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人搞不清楚商鞅的立场，商鞅有且只有一个立场：就是站在秦国国君的立场来变法，来考虑所有与变法相关的问题。

商鞅维护的只有秦国国君的利益，其他一切利益都是为秦国国君的利益来服务的，都是可以牺牲的。

来看看商鞅是如何对待除国君之外的所有阶层的：

《商君书 垦令》：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则农有余日；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则农不败。农不败而有余日，则草必垦矣。

不允许官吏留下当日的政务不办理，那样有私心的官吏就没有机会到百姓那里谋取私利。假如群臣的政务不相互拖延，那么农民就会有充裕时间来耕田。

有私心的官吏没有时间到百姓中谋取私利，那么农民就不会受到危害。农民就不会受到危害，就会有充裕时间来从事农业生产，那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

这是变法对官吏的考核，商鞅认为官吏会通过欺压百姓而谋取私利，只有严格考核官吏，才能杜绝这一点。

《商君书 赏刑》：所谓壹赏者，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夫固知愚、贵贱、勇怯、贤不肖，皆尽其胸臆之知，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为上用也；天下豪杰贤良从之如流水；是故兵无敌而今行于天下。

所说的统一奖赏，就是指利益、俸禄、官职、爵位都专一根据在战争中的功绩赐给，没有其它不同的恩惠。

因此聪慧、愚昧、富贵、低贱、勇敢、胆怯、贤德、不贤德的，都全部用尽自己的智慧、竭尽自己的全部力量，出生入死而替君主卖命。

天下的英雄豪杰像流水一样追随君主，所以军队就天下无敌而政令得以在天下贯彻实行。

商鞅推行军功爵位制，废除世袭世䘵制，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大臣官吏，想要获取奖赏，就必须在战争中立功，没有其它途径。

这动了贵族的饭碗，先秦时期，实行了几千年的世袭世䘵被废除，贵族再也不是靠身份来继承，而是靠军功来获取，几乎得罪了所有的贵族。

商鞅之所以敢这么做，那是因为得到了秦孝公的支持，秦孝公作为秦国国君，默认商鞅打压贵族和官吏，其实就是维护了国君的利益。

《商君书 赏刑》：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

所说的统一刑罚是指使用刑罚没有等级，从卿相、将军、一直到大夫和平民百姓，有不听从君主命令的，违反国家法令的。违反国家禁令，破坏君主制定的法律的，可以处以死罪，不赦免。

从前立过战功，但后来有触犯刑罚的事发生，也不因此而减轻刑罚。从前做过好事，又在后来犯过错误，也不因此而破坏法令。就是那些忠臣、孝子犯了罪也一定根据他们罪过的大小来判断。

先秦时期，刑不上大夫，意思是贵族士大夫即使犯了法，也不会受刑，因为身份的关系。

但是，商鞅变法打破了这一传统，除了秦国国君本人有豁免权之外，不管是任何身份，只要犯了法，就要受到处罚，哪怕是秦国太子也一样要受罚。

秦国太子嬴驷曾经犯法，因为其身份为太子，免于处罚，商鞅要求处罚太子的老师公子虔与公孙贾，对公子虔处于劓刑，即挖去鼻子，对公孙贾处于墨刑，即在脸上刻字。

这种刑罚是肉刑，一旦受罚，就会一辈子抬不起头来，连个改过自新的机会都没有。

公子虔与公孙贾贵为太子师傅，商鞅却能够处罚，根本原因就是秦孝公支持这么做，因为这维护了秦孝公的利益。

《商君书 垦令》：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则以其食口之数赋而重使之，则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士大夫贵族的俸禄高并且收取的租税很多，食客数量也众多，这是危害农业生产的事，就要根据他们豢养的食客数量收税，从重役使他们。

那么这些邪僻、淫荡、四处游说、懒惰的人就没处混饭吃，士大夫贵族也没有办法多收留食客。懒惰的人没有地方混饭吃，就一定务农。人们都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商鞅打击士大夫贵族收留食客的行为，收取食客税，以图减少不劳而获的人。

《商君书 垦令》：均出余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概。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则余子不游事人，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统一发布有关卿大夫、贵族嫡长子以外弟子担负徭役赋税的法令，根据他们的出身让他们服徭役，提高他们免除窑役的条件，让他们从掌管为服徭役之人供给谷米的官吏那里领取粮食。

他们就不可能逃避徭役，而且想做大官也未必能够获得，那么他们就不再四处游说或投靠权贵，就一定会去务农。这些人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商鞅变法不仅改变了刑不上大夫的传统，而且还要让贵族子弟服徭役，这明显削弱了贵族的特权，在先秦时期，哪个贵族需要自己服徭役？

