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一朝,出了很多名人,武将有狄青,诤臣有包拯,更有欧阳修、苏轼等大文豪,真称得上“一时多少豪杰”应该说宋仁宗对这些人很看重,但只是重其名,并不能放手让他们发挥才干。这些人只是给宋仁宗的脸上添了一些光彩,却制止不住宋朝下滑的趋势。而宋仁宗到了晚年,更是心灰意懒,能够做到皇位的平稳过渡,就已经不错了。
“庆历新政”失败后,许多敢作敢为的官员受到处分,而御史台在王拱辰的把将下,谏官们都变得谨小慎微。只有庆历三年(1043)出任监察御史的包拯不畏风陷,不知忌讳,不论是宰执大臣,还是皇亲国戚,只要有过,必加弹劾。
宋仁宗人到中年后,最宠爱的女人是张贵妃。她聪明伶俐,深得皇帝喜爱。张贵妃的父亲死得早,她得宠后,伯父张尧佐立刻飞黄腾达。皇祐二年(1050),他由一个地方上的知州,一跃成为朝廷中主管盐铁,户部,度支的三司使。包拯担任户部副使时，与张尧佐有过接触,知道他是个平庸之辈,难以担当起三司使这样的重任。就毅然上奏皇帝,要求将他调离三司,改授其他闲散职务。
仁宗自知理亏,于是虚晃一枪,这边罢免了张尧佐的三司使之职,当天又把他提升为比三司使还要高的宣徽南院使,兼任淮康节度使、景灵宫牧、郡牧制置使。张尧佐以一身兼四使,位更高了,权更重了。
皇帝的任命一出,群臣议论纷纷。包拯怒不可遏,在三天内又上了第二道奏章,更加尖锐地指责张尧佐是窃据高位,不知羞愧。
过了几天,不见什么动静,包拯又上了第三道奏章,指出张尧佐一日而授四使。实属史无前例,不仅破坏了章典,也损害了皇帝的威信和国家的利益,是万万使不得的。仁宗还是不加理睬。
包拯的坚毅感染了很多谏官,他们群起弹劾张尧佐,最后发展到要求廷辩,即当面向皇帝提意见。在这次廷辩中,包拯长篇大论,措辞激烈,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竟溅到了仁宗的脸上。满朝文武大臣大惊失色,皇帝也觉得很尴尬。
据说宋仁宗回到后宫后，张贵妃急不可待地迎上去，打听事情的结果。仁宗正在气头上,没好气地说:“你就知道宣徽使,不知道包拯还是御史吧!”
事情闹到这步田地,张贵妃也不敢做得太过分,便来个以退为进,先让张尧佐主动请求辞去一些职务,过了几个月后,又让仁宗皇帝把宣徽使的大权交给张尧佐。包拯不肯罢休,又和吴奎联名上奏，指出张尧佐贪欲过盛,不能让其得逞。过了几天不见回音,包拯又连续上奏,提醒皇帝不可不顾群臣的议论,过分抵触会失去人心,造成动乱。
围绕这件事,包拯一共上了六次奏章,终于说动了仁宗,不再给张尧佐升官。皇祐六年(1054)正月,张贵妃病死了,这场风波才算告一段落。
包拯在出任监察御史前,曾在天长县当过知县。有一次,正是春耕大忙的季节,有一户农家耕牛的舌头被人割掉了。牛的主人前来县衙告状，包拯对他说:“你只管回家,把牛杀掉卖了。”
那人没有办法,只好按包拯说的做了。不久,有人来具衙告状，揭发那户农家私自宰杀耕牛。包拯不动声色地听他讲完后,猛地大喝一声:“你为什么割了人家的牛舌,还要来控告人家呢？”那个人以为事情败露了,只得承认他与那户农家有仇,才把牛舌头给割了。
康定元年(1040),包拯到端州(今广东肇庆)做官。端州出产的端砚非常有名，每年都要向朝廷进责。他的前任无不假借上贡的名义,多征几倍乃至几十倍的砚台,用来贿赂权贵。包拯到任后，命令工匠只按照上贡朝廷的数目制造端砚。三年后他离职入京,行囊中一块端砚也没有。
包拯入朝为官后,因为他刚直不阿,铁面无私,就连皇亲国戚、内侍宦官也惧他三分。包拯不苟言笑,要是有谁见到包拯露出笑容来，那可真好比见到了黄河水清。当时京城里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包拯做过一段时间的开封知府。在他之前,按制度规定，凡是来打官司的人，都不能直接到官署庭下投诉。包拯改了这个规矩,他大开府衙正门,使告状的人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当面陈述案情,任何人都不得阻拦刁难,这样一来府吏就无法从中捣鬼了。
