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项元汴，艺术收藏家、画家，浙江秀水人。项元汴家境富裕，其曾伯祖父项忠曾任兵部尚书。项元汴的父亲娶妻陈氏和颜氏，共有三个儿子。

长子项元淇为陈氏所生，是艺术收藏家和书法家。次子项笃寿1562年中进士，为官十三年，娶史学家郑晓之女为妻。

项笃寿著作有奏章选集《小司马奏议》及明代人物传 《小司马奏议》疑为《小司马奏草》之误，该作品题名又作《小司马奏章》。

冯金朋注记《今献备遗》；他在《今献备遗》中，着墨于对传主的褒奖，对相关争议之处则采取忽略不计的方式。

项元汴为幼子，入当地府学学习；他直到1558年才参加乡试，但落榜而归。项元汴以身体多病为由，在太学捐了个生员。

但放弃进入仕途，而选择了管理家族财产，成为商人。在项元汴落榜的同年，他的兄长项笃寿却通过了乡试，并在后来考中进士，在官场稳步高升。

或许项元汴不甘落后于兄长，他投身于艺术领域，满怀热情与渴望地建造一座专门收藏艺术品的藏馆。

得到古琴“天籁”后，项元汴将此藏馆命名为天籁阁。据经常拜访天籁阁文彭所述，藏馆四处环绕着棕榈树，夏日绿树成荫，可供休息。

项元汴在靠近树荫的窗前进行研究，遂把自己创作的小册子命名为《蕉窗九录》。该书中描述了他的九类藏品，分别是纸、墨、笔、砚、书、帖、画、琴和香。

在项元汴的藏品中，绘画和书法艺术品十分知名。项元汴至少超越了他的兄长，为自己在历史上赢得了一席之位。

项笃寿之名到了清代更是湮没无闻，以致《浙江通志》的编修者在《进士表》中将他的名字错录为项笃春。

项元汴的经商才能十分突出，为了确定是自己的藏品，项元汴为每组或者每件藏品编制特殊的字符，如“聚”字或者“讥”字，然后在其后面附上数字。

项元汴通常还会在每一幅手卷上作注，标明入手时的价格、时间以及渠道，这是保值的常见方式。项元汴是商人，自己还拥有一间当铺，采取此种方法保存收藏品是很自然的。

奇怪的是，不同于其他收藏家，项元汴未编制一份其藏品的完整目录，因此其收藏品的数量和规模我们无法估量。

同时代的人通常认为与王世贞所藏相比，项元汴的藏品不管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更胜一筹。1645 年，清军占领并侵掠嘉兴，这些收藏品散佚。

幸运的是，这些藏品非常出名，大家都知道这些曾是项元汴的藏品，故这些藏品很快被其他收藏家收藏。许多刻有项元汴印鉴的藏品被保存于清代内府中。

清圣祖乾隆十分欣赏项元汴的藏品，绝大多数项元汴的藏品也被其收藏。乾隆在其有关艺术著作的题字或者版本页中常常提及这些藏品。

仿“天籁阁”之名，乾隆帝甚至在热河避暑山庄建造了一个画室，名“天籁书屋”，并从项元汴的藏品中选取四幅手卷藏于其中。

未被收人清代内府的项元汴藏品目前散落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由现存项元汴大量藏品来判断。

我们可以确定，虽然项元汴的藏品在1645年的劫掠中遭到破坏，但绝大多数还是保存完好。

除了在每件藏品上精心地做上标记外，项元汴还会在艺术品本身或者骑缝上刻上自己的印鉴，以此彰显自己拥有这些藏品的骄傲。

根据现存故宫博物院藏品列表，项元汴的印鉴至少有九十三种，孔达和王季迁重新制作了其中的七十四种。

项元汴对书画等艺术品有敏锐的鉴赏力，在此方面的渊博知识让他名声大噪，而他十分享受这种感觉。

项元汴滥用收藏家印鉴的原因，或许是为了确保无人可以伪造这些藏品。经项元汴仔细把玩和鉴定后的藏品往往被刻上多种印章，因此这些藏品的价值也更大。

不可否认，在艺术品本身标示如此多的印鉴确实破坏了其美感，陈继儒认为此种行为是“卑劣的”，这也获得了其他鉴赏家的共鸣。

建藏馆过程中，项元汴会买人藏品，也会卖出藏品。与其他收藏家一样，买人艺术藏品的价格对项元汴而言也至关重要，常被记录在案。

朱彝尊与项家关系密切，据其所述，项元汴会因为某件藏品不值其价格时而懊悔，以致茶饭不思。这时兄长项笃寿就会以原价买走该藏品。

项元汴对金钱的过分计较，让那些诋毁他的人，其中包括朱彝尊称他为“守财奴”。然而，正因如此，项元汴才能够在收集珍贵稀有的藏品之时，不至于耗尽家财。

家境富裕且对鉴赏艺术品充满热情，具有当铺老板的精明且擅长估价及鉴定，这让项元汴在中国艺术收藏家中独占鳌头。

人们常常会想，曾经诋毁项元汴的人们，现在如果走入伦敦或纽约的艺术品拍卖场，他们会作何感想。

项元汴藏品之惊人是中国艺术界中的奇迹。所藏之最珍贵者，如魏晋时期书法家王羲之的三幅真迹、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卷》。