这从根本上触动了贵族的利益，所以士大夫及贵族阶层反对商鞅变法就是必然的。

《商君书 垦令》：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农无得粜，则窳惰之农勉疾。商不得籴，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窳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

商人不准买进粮食，农民不准卖出粮食。农民不准卖出粮食，那么懒惰的农民就会努力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商人不准买进粮食，丰年没有丰厚的利润，那么饥年更没有过多的利润可图。

没有厚利可图，那么商人一定会害怕经商，会想去务农。懒惰的农民努力从事生产，商人也想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重农抑商是大多数封建朝代都会做的事，华夏大多数时候是农业社会，这个政策应该不会觉得奇怪。

《商君书 去强》：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虱官者六：曰“岁”，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朴，必削。三官之朴三人，六官之朴一人。

农民、商人、官吏三种人，从事的是国家常见的职业。这三种人产生了六种危害；第一是“岁”害，农民游惰，使年岁歉收；第二是“食”害，农民不务本业，白吃粮米。

第三是“美”害，商人贩卖华丽的东西；第四是“好”害，即商人买卖稀奇物品；第五是“志”害，指官吏营私舞弊；第六是“行”害，官吏办事不积极。

这六种“害”生了根，国家就会衰弱。农、商、官三种职业的根源在从事他们的三种人身上，而六种害的根源，却在国君一个人身上。

商鞅认为，国君治国的行为导致了农民、商人、官吏产生了六种危害，这六种危害是商鞅变法需要严厉打击的，打击的目的就是让农民、商人、官吏等所有人围绕着变法来为国君服务。

《商君书 垦令》：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农民无所于食而必农。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则农民必静。农静、诛愚，则草必垦矣。

让百姓不能随便搬迁，那么就会愚昧迟钝，而那些不安心务农的人就失去混饭吃的地方，一定会去务农了。

愚昧无知、性情浮躁的人也能专心从事农业生产了，那么农民就一定会安心务农。农民安心务农又愚昧迟钝，不安心务农的人也想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

商鞅尽一切办法，用政策的方式，禁止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以外的活动，尽一切政策让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开垦荒地。

《商君书 弱民》：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民富而不用，则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则农不偷。农不偷，六虱无萌。故国富而贫治，重强。

人民贫穷就会努力致富，致富就会放纵，放纵就会产生如虱虮一样的弊端。因而人民富裕了就不易役使，那就让他们以粮谷顶替外出服役，使他们每人都出力，那样人民就不会怠惰。

人民不怠惰，六种弊端就不会产生。所以国家富强，人民守法就是强而又强。

商鞅变法就是让农民像机器一样为国家提供各种粮食、物资、徭役，既要让人民活着，又不能让人民致富，更不能让人民怠惰，同时还要让人民遵守法令以及各种制度。

从商君书的记载来，商鞅就是站在国君的立场来考虑一切问题的，以国君的利益为变法最高利益，其他利益都是可以牺牲的，这也是秦孝公执意让商鞅变法的主要原因。

变法会尽一切政策，让农民、商人、官吏无条件服务于国君，从客观上来说，这确实让秦国强大，但这种强大是牺牲了所有人（农民、商人、官吏）的利益，只成全了一个人（国君）的利益。

所以商鞅变法除了秦国国君之外，几乎没人支持。

所以秦惠文王继位之后，虽然杀了商鞅，但没有改变商鞅变法，因为他知道变法是维护国君的利益，现在他是国君，当然会维护，当初他是太子，所以会反对。

这也就解释了商鞅为什么每次出门都要着大量顶盔贯甲的卫士和持矛操戟的警卫，因为他的仇家实在太多。

从另一方面说，商鞅变法在客观上给了普通老百姓一条上升到贵族的路径，这是一条改变命运之路，变法虽然打压百姓，但同时保护了百姓的利益。

对于贵族来说，他们的利益被降格与普通百姓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对百姓的保护，至少贵族不能随便欺负百姓。

商鞅变法过于严厉，还有连坐之法，一人犯法，全家连坐，据说商鞅在渭水边一次性就处决了数百名犯法的人，在严刑峻法之下，每个人变得守法，因此秦国的治安是最好的，达到了路不拾遗的水平。

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来看，商鞅变法让秦国变得强大，促成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壮举，客观上造成了华夏的大一统。

从治理国家来看，商鞅变法中的很多内容是有益的，比如打破刑不上大夫，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百代皆行秦法，就是最好的证明，商鞅之法影响了华夏数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