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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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敌后抗战，彭老总指挥的百团大战影响深远。此战，不仅为八路军正了名，让那些指责八路军“游而不击”的人无话可说，更是震惊了华北日军的冈村宁次和西南大后方的老蒋。

这一战，因为改变了日本的对华战略和老蒋的抗战政策，成为名垂青史的重大事件。它深刻撬动了国共关系的转变，同时也引来日军的疯狂报复，因而也成为彭老总后来屡遭批评，终其一生都难以释怀的一个痛点。

【百团大战，彭德怀在关家垴前线的野战炮兵阵地指挥战斗，这里距离敌人只有500米。徐肖冰摄】

从1943年的华北工作座谈会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再到1966年的挨批，围绕百团大战的争论和是是非非，一直让彭老总百口难辩。在《彭德怀自述》中，也记载了他的回顾和思考。

拨开当年的历史迷雾，彭老总究竟犯了哪些被别人指责的“错误”呢？

有人说，彭老总发起百团大战，事前没有向延安方面请示，也没有得到主席的批准。还有的说，彭老总擅自发起百团大战，“维护了老蒋的统治”。在特殊十年挨批时，甚至还有人把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损失的8000多人这一“罪责”，算到了彭总的头上，说“皖南事变是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引起老蒋的进攻”。

实际上，百团大战的发起有着复杂的背景，不能大而化之，一概而论。那么，对于百团大战，彭总本人是怎么看的呢？

在八路军的作战方针和敌后抗战上，延安方面经过洛川会议的一番争论后，给出了两个方向性的指导意见。

一是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二是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根据地，发展壮大革命力量。

说得通俗一些，就是“争民心、占地盘、建政权、扩军队”。

抗战第一阶段，正面战场是日军作战的主要方向，日军当时还顾不上延安方面的抗日力量。但随着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日军“华北治安战”的魔爪也悄然伸向我们的根据地。日军修炮楼、占村镇、征粮税，意图加重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割断我敌后根据地的联系。

到了1940年，彭德怀越来越担忧八路军在华北的敌后抗战。一是八路军三年来一直执行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被重庆方面泼了不少污水，说八路军“不听指挥”“游而不击”。二是南京方面的“曲线救国论”日益嚣张，老蒋在第一次摩擦失败后，其一些部队改头换面，与汪伪合流，与日军一道不断“扫荡”我根据地，扩张其占领区。

【日伪“扫荡”资料图】

可以说，彭老总发起百团大战有不少被迫无奈、不得不发的成分。

作为八路军副总指挥，彭老总之所以发起百团大战，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考量。这些考量证实，百团大战的发起既是大势所趋，也是不得不发。

一是驳斥敌人的谣言，为八路军的“游而不击”正名。

八路军在敌后抗战中大量杀敌，发挥了重要作用，却被蒋军别有用心地指责为“游而不击”，这种谣言也迷惑了一些不明真相的民众。八路军需要用一场硬碰硬的大战来驳斥敌人的谣言，为自己正名，赢得群众的支持。

二是为了阻止日伪的蚕食，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

武汉失守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对正面战场的攻势暂缓了下来，作战的方向悄然转向华北等地占领区的“治安强化”，意图掠夺经济、以战养战，消除他们对蒋氏正面战场的后顾之忧。

日伪军沿着几条交通线，不断“扫荡”、分割和封锁我敌后根据地，修建炮楼、增设据点，强化治安，扶持汪伪组织，扩张占领区，实行“三光”，到处抢掠财物，造成根据地人民“两面负担”，老百姓苦不堪言。

1940年3月至7月，在日军“强化治安”和分割封锁后，华北敌后根据地大片沦为游击区，少数游击区的群众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甚至动摇投敌。在百团大战发起大破袭战之前，华北敌后根据地只剩下2个县城，一个是太行山的平顺，另一个是晋西北的偏关。原本“一面负担”的群众变成了“两面负担”。用彭总的话说，就是既对抗日政府负担，又要对日伪负担。群众不堪重负，迫切要求八路军沉重打击楔入根据地“强化治安”的日伪，以改变这种“两面负担”、难以为继的局面。

【百团大战，破坏日军铁路交通线】

三是敌人交通线空虚、守备薄弱。

敌人瞧不起敌后游击战，绝对想不到我军能够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敌人的这种麻痹，有利于我乘虚而入，破敌交通，大显身手，扩大影响。避实击虚是兵家之要，这说明百团大战破袭日伪交通和他们的“囚笼政策”是对路的。从兵法上讲，并没有什么不妥。

敌人的交通线之所以守备薄弱，一是在抗战的相持阶段，日军用于蒋氏正面和我华北敌后战场的兵力，早已处于捉襟见肘的状态，其兵力的内部挖潜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二是日伪深入我根据地扩大占领区，强化“地方治安”，广修碉堡，分兵守备，原先守备交通线上的兵力越来越分散到新的占领区。

三是日军在华北敌后根据地扩张的胃口太大，犯了兵力分散使用的大忌，也使得八路军可以从容集中兵力破袭交通线。

这种敌我态势，也成为促使彭总下决心发起百团大战的重要原因。经过三年多小而分散的山地游击，日军低估了八路军的综合实力，造成他们的错觉。所以百团大战的发起一方面达成了战术上的突然性，另一方面也达成了战略上的突然性，打得日伪军惊慌失措，交通线全部瘫痪，占领区的据点大量被我军夺占，这是华北日伪军做梦也没想到的。

彭总在华北工作座谈会乃至后来在庐山会议挨批时，很少有人提及他上述三个考量。人们对他的批评，大多集中在“未请示批准、擅自做主，以及暴露力量、引火烧身、遭敌报复、右倾”等方面。这样的靶子，让彭德怀有口难辩，纵有一肚子委屈，也难以解释。

事实上，稍微有些常识的人都知道，像百团大战这样的重大决策，彭老总不可能不向延安请示报告，况且那时朱老总还与彭总在一起，也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

【朱、彭首长在一起】

八路军总部关于正太路、平汉路大破袭的战役计划，原本准备在8月上旬青纱帐旺盛时发起。这一计划于7月22日发出电报给各破袭区，并上报了延安。各区接到总部的计划后积极行动，提前进入预定区域。为了防止我军提早准备被敌人发觉，大破袭在7月下旬发起，比预定时间提早了10天。这成了“批彭”的“罪状”。事实上，前线指挥员临机把握作战时机，这在战争中是必须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不考虑这些因素，就给彭德怀扣上“不经批准”的帽子，是有悖于常识的。

【深耕战争史，弘扬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