现在更广为人知的唐、宋、元、明时期的藏品也是其藏品的一部分。在影印技术出现之前，踌躇满志的艺术家能够一啫甚或临摹前辈的杰出画作都是十分幸运的事情。

项元汴的诸多藏品在当时便有极大影响。1584年，书生董其昌十分穷困，受雇于项元汴，教授其长子。

这让董其昌有机会深入了解项元汴藏品中的珍品，而这种幸运也只属于少数人。

此后董其昌多次在自己的著作中承认，作为当时最杰出书法家、画家和评论家，项元汴的藏品让其受益匪浅。

收藏家的地位由其收藏品的价值决定，毫无疑问，项元汴是真正的艺术痴迷家。他的收藏癖使他在与同时代的收藏家竞争时获得成功。

项元汴也是一位艺术家，从某种程度上说其藏品蕴含着其创造性、个性、理想自我的追求。

项元汴的藏品质量很高，尽管其中不乏次品，甚至于赝品，但是其收藏数量巨大，这些瑕疵还是可以被接受。

研究中国艺术的美国人西克曼曾这样评价项元汴：“他的热情将他的辨别力完全抛诸脑后。

尽管他的收藏中不乏杰出书画作品，其藏品质量还是有差别的。”此评价似乎过于苛刻。如我们所猜测，项元汴也是书法家和画家，不过似乎其天分有限。

项元汴画山水宗元代大师，尤其醉心于倪瓒的作品。《虚静斋所藏名画集》收录了项元汴所作的一幅山水画。

画中描绘了深山中的山谷之景，谷中有树、石和瀑布，但是无人居住。在画的题跋中，项元汴写道：“山迥疏行径，松深自结阴。

墨林子孤坐，逍遥获花寄。情僻远冶欲，迸迹尘外，与木石居之意云。”此画完成于1589年12月15日，即项元汴去世的前一年。此画无论思想还是感情都与倪瓒相承。

董其昌在其1623年所作的山水画题跋中写到，项元汴曾告诉他，在山水画中，倪瓒的画是最难模仿的，其画作近乎完美，临摹时不能出现一点瑕疵，否则便功亏一篑。

项元汴模仿倪瓒创作此画，不幸的是，其效果有限。由顾洛收藏的项元汴的另外一幅长卷山水画日期为“万历戊寅年”。

虽然不能确定此画是否模仿倪瓒，但可知此画作是文人画派的代表。项元汴的不少画作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全部以花、鸟、竹、兰为题材。

1935年，其中一幅画作在伦敦伯灵顿馆中国艺术品展览会上展出。

密歇根大学的艾瑞慈这样评价其作品：“作为一位艺术家，他应当被视为有天赋的业余爱好者，而不是像文徵明或沈周这样著名的业余艺术家。

但是，他有着类似的理想，却未获得同样大的名气。”该评价比较公允。书法方面，项元汴属于元代大师赵孟頫一派。

据吴修所记，当时许多人喜爱他的书法，但不喜欢他在画作上题字，故而，他们有时私下贿赂项元体的仆人，在项元汴完成画作后尚未来得及题字时，便将作品偷拿出来。

《燕窗九录》中附有关于画作收藏的文章，主要讨论绘画技法。从中可以看出项元汴对元代大师使用的"渴染”技法的偏爱。

有两本书的作者误作项元诈。一是关于宣德年间铜香炉的短小专著，题为《宣炉博论》。此书署名项元作，成书时间却是1626年，显然是错误的。

二是关于覺器的著作，1908年在牛津首次刊刻，题为《中国瓷器十六世纪着色图画与项元汴汉文稿本》，其中有八十三幅着色图片。

1931年又经卜士礼翻译作注再次刊行，题为《校注项氏历代者瓷图谱》，此后又经郭葆昌和福开森修订并作注。

在此书中有一幅项元汴的肖像画及一方刻有“项元汴"字样的天鹅形泥砚图片。此书作者署名项元汴，其中提及的收藏家多混乱且无法鉴别。

如申时行死于1614年，此书却提及其谥号。校注者发现这是错误的，但认为此书曾被项氏家族的某个人改动过，这种错误还是可以理解的。

但书中提到王世懋时，则说他是翰林院的成员。遗憾的是，此处错误未被其他校注者发现。

1936年，伯希和在《通报》上就此书问题写了一篇篇幅较长的评论性文章，以回应福开森同年在《皇家亚洲文会华北支会会刊》上发表的文章。

1937年，伯希和在《通报》上再次提出此书的一些间题。珀西瓦尔·大卫爵士也曾写过与此书相关的文章，题为《项元汴与历代名瓷图谱》，发表于《东方陶瓷学会会刊》。

而项元汴《蕉窗九录》中的一些作品则被认为是另一位著名的收藏家和鉴赏家屠隆所写，这也很荒谬。

项元汴去世四十五年后，门生董其昌撰写《项元汴墓志铭》。董其昌认为项元汴的藏品可与宋代画家米芾和李公麟的收藏相媲美。

项元汴的山水画具有元代大师黄公望及倪瓒的精神：项元汴的书法则可与唐代书法家智永和尚及元代大师赵孟頫比肩。

董其昌又转录了此墓志铭，原本现藏于日本收藏家高岛槐安处。1962年，该墓志铭再版于《书迹名品丛刊》。

项元汴共有六个儿子。尽管他们中没有一位在学术及官场取得更高成就，但他们都继承了项元汴的艺术天赋。

长子项德纯受教于董其昌，撰有《书法雅言》一书，被收入《四库全书》。项元汴的孙子项圣谟也是一位杰出的画家，擅长山水花鸟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