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述历史时，我们常常将一个国家视作一个整体来描述，例如说英国或者美国为了某些目的采取了某些行动。这种过度简化的方式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仿佛这个国家拥有一个统一的大脑和决策中心，能够全面统筹分析所有信息，并且一旦形成决议，所有人都会遵循其意志行事。

然而，很少有国家完全符合这种特征，即使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其权力机构的决策过程也存在极大差异。1945 年 4 月，罗斯福总统的离世不仅使美国失去了一位卓越的领袖，更严重且难以挽回的是白宫威望的折损。 杜鲁门虽然名义上接管了所有权力，但曾经白宫一纸公文就能贯彻的决策，如今却需要经过多次论证和反复研讨。

曾经罗斯福一句话就能搞定的事情，如今则需要上下疏通，甚至进行利益交换。换句话说，尽管美国的整个制度未发生任何改变，但实际上，白宫之外的利益集团在一夜之间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 随着战争的终结，整个国家的运作模式即将发生重大变革，诸如军队要裁减多少？军工生产要保留哪些？情报机构要如何改革等等，每一项变动都涉及大量机构和人员的利益。

好消息是新上任的杜鲁门总统似乎对白宫的一切事务都不太熟悉，因而极度依赖技术官僚提供的信息和建议。 于是，所有机构的官员都想方设法为自己的部门争取更大的权力份额。这股力量如此强大，甚至影响到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根本方向，乃至世界局势的走向。

实际上，从罗斯福总统倒下的那一刻起，唯一能够制衡这股力量的角色已然不复存在，美苏之间的冷战也因此注定难以避免。 1944 年 6 月，随着诺曼底登陆的胜利，欧洲战场的局势渐趋明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战后世界的走向。

按照罗斯福的构想，旧的殖民体系将被拆解，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这四大警察将成为战后世界和平的守护者。 其中，美国管理西半球，英国负责西欧，苏联管理东欧和中亚，中国负责东亚和西太平洋。只有四大警察被允许拥有比步枪更强大的武器，负责在其管辖范围内维持秩序，除此之外的其他国家将被解除武装。四大警察和其他国家共同组成的联合国将成为治理战后世界的主要机构。

作为一名能够影响历史进程的大国领导人，罗斯福总统将此愿景视作他此生最为重要的政治理想，并且认为苏联是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但此时，一位德国高级情报官员莱因哈德·格伦却对未来局势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

格伦 18岁便加入德国国防军，从普通士兵一路晋升至少将军衔，并负责德军东部战线的情报工作。格伦既不具备罗斯福那样的理想和权力，也不是一个能够创造新世界的人，但在洞察并顺应世界发展趋势方面有着惊人的天赋。

从 1944 年 10 月起，格伦就开始为自己的战后生活进行规划，他深知德国的战败已不可避免。但美国在战争中发展壮大的庞大军事组织，为了保住自身权力，必定会在德国战败后寻找甚至制造一个新的敌人，而这个敌人只能是苏联。

1945 年 2 月，当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讨论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时，格伦带着几名心腹来到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脚下，他们将德国情报部门搜集到的有关苏联的珍贵情报复制到微缩胶卷上，并分别装在几个防水桶中，埋在山上的几处秘密地点。

一个月后，希特勒解雇了格伦，此后，格伦一直躲在上巴伐利亚的一个小镇上等待时机。1945 年 5 月 22 日，格伦带着六名军官向占领此地的美军第七集团军自首。这是一次极大的冒险，如果美苏之间未发生对抗，不仅格伦此前的所有准备都将化为泡影，他还会沦为阶下囚。 格伦试图向审讯他的美军士兵解释自己对于战后世界的重要性，然而这些人对他兴趣寥寥。

随后他被押送至威斯巴登，接受美军情报官埃德文·西伯特将军的审问。幸运的是，西伯特将军和格伦对美苏关系的未来有着极为相似的预期，格伦藏在奥地利的秘密文件也被找出。 格伦和这些文件，以及跟随他一起自首的六名军官一同被送往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亨特堡，与德国著名的火箭科学家沃纳·冯·布劳恩和物理学家奥托·哈恩等重要人员关押在一起。

不过，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太久。 1946 年 6 月，美国占领当局决定在西德建立一个情报机构，莱因哈德·格伦被任命为该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此组织被称为格伦组织。1947 年，格伦组织与中央情报局正式结盟，中央情报局为其提供秘密行动所需的资金、设备和技术支持，格伦组织则向中央情报局提供苏联的政治、经济和技术情报。

之后，格伦组织发展成为拥有数千名员工的德国联邦情报局，格伦本人不仅避免了成为纳粹战犯的命运，还被任命为德国联邦情报局首任局长，并享有终身公务员待遇。对于格伦来说，他存在的全部价值都依赖于苏联是美国的敌人这一前提。

同时，他领导下的情报工作有时用于判断苏联是否是美国敌人，这就好比让一家以开发杀毒软件为主的企业去证明电脑病毒的确存在。 而格伦仅仅是从将苏联塑造为美国的对手这一事业中获利的众多外围人员之一，在美国本土，庞大的军工利益集团更加迫切地需要证明存在一个，甚至制造一个新的敌人。

1946 年 3 月 5 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力劝美国和英国一同对抗苏联。 丘吉尔的急切态度反映出罗斯福“四大警察”设想的一个致命缺陷，英国国力的严重衰退使其难以对西欧产生足够的影响力，西欧各国的经济在战争中遭受了毁灭性打击，生活窘迫的民众极度期待一场与众不同的社会变革。

