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正在朝鲜战场指挥作战的彭德怀总司令，顶着美军的狂轰滥炸，匆忙乘坐汽车来到安东机场，然后坐专机连夜飞回了北京。
彭老总回到北京后，在一次会议上罕见地当着周总理的面拍了桌子：“你们去前线看看，那些娃娃们没吃没穿，现在连炒面都吃不上了，生了病也没法治，我们现在的条件，比长征还要困难！”
众所周知，自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全国人民就都动员起来，为前线的战士们提供急救用品、食品、衣物等各类所需物资，就连周总理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和大家一起为志愿军战士们做炒面。
我们的物资供给虽然比不上联合国军，可是也不至于让志愿军战士们在前线活活冻死饿死，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志愿军伤员
俗话说“千防万防，家贼难防”，导致志愿军“非战斗减员”的罪魁祸首，就是国内那一群唯利是图的奸商，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抗美援朝时期因为卖假药给志愿军，最后被政府处决的奸商王康年。
一药值千金1951年，17岁的姑娘郭云霞，从解放军第47军卫生学校药剂班毕业，同年2月，不甘心待在后勤卫生部的郭云霞，找到领导大哭一场：“我不要留在后方，我要上前线！”
领导拗不过这个倔强的姑娘，郭云霞最终如愿以偿地去了朝鲜战场，成了47军某野战医院的一名救护兵。
郭云霞
到了前线，郭云霞才第一次亲眼见证了战争的残酷，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伤兵被送往战地医院救护，他们惨状已经不足以用语言形容。
救死扶伤，就是郭云霞身为一名医护人员的职责所在。
“葡萄糖配比是5%-10%，生理盐水配比是0.85%。”
晚年的郭云霞
70多年过去了，郭云霞对于这份配比仍然记忆清晰，那时她们每天都要配置15瓶注射剂，注射剂配比完成后，大家都是先往自己身上注射，确保无误后才敢给战士们注射。
由于当时国内药品资源极度匮乏，所以郭云霞和同事们必须在用药时万分谨慎，一旦她们浪费了一点药品，付出的代价就可能是一名战士的生命。
郭云霞记得非常清楚，当时一支青霉素就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每次战前，军部都会配发下来20多支青霉素，每一位医护人员都像守护黄金一样，守护着这份珍贵的药品。
在一次行军时，郭云霞把青霉素和其他药品都放在了马车上，然而马儿中途受到惊吓一跃而起，把青霉素从车上颠了下去，等到郭云霞发现青霉素不见了的时候，部队已经走了很远了。
郭云霞当时急得话都说不出来，一边哭一边往回跑，好在最后在一处草丛里找到了丢失的青霉素，从这之后她心有余悸，一直将青霉素贴身背着，寸步不离。
在那个艰苦的时代，药物对于战士们和医护人员而言，都是比黄金还珍贵的东西，可以和生命画等号，可偏偏却有人想要通过卖假药来牟取暴利，让志愿军战士们得不到治疗惨死在前线。
“掺水”的急救包1952年春天，一个急救包被送到了北京周总理的办公室，周总理打开急救包一看，发现里面是一瓶已经变质的药，以及一团早已发霉腐臭的止血绷带。
跟随急救包一起来的，还有彭德怀的一封电报：“这就是给前线志愿军战士提供的药品，现在很多战士已经不治身亡了，希望中央能够严查此事！”
一年前，彭德怀就因为前线战士缺衣少食的事情，专门回了一趟北京，现在幕后黑手居然还在兴风作浪，这让一向脾气耿直的彭德怀，再次怒火中烧！
很快，这件事情就被汇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大为震怒：“如此奸商，一个也不能留！”
随后，毛主席命令上海市市长陈毅，务必要查出卖假药给志愿军的人，严惩不贷！
1953年2月28日，上海“大康西药房”经理王康年，因为“卖假药骗取巨额医疗款，致前线志愿军死亡”的罪名，被公开执行枪决。
直到今天，“王康年”这三个字，仍然是“反动资本家”的代名词。
王康年被捕
那么，王康年当年究竟是如何祸害志愿军的？他又有多大的本事，能够获得为志愿军提供药品的资格呢？
