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西长汀，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闪光的地标，留下了深深的红色烙印。1929年，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军下井冈山，第一次来到福建，攻下长汀城，在长汀建立革命政权；在长汀召开的红四军前委会议上，第一次确定在赣南、闽西建立革命根据地，勾画出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蓝图；在闽西上杭，毛泽东写下了《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带着满满的诗情，直抒胸臆，讴歌了可喜的革命形势，展现出深厚的文学才华。“红旗跃过汀江”“战地黄花分外香”等名句成为那个时代共产党人追求信仰的经典表达。同年底，毛泽东又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起草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提出了正确的建党建军原则，对于建设一支党领导的坚强的红军队伍，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高举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旗帜，在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9年，在毛泽东的政治、军事、文化生涯中，都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年1月14日，为打破湘赣敌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到赣南开展游击斗争。井冈山地区遭到敌人多次“围剿”“会剿”，经济不能发展，军民生活十分不易。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自一月十四日离开井冈山，主因是经济无出路。”离开根据地的红军本意是想围魏救赵，但一心想要消灭红军的敌人咬住不放。20日在大余与李文彬部作战失利后，遭到挫折的红军顽强坚持。军队在赣南信丰、安远、寻乌，曾三次与追兵接触，均且战且退。追兵紧逼，反动民团威胁，无党组织接应，这段时间成为我军最为困苦的时候。2月1日，部队来到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福嶂，为安置伤兵，寻找合适的休息地，决定前往东固。这一决定至关重要，此后红四军转移到东固，才得到休整和补充。

尽管1929年的开局对于毛泽东和红军来说都十分艰难，但在转移途中，英勇顽强的红军仍然同追来的国民党军在宁都大柏地大战一场。此战歼敌甚多，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士气。毛泽东曾谈道：“二月十一日到宁都之大柏地，与追兵之先头部队刘士毅第十五旅两团战，大败之。我军士气大振，缴得步枪二百余，水旱机枪六架，俘敌甚众。敌之残部，溃退赣州。追兵后续队伍李文彬部（三团）到来，我们则已往东固。”红四军在东固休息一星期，并和江西红军第2、4团会合，还同江西赣南特委接上了头，安置了伤兵。这时，国民党赣军最精锐的李文彬部又追至东固。面对追兵，红四军何去何从？毛泽东等决定放弃在固定区域公开割据，改为游击策略，以摆脱敌人的穷追不舍。

2月25日，毛泽东和红军离开东固，经永丰、乐安、广昌、石城，复人宁都、瑞金壬田。这时红军的后卫距离敌人只有一里地，敌人追得很紧。红军为甩开敌人，离开壬田向汀州进发。因湖南战事爆发，军阀混战，蒋介石将追踪红军的张与仁部调回。红四军抓住战机，首次人闽。

3月12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从赣南第一次入闽，来到长汀四都。3月13日至14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两次击溃郭凤鸣旅两个团，占领长汀城。汀州一战，是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的一次翻身仗，也可以说是一个“意外战果”。红军先是将敌人引诱出长汀城，然后从隐蔽地点一拥而出。敌军吓得心惊肉跳，掉头便向山下跑。红军则如泰山压顶直扑下来，追至河边，解除敌人武装。由土匪头子摇身一变，成为大地主和国民党将领的郭凤鸣，穿着军装，戴着大金表、金链和好几个戒指，想坐船从河上逃走，被红军发现后击毙。此战缴获的武器中有2000支步枪和几十挺机枪，都是崭新的日本造。朱德曾评价长汀一战是“革命的转折点”。

红四军能够克服下井冈山后的严重困难，赢得汀州战斗的胜利，是很不容易的。毛泽东总结这一时期党和红军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时指出：“第四军从井冈山出发以来，总计损失二百余枪，六百人，最大的就是干部损失多员最为可惜。此次困难为自有红军以来最大之困难，尽了我们的精力，才应付过这个难关，而得现时之胜利。内部团结坚固（最困难时兵士开小差的极少，干部袁文才等数人脱离队伍），党的指导不错，亦为战胜困难的原因。”可见党的正确指导和红军的内部团结多么的重要。

红四军第一次人闽作战，不仅打了胜仗，还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建立工农政权。占领长汀的第二天，毛泽东就着手重新建立群众组织，筹备人民代表会议。朱德领导开展俘虏兵审查，吸收1000名农民志愿参军，还把另外2000名农民组织起来，将年轻人编入赤卫团，并开始练兵。在长汀，红军终于有了第一批正规军装。此前，红军的衣服都是用手缝的，现在有了缝纫机、被服厂。

在汀州，红军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在红军的帮助和支持下，闽西第一个工农政权，也是福建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毛泽东和红军深刻地认识到争取群众对于革命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在起草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提出：“在全国范围内要猛力地夺取群众，这时候无论什么派别欺骗群众，都敌不过我们共产党的事实了。工农外，兵士群众的夺取，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这是毛泽东率红四军人闽作战后的深刻体会，更是红军能够打胜仗的经验之谈。