因此，共产主义的思想开始在西欧广泛传播，深刻影响到了各个社会阶层，已到了难以控制的程度。这种红色思潮成为了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公开呼吁美国干预的背景。此时罗斯福在美国的影响力逐渐消散，新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内阁中仅保留了一位来自罗斯福时代的官员。 此时的杜鲁门对罗斯福的战后世界设想充满疑虑，其中最主要的疑问就是苏联在战后是否仍是可合作的盟友。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杜鲁门总统需要大量情报来理解苏联及其领导人的行为和意图。但杜鲁门对美国当时的情报工作极为恼火，因为他的办公桌上经常出现来自不同时间、不同部门关于同一主题的报告，而且这些报告常常给出相互矛盾的信息。由于对情报的背景和这些部门缺乏了解，那些熟悉这些内容的官员又大多被开除。

因此，杜鲁门无法分辨哪一份情报更可信，无法在脑海中形成一个逻辑自洽的综合判断。1946 年 1 月 22 日，杜鲁门下令成立中央情报组，这个组织的首要任务是汇总、评估并分析从各个部门收到的情报，形成一份简要的总结报告，呈交总统阅览。更直白地说，杜鲁门希望在情报送达自己面前时，中央情报组能够先进行分析，剔除那些重复和相互矛盾的信息，直接制作一份关于当前重要情报的日报，减轻总统的阅读和分析负担。

这一重大变化意味着中央情报组被赋予了进行独立研究和分析的权力，不仅负责搜集和传递情报，还能够生产情报。这一决定很快在白宫引发了巨大争议。国务卿伯恩斯强烈反对总统的做法，作为国务卿，他有责任向总统单独提供有关外交事务的信息。

实际上，这不仅仅是关于汇报权的争夺，拥有谁的认知，便是谁的战士，在这一点上，美国总统也不例外。如果让中央情报组垄断了向总统汇报信息的渠道，这意味着其他部门将丧失对总统的影响力。最终，杜鲁门做出了妥协，允许国务院单独提供一份信息摘要，并且规定每日摘要只能包含事实性的描述，除非必要，不得添加情报人员的主观分析。

1946 年 9 月，华莱士主动辞职，罗斯福在白宫的残留影响力彻底消失。几个月后，杜鲁门总统签署了《国家安全法》，将中央情报组升级为权力更大的中央情报局，此时“苏联是美国敌人”的观念已在白宫深入人心。

1945 年 5 月 9 日，德国宣布投降的次日，杜鲁门在未作任何告知的情况下突然终止了对苏联的租借政策，甚至将已经出发的船只召回。这是杜鲁门上台仅一个月后对苏联做出的首个重大决定，也让斯大林对这届美国新政府的意图产生了严重怀疑。 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明显且低级的错误，因为当时美国在对日作战问题上仍有求于苏联。杜鲁门此时做出这种决定，反映出他对罗斯福留下的局面缺乏整体了解，而能够对杜鲁门造成影响的官员，已经普遍怀有较重的反苏情绪，无人提醒他这样做的后果。

当各国已产生质疑时，杜鲁门才意识到错误，紧急派遣病重的前罗斯福私人顾问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当面向斯大林道歉，但是杜鲁门身边的决策环境并未改变。战争催生了众多利益集团，他们需要通过塑造一个强大的敌人来维系自身存在的价值，而要想证明美国应该把苏联当作敌人。

此时的苏联也面临着一场内部危机，苏军攻陷柏林带来的冲击是双向的，当西欧各国惊叹于苏联的强大时，苏联的普通士兵也被柏林居民奢华的生活条件所震惊。随着战争结束，士兵们的见闻自然而然地在国内流传开来，在苏联内部引发了思想波动。在残酷而紧张的战争状态结束后，苏联民众开始普遍要求提高生活水平。

于是，1946 年，欧洲大陆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生活在东西两端的许多民众都认为另一端才是理想的。 1946 年 2 月 9 日，就在最高苏维埃选举的前一天晚上，斯大林为了稳定国内局势在莫斯科大剧院发表讲话。斯大林在这次演讲中总结了苏联能够赢得战争的重要原因是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并解释资本主义体系存在发生经济危机的固有缺陷以及通过战争解决危机的倾向，因此苏联仍然需要发展重工业来保障自身安全。

这次演讲实际上是斯大林向国内民众解释为何还要过一段艰苦日子，并不涉及苏联的外交政策。由于在战争中损失了近 3000 万青壮年，本土经济也遭到毁灭性打击，苏联当时的实力根本不足以与美国抗衡。 但是斯大林的讲话引起了美国情报界的关注，当时担任驻莫斯科临时代办的乔治奉命对这次演讲进行分析，于是写了一份 5000 余字的电文，通过引经据典来论证苏联是一个怀有邪恶目的的国家，永远不会与美国和平共处。

这份理论性极强的文章正是杜鲁门政府所需要的，这份电文迅速在华盛顿军队高层以及美国驻外机构传播开来。不过乔治后来的遭遇表明，他的电报与其说是一份政策指导文件，更像是一份舆论动员文章。

这些掌握部门实权的中高层官员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才是推动美国外交政策转变的真正力量，而他们的利益就来源于美国存在一个重大的安全威胁需要应对，因此苏联必须成为对手，甚至 40 多年后苏联宣布解体，在实质上已经投降的情况下，依然要充当美国的敌人。 在这场对抗中没有投降的选项，因为对抗本身就是目的。

1949 年，真正的冷战设计师、杜鲁门最信任的官员之一迪恩被任命为国务卿，主导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一年后，乔治离开了国务院，并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批评者，然而此时他的才华和文笔似乎突然间失去了魅力，再也无人关注，因为冷战已经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