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365—427年），又名陶潜，字元亮，号靖节、五柳先生，生于得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他是晋宋之际的杰出文学家，兼具诗人、辞赋家、散文家。

出身于一个衰微的官僚地主家庭，陶潜的曾祖父是东晋的功臣陶侃。尽管他的父亲早逝使得家道中落，但陶潜仍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且怀抱着崇高的人生理想。在29岁那年，由于家庭原因，他踏入仕途，历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影泽令等职务。

然而，官场生活的黑暗与统治者的堕落使他感到厌恶，他愈发向往简单自然的田园生活。在他担任彭泽令期间，因不愿屈服于权威而愤然辞职，这一行为仅维持了80多天。当时一位县令的收入相当于五斗米的价值，而陶潜毅然放弃这份收入的行为，成就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千古美谈。

陶渊明，在辞去官职之后选择了田园生活，以耕种为生，闲暇时刻则饮酒吟诗，其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了满足。然而，不幸地是，两年后他家中遭受火灾，一切化为乌有，从此家庭陷入了日益严重的贫困境地。因此，他搬迁到浔阳南侧的一个乡村，那里他结识了众多新邻居，包括与他一同讨论农事的农夫，一起欣赏文学作品的诗人，以及一些悟道的高僧。

但是，他的隐居生活并非如他所愿地平静，社会的动荡和频繁的战争使得农业收成不佳，天灾人祸也加剧了他已处于困境的生活。在归隐期间，朝廷曾有意任命他为著作郎，但他拒绝了；当他卧病在床时，江州刺史前来探望，并带来了粮食和肉品，他也拒绝接受。最终在南朝宋元嘉四年（427年）的冬天，陶渊明在贫困、疾病和饥饿中离世。

陶渊明留给后世的作品有125首诗，其中包括四言诗9首，五言诗116首；还有12篇文章，包括3篇辞赋、5篇韵文和4篇散文。其中，他在五言诗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这可以归纳为两大类别：第一类是继承和发展了汉魏以来的抒情言志传统的咏怀诗；第二类是他开创的田园诗，此类诗作在当时并无多例可循。

陶渊明的诗歌创作涵盖了广泛的主题，包括他中年时期的游宦诗作以及归隐田园之后的多种抒情与言志作品，如《杂诗》、《饮酒》、《拟古》、《读山海经》和《挽歌诗》。特别是他在归田生活了十二年后所创作的《饮酒二十首》，以“饮酒”为题，反映了魏晋时期的时代特征。在豪门世族间频繁的权力斗争中，许多文人因涉入其中而丧生，因此，当时的文士们往往多饮酒以少发言。

陶渊明是首位大量创作饮酒诗的诗人，其作品表达了他对归隐生活的执着，对上层社会和权力世家的轻蔑，以及对官方征召的拒绝。他的名句“结庐在人境”便展示了这种精神，并被后世广泛传颂。王安石曾评价陶渊明的诗具有非凡之处，尤其是“结庐在人境”等句，认为自有诗人以来未见如此佳句。只有真正远离世俗纷扰，才能在采菊之际领悟到景致与心意的和谐。

尽管陶渊明的隐居并非与世完全隔绝，战乱和政权更迭的消息仍不时传入，对此他表示关注，在其《杂诗十二首》中有作品反映了此种情绪。随着年岁增长，尽管他依然怀有雄心壮志，但也只能在赞颂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的诗篇中寄寓自己的感慨，这体现在他晚年的作品《读山海经十三首》中。通过这些诗作，我们可以观察到，尽管陶渊明的诗风朴实自然，但其济世的热情贯穿一生，并未因其平淡的风格而被掩盖。

陶渊明的文学创作以田园诗为显著标志，其对乡野生活及自然景观的描绘以简朴、真挚而著称。其中，《归园田居五首》为其代表作之一，尤以“少无适俗韵”一节最为广为人知。该节中，陶渊明自比于笼中鸟和池中鱼，表达了对官场生活的无奈与对自然故土的深切怀念。在描绘“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等宁静乡村景象时，他流露出对于自由朴素生活的向往。

陶渊明的诗歌亦反映了农耕生活的不易，诸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禾还”等句展示了农民的勤劳与艰辛。即便面对天灾人祸，如“炎火屡焚如，据城恣中田”，他的选择从未有过悔意，坚持“但愿常如此，躬耕非所叹”的生活态度。

长期的隐居生活和劳作加深了陶渊明对农村生活的热爱，并逐渐孕育出一套自己的社会理想。在他的构想中，理想的社会是远离战争、剥削和压迫的平静之地，人民能够自给自足、安居乐业。这种理念在《桃花源记》及其附录的《桃花源诗》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如“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与“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彰显了他对于理想社会的极致追求，体现了诗人心中对至善至美世界的无限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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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明的诗歌创作，无论是表达个人抱负，还是描绘田园景象，均以其清新、自然、质朴和真实著称，不显雕琢之痕。然而，细致赏析之下， 其诗中蕴含着深邃的意蕴和独到的魅力。基于此，北宋时期的文学大家苏轼评价道，陶诗虽质朴却富有内在的华丽，表面看似简单无华，实则内含丰富情感。陶渊明的诗歌标志着中国田园诗派的诞生，他无疑成为了该诗派的创始人。

陶渊明本人生活节俭，亲和力强，同时他的品性坚贞不渝，思想卓越独特。他展现的高尚人格魅力以及坚持原则不屈服的精神，为那些在封建社会中追求独立人格与自由生活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崇高的道德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