药贩子发迹史根据《上海医药史》记载，王康年1924年出生于杭州，早年在上海大亚电台当练习生，后来又担任电台报告员，这份工作不仅高薪，而且还很清闲。
可是王康年的野心很大，他觉得这样的生活太过无聊，一直想要做一个能够赚大钱的暴利行业。
1942年，18岁的王康年迈进了婚姻的殿堂，他的岳父杨得春在上海巡捕界很有势力，于是在岳父的支持下，王康年先是在西藏路开了一家“大康行”，做一些卖毛巾、雪花膏、万金油等日化产品的小生意。
在赚到第一桶金之后，王康年就慢慢看不上这些小本生意了，他把店铺迁到了北京西路434号景星里，将店铺改名为“大康西药行”，做起了暴利的西药生意。
正经的生意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做生意首先要讲求诚信，可王康年的人品却极其卑劣，做出的各种丑事更是令人不齿。
王康年为了捞钱，做了两手准备：对于收货方，他会故意把价钱压得很低，而且态度非常谦卑，给对方营造了一种他是个老实人的假象，愿意先把货款给他。
对于进货商，王康年会装成一掷千金的大富翁，承诺高价购买对方的货物，然后顺理成章地骗走人家的货物。
王康年靠着这种投机倒把的方法，最开始的确是赚到了一些钱，但是由于他的手段过于缺德，而且他也无法在规定时间内拿出货物和货款，因此时间一长，与他合作过的人也都知道了他的人品，提起王康年的“大康西药行”就气不打一处来。
到解放后，“大康西药房”在王康年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抹黑下，早就已经负债累累又臭名昭著了，在上海解放之前，王康年还因为赖账被人告上了法庭。
当时国民政府的大小官员们，都在忙着离开大陆，根本就没空搭理王康年的案子，这就让王康年逃过一劫，混入了新中国的队伍当中。
上海解放之后，政府考虑到上海的工商业需要继续发展，而且当时战争还未彻底结束，各种医药资源更是重中之重，所以不能让王康年的西药行就此倒闭。
于是工商部门从中调解，最终说动了和王康年打官司的“上海职业新药”老板严广骏，严广骏同意了让大康药行负债经营，直到大康能够还清他的债务为止。
政府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好意，希望拉王康年一把，能让他以后规规矩矩做生意，将来也为国家做一点贡献。
可是这种做法却让王康年认为，新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是一样的，他们都离不开商人的钱，不敢把商人们怎么样。
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王康年依靠着政府的支持和经济环境的好转收获颇丰，生意最好的一年，营业额一度达到了350亿元。
在咸鱼翻身之后，王康年不仅没有把钱还给苏广骏，反而拿着钱四处攀关系。
王康年坚信“官商一体”这一套，先是摇身一变成了上海“肃反委员会”的副主任，后来又搭上了政府的关系，负责给前线战士们提供药品。
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么王康年充其量只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而已，可是他接下来所做的事，却直接把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自作自受在抗美援朝的一次战斗中，美军在看到牺牲的志愿军战士时，惊讶地发现志愿军的棉衣中居然没有棉花，棉衣中填充物竟然是一堆破纸！
在条件艰苦的朝鲜，很多志愿军其实并不是牺牲在战场上，而是因为那些奸商的暗箱操作，白白地牺牲在了后方。
当时这样的奸商有很多，比如一些给志愿军做牛肉罐头的供应商，就十分缺德地用马肉冒充牛肉。
不仅如此，为了节约成本，他们还把已经发臭的牛肉掺入牛肉罐头当中，导致前线的很多战士生病，没有力气打仗。
在给志愿军提供急救用品时，奸商李寅廷居然将给志愿军使用的救急包和三角巾里的一万多斤好棉花，全部换成了沾有细菌和病毒的废旧棉花，并且在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情况下，把这些残次品送到前线给志愿军使用。
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他们拼死保卫的人民之中，居然掺杂着这些败类！
