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名士形象的塑造显著地倾向于细腻与阴柔，超越了当时男性形象的传统观念。这一时期，除了“竹林七贤”等知名代表外，多数名士追求人为的装饰，将柔和之美作为流行风尚。

传统中国文化中，男子的形象着重于雄壮的仪态，而非外貌的细节。然而，在魏晋时代，对外貌和形态的关注上升为一种流行趋势，原本在其他时代被视作过分讲究的倾向，在此时成了值得骄傲的特质。如果一位名士拥有近似美丽女性的容貌，则会受到特别的赞赏，因此男子涂粉抹脂在当时并不被视为异常现象。

这种审美观念延续至南北朝，如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所述，梁朝全盛时期的贵族子弟大多缺乏学术修养，却注重外表的修饰，例如“熏衣剃面”、面容修饰、以及使用化妆品。他们常驾长檐车，穿高齿木屐，坐华丽褥子，依偎在精美的靠垫上，周围陈列着各种器玩，举止从容，宛如神仙下凡。

所谓的“熏衣剃面”，指的是在衣服上添加香味或携带香料。这种行为在魏晋南北朝时非常普遍，以至于曹操不得不颁布禁令，明确禁止人们在衣物中添加香料，以减少这种风气的蔓延。

在汉末时期，个人风度和仪表被认为是社会道德和人格魅力的重要象征。这一观念在《世说新语》中得到了体现，书中专门有一章描述了人们的“容止”。例如，书中提到王羲之的仪态被赞誉为神仙般的存在。

尽管魏晋时期的人们对于风度的追求有些夸大其词，但他们对于风流雅致的追求始终如一。其中，嵇康是当时最受关注的人物之一。他的“声无哀乐论”和“养生论”成为了晋代士人清谈时的基本知识，而他的特有气质也被视为典范。

在《世说新语》的“容止”章节中，记载了嵇康非凡的外貌与独特的风度。他身高约为1.8米，风姿卓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被形容为清丽脱俗，有着清风般高洁的气质。“竹林七贤”中山涛对他的评价是：仿佛孤松独立，气质峻峭，醉酒时又如同玉山摇摇欲坠。

嵇康的人生终结于对友情的坚守。历史记载，当他的朋友吕安因不孝之名遭受拘捕时，他选择勇敢站出来辩护。作为曹氏家族的亲属，在司马家族掌握政权后，他的境遇本就岌岌可危。加之他对儒家美学思想的批判立场，早已使他成为许多人士眼中的异类。最终，正是这份对朋友的忠诚和坚持正义的精神，被以同样的罪名被投入了监狱。

尽管在洛阳的3000名太学生纷纷提交请愿书，但在当时的专制政治环境下，这种请愿行动往往会使权力者更加坚定地决定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于是在公元262年的某一天，嵇康被带到洛阳东市执行死刑，临刑前，他在人群中的兄长通过他心爱的琴，感叹道：“从前有人想要我教他《广陵散》这首曲子，我并没有教给他，从此以后，《广陵散》恐怕将成为绝响。”

嵇康之死后，其精神风貌和非凡才华继续在士人间流传。他生前所著《琴赋》与《养生论》，以及他独特的音律理解，尤其是那未曾传授的《广陵散》，更成为后世追寻的艺术瑰宝。他的清高独立、不随波逐流的人生态度，更是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心中的理想典范。

在那个动荡不安、风云变幻的时代，他以坚定的人格力量，为后来的世人树立了一个高洁的标杆，告诉世人，即便环境再恶劣，亦不能失去本心，忘却道德和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