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这一年天降大雨,惠民河水泛滥,淹没了街道,致使许多平民无家可归。包拯经过调查了解到，惠民河之所以泛滥成灾,是因为河道堵塞不通,而造成河道堵塞不通的原因在于朝中官员和名门望族在河上筑起堤坝,种花养鱼,建造水上花园。包拯把情况了解清楚后,当即下令将河上所有的堤坝全都拆毁。有人不服气,上告到宋仁宗那里。包拯拿出证据来,证明那些水上花园都是非法建造起来的。宋仁宗见那些人讲不出道理来,就支持了包拯的做法。
皇祐四年(1052),西南壮族首领依智高起兵叛乱,驰骋两广如入无人之境。消息传到朝廷,大臣们惊慌失措,让宋仁宗感到极度失望。就在这时候,刚刚当上枢密副使三个月的狄青自告奋勇,上表请求带兵出征。宋仁宗十分高兴,一改往日文人为正、武人为副、宦官监军的带兵惯例,任命狄青为宣徽南院使,总领平南的一切事宜,并亲自在垂拱殿为狄青设宴饯行。
依智高精通汉文诗书，是广源州（今越南新平)少见的举人。他不满自己所在的部落被交疑(今越南北部)国所控制,就屡次派人到臨州(今广西南宁)请求归附宋朝。宋朝的官员因为交融每年都来进贡,唯悉接纳了依氏而得罪了交眦人,就对依智高的请求不理不睬。依智高忍无可忍决心自立为王。
皇祐四年四月里的一天,依智高放火烧掉了自己的住宅,率领5000 人沿郁江东下,很快就攻破了邕州，在那里称帝，建立大南国。随后他又领兵攻克了昭州和宾州，宋朝的官员逃的逃，死的死,宋军连吃败仗,军心动摇。
狄青率领三万大军向前线进发时,驻守广西的将领藤曙害怕头功被狄青抢去,竟然不听号令,擅自出击，结果大败而归，死伤惨重。狄青到达后,下令将陈曙等 32 人押出军门斩首示众,使得军威大振。接下来狄青却按兵不动了,只是忙着从各地调拨粮草。
原来,狄青发现侬智高据守的昆仑关地势险要,硬攻难以奏效,就想出了一条智取的妙计。
转眼间到了皇祐五年(1053)的正月十五,这一天是上元节,民间有悬花灯、踩高跷、演百戏的习俗。狄青早早地就传出将令,上元节期间在军中大宴三天,分别宴请高级军官、中级军官和低级军官,让手下官兵痛痛快快过个上元节。
这个消息很快就被奸细传给依智高,他放下心来,也传令大摆宴席,让他的手下好好过个上元节。
第一天晚上，狄青和高级军官们一直喝到天明。第二天晚上，虽然赶上刮风下雨,宴会照样举行,狄青照样开怀畅饮。喝到半夜前后,狄青悄悄离席,点齐数万精兵,冒着满天风雨,向昆仑关开进。天明时分,宋军的宴席还没有结束,突然传来狄青的命令,让众将到昆仑关吃饭。原来,狄青趁敌人毫无戒备,轻而易举地袭取了昆仑关。
宋军越过昆仑关后，在归仁铺摆开阵势。这一带地势开阔，正好适合骑兵往来冲杀。狄青指挥宋军骑兵迅猛出击,杀得敌人溃不成军,大败 50 里。一战下来,宋军斩首数千级,抓了 7200 名俘虏,依智高的军师和两个弟弟也都死在战场上。
打扫战场时,宋军士兵在敌军的尸体中找到了一个身穿龙袍的男人。有人说这就是依智高,想要上报请功。狄青说道:“怎么知道这不是假的呢？宁肯不要这份功劳,也不能欺骗朝廷。”据说依智高还真的逃走了,跑到了大理,后来死在那里。
皇祐五年四月,狄青凯旋还朝,宋仁宗欣喜万分,又在垂拱毁为他设宴庆功,几天后,皇帝又亲自阅兵,观看狄青指挥的骑兵布阵表演。一个月后,宋仁宗把狄青提升为掌握全国军事的枢密使。
一个士兵出身的人当上最高级别的军事长官，这可是宋朝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按照宋太祖定下的规矩,武将可以统兵,但不能授予实权。于是,朝中的一些文臣就不断地向仁宗进言,劝他不要坏了祖宗的规矩。
狄青当上了朝廷高官,但日子并不好过。宋朝有个残酷的制度,为了防止士兵开小差,要在士兵的脸上刺字。狄青当过士兵,脸上自然也被刺过字。就因为这样的出身,朝中很多大臣都瞧不起他。开封一带俗称兵士为“赤佬”,身为枢密使的狄青就得到个“赤枢”的绰号。
