，在“科技史”中搜索“动物”，查看更多细节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