1929年3月20日，红四军前委在长汀城辛耕别墅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赣南、闽西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情况，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这次会议确立了开创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战略计划。1937年，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在延安采访朱德后，撰写了《伟大的道路一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书中写道：“长汀果然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和福建省委强调了长汀的重要地位和保护长汀红色政权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长汀革命政权刚刚建立，“阮山同志的红军有开来汀州之必要，必须如此，我们去江西后，汀州的政权才可以继续，才可以与我们取得密切的联络”。这里所提到的阮山，是当时永定湖雷乡革命委员会主席、永定县革命委员会秘书长；阮山同志的红军，则是指阮山和张鼎丞、卢肇西等人领导的永定暴动后成立的游击队。这是毛泽东眼光的长远和独到之处。长汀政权要发展好，必须有革命武装的拱卫。所以毛泽东考虑到在红四军转向江西后，需要将阮山领导的永定革命武装调到汀州作为后盾。

毛泽东和红四军着眼于赣南闽西这一“前进的基础”，在闽西不仅帮助建立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和县赤卫大队，还建议福建省委“立即派遣一闽西特委来汀州指导汀属八邑工作”。福建省委采纳了这一建议，1929年4月，中共闽西临时特委重建，邓子恢担任书记。这反映出毛泽东对地方党组织建立和建设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事实证明，党组织的加强和完善对闽西革命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和朱德于4月1日率领红四军离开闽西回师赣南，在瑞金与从井冈山下来、由彭德怀率领到赣南游击的红五军会合。4月5日，在瑞金县城再次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进一步提出建立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计划。毛泽东在会后给中央的复信中指出：“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此前，中共中央曾发来二月来信，提出“深信朱、毛两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毛泽东并不赞成这个主张。会后，红四军以纵队为单位在赣南实行短距离分兵，分兵活动范围包括于都、赣县、兴国、宁都、瑞金等地区，任务主要是开展政治宣传，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各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红色政权04月30日，毛泽东率红四军第3纵队与第1、2纵队会合，同朱德指挥红四军主力攻克宁都县城，歼敌500余人，缴枪100多支。毛泽东还指导成立了宁都县革命委员会，出席成立大会并作演讲。

5月中旬，蒋桂战争结束，赣南方面国民党驻军回防。闽西方面，由于国民党军福建省防军陈国辉部追随闽南军阀张贞部赴广东参加粤桂战争，闽西国民党军兵力空虚。根据这一形势，5月19日，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四军从瑞金县武阳越过武夷山第二次人闽，到达长汀县濯田。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长汀县濯田写了两封信，派前委委员宋裕和先行出发送信。一封信送给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告知红四军正向闽西纵深区域进发，特委须作好策应准备，并让邓子恢5月22日赶到上杭蛟洋，商讨击退尾追入闽的赣军李文彬部之计。另一封信送给闽西地方武装负责人曾省吾等，要他们5月21日到连城庙前，商量行动计划。21日晚上，曾省吾等按时赶到庙前．在孔清祠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取了关于敌情的汇报，查明驻守龙岩城及近郊的是闽军第一混成旅的两个营与旅直属队机枪连、特务连。于是，红四军前委决定乘该旅主力远在广东潮汕地区之机，出其不意攻占龙岩城。5月23日红军解放龙岩城。为了诱敌归巢，消灭闽西国民党势力，扩大红色区域，毛泽东和朱德当天傍晚率部撤离龙岩城，前往永定，同张鼎丞等领导的永定地方武装会合。

1929年5月25日，毛泽东同朱德率红四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一举解放永定城，成立了以张鼎丞为主席的永定县革命委员会。6月初，红四军第3纵队回师龙岩，第二次攻下龙岩城，成立了以邓子恢为主席的龙岩县革命委员会。不久，红四军主力挥师上杭，转战（上）杭、（长）汀、连（城）边区，在部分地区相继建立红色政权，和龙岩、永定二县的苏区连成一片。在一个多月内，红军抓住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对付敌人，忽东忽西，灵活作战，三次攻占龙岩城，连克永定、白砂、新泉，打开了闽西革命的新局面。土地革命战争的巨大浪潮席卷龙岩、永定、上杭、长汀、连城五县，为实现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宏伟蓝图奠定了重要基础。为此，陈毅写下《反攻下汀州龙岩》一诗：“闽赣路千里，春花笑吐红。铁军真是铁，一鼓下汀龙。”

1929年5月底，毛泽东在永定湖雷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针对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前委和军委分权等问题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要求成立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是“书记专政”；一种意见认为，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批评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争论双方未能达成共识，书记难以继续工作。6月8日，毛泽东在白砂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书面意见，认为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会议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