科第出身的枢密副使王尧臣也瞧不起狄青，还故意拿他脸上的刺字开玩笑，说：“几天不见,你脸上那两行字可是越来越鲜明了。”
狄青半开玩笑地回应道:“你要是喜欢,我就奉送你一行怎么样？”
宋仁宗也觉得枢密使的脸上留着刺字,很不体面,便让他往脸上敷药把刺字除掉。狄青坦然地指着自己的脸说道:“既然陛下不嫌我出身低微,按照战功把我提到这个地位,我才能够有今天。我想把脸上的刺字留着,让士兵们见了,就会知道该怎样上进,所以我不敢接受您的旨意。”
宋仁宗听了,很敬佩狄青的为人,认定他是个忠心耿耿的大臣。然而,文人出身的大臣如欧阳修等人轮番上书,一定要罢免狄青,但他们又拿不出什么罪证来,只是反复强调祖宗的规矩,让仁宗皇帝左右为难。
狄青知道朝中的许多大臣都对他抱有成见,因此平常的一言一行都很谨慎,但是百密总有一疏,就在嘉祐元年(1056),他到底让人抓住了把柄。
按照朝廷的规定,士庶人家如果夜间做醮事(一种祭祀典礼),必须提前报告给负责消防的厢吏,这样在焚烧纸钱时,就不会以为是失火了。有一次,狄青家里祭祖烧纸钱,管家忘了和厢吏打招呼。厢吏见枢密使家夜里出现火光,便上报给开封府衙。等到开封府官员赶到狄宅时,因为纸钱早已烧完了,所以火光就不见了、第二天,京城里就传开了,说是狄青家中夜里出现光怪。不久,又有人说,狄青家的狗头上长角,是个怪物。
这一年五月,京城下了整整一个月的大雨,洪水暴发。有人说狄青到相国寺中躲避洪水,身上穿着浅黄色的衣衫,这正好犯了皇家大忌。欧阴修上书说,武将主映京师发大水就是上天对狄青担任枢密使的警示。碰巧宋仁宗还突然患病，皇帝病作初愈,就有人大放厥词,说皇上有病很可能跟狄背有关。于是,有人向宋仁宗郑面则事地提出,将狄青派往外地,以保全京师和皇帝的安全。
为了平息众议,维护大局,狄青主动请求离京外任。朝廷把他派往陈州,临行时狄青对手下人说；“我此行必死无疑。”手下人问他为什么,他解释说:“陈州出产一种梨,名叫‘青沙烂’。‘青烂’不就是狄青死吗？”
狄青到了陈州后，朝廷仍不放心,每隔半个月就派遣中使前来,名曰抚问,实则监视。这时的狄青已被谣言中伤得惶惶不安,而每次使者一来,都让他提心吊胆,唯恐再生祸乱。不到半年,狄青便郁郁而死,年仅 50 岁。
欧阳修是在狄青担任枢密使后的第二年奉诏入京的,宋仁宗看重他的才学,让他和宋祁共同编写《新唐书》。
当时，社会上流行险怪奇涩的文风,号称“太学体”,表面上看文辞华丽,内容却空洞无味。嘉祐二年(1057)二月,朝廷指派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他决心借此机会改革浮艳的文风,倡导写平实的文章。
这一年参加考试的举子中有一个叫刘几的人，他的文章好用奇险之语，许多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典范。欧阳修在阅卷时发现有一篇文章中有“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的句子,断定这个考生一定就是刘几,就用红笔将这试卷从头到尾涂抹殆尽,还在试卷上戏续了两句:“秀才刺,试官刷。"后来开封一看,考生的名字果然是刘几。
考试结束后,那些文风浮夸的举子全都落榜了,他们恨透了欧阳修，就聚在一起，守候在欧阳修上朝的路上，对他起哄谩骂,还把纸笔砂石投向欧阳修。幸亏巡逻的士兵及时赶到,才把这伙人驱散了。有些举子还觉得没有出气，就写好祭文扔到欧阳修家中,诅咒他早死快死。
尽管如此,欧阳修依然不为所动,坚定地执行自己的评文标准。
嘉祐四年(1059),欧阳修再次担任进士主考官。批阅试卷时,他对一位举子的文章激赏不岂,定为第一名。唱名的时候,才知道这个考生名叫刘煇。有人告诉歌阳修：“此人就是当年的那个刘几,现在改了这个名字。”
原来,自从上次应举受挫以后,刘几决心改弦更张,于是文风大变,写出了让欧阳修拍案叫好的文章。
嘉祐二年,欧阳修担任主考官时,梅尧臣担任副主考,他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当时和苏舜钦齐名,被称为“苏梅”。梅尧臣和欧阳修志同道合,都极力反对尚奇尚怪的习文方法,主张简洁含蓄,说理透彻。