这些奸商中最臭名昭著的，还要数王康年。
1951年11月，王康年接到了给志愿军提供药品的生意，这单生意的价钱在3亿元左右，当时国家经济困难，能拿出这么多钱实属不易。
到了12月11日，相关人员按照约定日期来提取货物，王康年却百般推脱，一会儿说银根实在太紧，一会儿又说货物已经在路上了，一会儿又说有些药品买不到，总之就是不肯交货。
采购员对此颇为不满，但是考虑到王康年可能确实有难处，因此就宽限了他几天。
根据当年在大康西药行工作的职工回忆：“对于前线紧缺的药品，王康年其实根本没有买，他拿着志愿军的医药款去投机了，我们催他发货，他说朝鲜路途遥远，耽误几天没有关系。”
那么王康年到底在做什么呢？
原来，这个丧心病狂的家伙全然不顾志愿军的死活，他一方面低价收购到期药品和废旧纱布送往前线，用来搪塞不断催促他的采购员。
另一方面，王康年花费巨款贿赂了几十名官员，他找来歌女舞女陪那些官员唱歌跳舞，让这些人在背后充当他的保护伞，对他弄虚作假的手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而把志愿军的医疗款全部揣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当时，前线的志愿军受伤者不计其数，急需药品补给，但王康年提供的却是一些过期药品和废旧纱布，导致很多受伤的战士们因为细菌感染而死。
对于前线最需要的黄凡士林、氯霉素、次苍等药品，王康年更是迟迟不肯交货，因为买药的钱都被他挥霍了。
看着本来能够救活的战士们，就这样死于非命，一向不落泪的彭德怀也于心不忍，于1951年连夜乘坐飞机返回北京，也第一次罕见地朝周总理拍了桌子。
也许是王康年贿赂过的那些腐败官员们，对此事进行了阻碍，因此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王康年仍然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可是“人在做，天在看”，1952年，临近日期的药品和发霉腐烂的止血绷带，以及彭德怀措辞严厉的电报，都被呈现在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眼前，毛主席的态度只有一个字：杀！
随后，上海市市长陈毅接到了查清奸商的命令。
几乎在差不多的时间里，实在看不下去王康年所作所为的大康药房会计董渊，把一封检举信，放进了可以专门寄给华东军委会饶主席的第657号信箱里。
1952年2月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工作人员来到大康药房，以接到大康药房店员检举的名义，逮捕了罪大恶极的药贩子王康年。
在之后的审讯中，王康年承认自己贪图志愿军医药款，并贿赂官员的罪行，而他的罪行还远不止于此。
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王康年就仗着岳父的势力，整天带着枪做生意，在一次商业竞争中，王康年居然直接拔出手枪，打死了竞争对手任汉栋，最后用金条贿赂法院官员逃脱了罪责。
解放后，面对政府的雪中送炭，王康年在咸鱼翻身之后，非但没有把钱还给债主严广骏，反而恩将仇报，贪图志愿军的医疗款，致使无数保家卫国的战士们冻毙于风雪之中！
更加令人不齿的是，王康年面对妻子让他不要投机倒把的劝告，居然恼羞成怒，不仅和妻子离了婚，还在离婚后就立刻和一个舞女同居。
当初如果没有岳父的帮忙，王康年怎么可能会有这样一番事业，赚到钱就抛弃发妻，实在是无耻至极！
1953年2月28日，上海市人民法院以“盗窃国家资财罪”判处王康年死刑，王康年被处决时，时年29岁。
结语王康年的所作所为，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为何要在建国后实行“三反五反”，严厉打击那些投机倒把的反动资本家。
因为这些蛀虫都是趴在老百姓身上喝血的，他们与为国为民着想的“红色资本家”们不同，对国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里，怎么能容得下蛀虫出来丢人现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