6月22日，毛泽东出席在龙岩城公民小学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并作了发言。会上，代表们围绕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争论。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坚持党的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的正确意见。由于几个主要问题未能分清是非，大家的思想未能统一。大会改选红四军前委，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和红四军直属队、各纵队的士兵代表共13人为前委委员。在选举前委书记时，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

7月20日至29日，在中共红四军前委指导下，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中共闽西特别委员会。毛泽东在上杭蛟洋出席并指导这次大会。他提出了巩固和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三个基本方针：一是深入进行土地革命；二是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三是发展党，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帮助下，会议制定并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同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相比，有了一些新的发展，例如区别对待地主和富农，不过分打击富农，对在乡地主家属酌量分配田地，给以生活出路等。

1929年8月，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三省“会剿”，红四军采取了分兵游击的战术。红四军主力第2、3纵队出击闽中，取得了占领宁洋、漳平溪南、城关、永福等地及重占龙岩城的胜利，打开了漳平的斗争局面。至11月，闽西红色区域已扩展到龙岩、上杭、永定、武平、长汀、连城、漳平、宁洋等县。纵横数百里的红色区域内，已成立4个县苏维埃政府、50多个区苏维埃政权、40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成为继井冈山之后全国面积最大的红色根据地之一。

1929年6月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协助指导地方工作。此时他的心情是复杂而沉重的。9月下旬，红四军攻克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号称“铁上杭”的上杭县城后，通知毛泽东到上杭参加中共红四军八大。他回信：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后因很多代表希望毛泽东回来，他便坐担架到上杭，但会已开完。10月上旬，毛泽东到永定县合溪休养，他带病指导中共合溪区委和永定县委的工作，开展调查研究。10月10日前后，毛泽东由永定合溪地方武装用担架护送到上杭县城，同朱德等红四军领导人会合。因病还未痊愈，便住在临江楼继续休养。

这年秋，毛泽东有感于闽西工农武装割据的大好形势，填词《清平乐·蒋桂战争》一首：“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10月11日是农历重阳节，上杭县临江楼的庭院中黄菊盛开，汀江两岸霜花一片。在临江楼休养的毛泽东触景生情，填词《采桑子·重阳》一首：“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这两首诗不仅描写了革命根据地分田分地的实景，更展现出毛泽东宽阔的胸襟，以及经历坎坷，仍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的乐观精神和坚定信念。

10月21日，国民党军一个团逼近上杭城。中共闽西特委决定，特委各机关和伤病员于当天晚上至次日凌晨全部离城转移。毛泽东随邓子恢率领的特委机关撤出，前往特委驻地上杭县苏家坡继续休养。

10月22日，陈毅从上海日夜兼程回到红四军，立即向在东江松源的红四军前委传达了中央指示信精神。随后，陈毅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往苏家坡交给毛泽东，并附信转达中央指示，请他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11月23日，红四军攻占长汀城。中共红四军前委决定，促请毛泽东速回主持工作，并派部队接他回红四军。11月26日，毛泽东从上杭蛟洋抵达长汀，同朱德、陈毅会合，表示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随后，他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并于11月28日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

11月底，毛泽东同朱德、陈毅在长汀城召开工人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红军的意见，并对来自各行业的工人代表说，现在红军里面的工人太少了，希望大家回去动员工人参加红军。12月3日，当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对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时，赣军金汉鼎部由赣入闽，向长汀袭来。毛泽东同朱德、陈毅率第1、2、3纵队撤离长汀开往连城新泉，与第4纵队会合。此后，便有了著名的新泉整训。

新泉整训历时10天左右，整训内容包括政治整训和军事整训。毛泽东同朱德、陈毅在领导红四军进行整训期间，还召开了由支队、大队干部和士兵代表参加的各种调查会，对红四军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及其表现进行调研。调查会采取讨论的形式，进行思想引导。这些调研，为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作了初步准备。

1929年12月中旬，毛泽东同朱德、陈毅率红四军开赴闽西上杭的古田村，继续筹备红四军九大。在红四军前委召开的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上，毛泽东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四军党内存在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和思想，并鼓励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揭发和批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指导各提案小组讨论研究各种错误思想的根源、危害以及纠正的方法，撰写提案草案。同时，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特别是对红四军实际情况的深入调查研究，毛泽东起草了8个决议案共3万字，完成了大会的最后准备工作。

12月28日、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以及中央关于开除陈独秀等党籍的决议案。会议总结了红四军前委工作的经验教训，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决议共分8个部分，最为有名的是编人《毛泽东选集》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古田会议决议主要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是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同时，决议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确立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成为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这就是毛泽东1929年在闽西长汀极不寻常的活动，也是他波澜壮阔一生的重要一页。值得～提的是，毛泽东在1929年的活动贯穿的一条红线，便是认真传达贯彻中共六大精神，按照大会制定的争取群众、准备暴动的路线和提出的党的十大纲领，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和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为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而艰苦努力。今年是红四军首次人闽与“红旗跃过汀江”95周年，我们缅怀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更要传承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