这次考试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他们俩在阅卷的时候,发现了一张试卷,文笔洒脱豪放,风格浑厚。梅尧臣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大有孟轲之风，就主张取为第一名。欧阳修也为这篇文章叫好,可是反复阅看,总觉得像自己的学生曾巩的文笔,为了避嫌,就把它定为第二名,另选了一张试卷取为第一。
发榜后,他们才得知,第二名是苏轼。曾巩和苏轼的弟弟苏辙也都考中了。
苏轼考取后，照例要去拜见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跟他谈了一阵子，见他气度大方,才华出众,打心眼里喜欢他。苏轼走后,欧阳修对梅尧臣说:“像这样出众的人才的确难得,我真应该让他高出一头呢！”成语“出人头地”就是由此而来,指高人一筹,常常用来形容德才超众或成就突出。
后来,欧阳修又把苏氏兄弟的文章拿给宋仁宗看,皇帝读过之后,异常欣喜地说:“朕今日可是为儿孙们物色到了两位宰相啊！”
苏氏兄弟是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州)人,他们的父亲苏洵年轻时豪放不羁,喜好游山玩水,很少有工夫坐下来伏案读书。他二哥苏涣早早地就进士及第,而他未曾认真读书,一直是个没有功名的白丁，等到他打算攻读学问时,已经 27岁了。
苏洵的妻子程夫人出身当地名门,为了让丈夫安心读书,她将自己陪嫁的金销首饰拿去典当,恶心操持家务。苏洵深受感动,从此闭门谢客,发愤攻读。过了一年,他考进士没有考中。37 岁那年,他又一次入京应试,又一次落第。至此他才真正悟透了科举考试要求的那一套不切实用，束缚人的思想，根本不适合自己的个性和情趣。他慨然叹道:“这一套不值得学啊！”回到家里,他把自己过去写的文章一把火都烧了。从此后他用崭新的眼光重新审度典籍，闭门读书五六年不写文章，又出外游历,广增见识,这才动笔写出了一篇篇开时代风气的新“古文”。苏洵的这一转变使他的两个儿子深受熏陶,受益匪浅。
这次苏氏兄弟到京城应试,苏洵也陪着两个儿子一起来了,但他没有进考场。苏轼考中后,苏洵托人把自己写的 22 篇文章呈给欧阳修,请他指教。欧阳修读了大为赞赏,就向宰相韩琦推荐,韩琦也觉得苏洵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没有经过考试。就破格把苏洵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
就这样,苏家父子三人的名字传遍了京城。后来，人们把他们父子三人合起来称做“三苏”。
早在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就已经进士及第,先后担任过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鄞县(今浙江宁波)知县、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常州知州等职。在担任地方官吏期间,他对民生疾苦有了真切的了解,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
王安石成名很早,年纪轻轻就名满天下,欧阳修曾写过一首《赠王介甫》,对他评价极高。这样一位名士却长期担任地方官,岂不是埋没人才吗？奇怪的事情就在这里,当时推荐王安石的人很多,却都被王安石拒绝了。文彦博当宰相时,建议朝廷破格提拔王安石，于是朝廷召他赴试翰林院，他没有去。欧阳修又推荐他入朝担任谏官,他以祖母年事已高为理由谢绝了。
嘉祐三年(1058)十月,在多次推辞之后,王安石终于被调到京城,担任三司度支判官,管理财政。随后他又被任命为同修起居注。这一官职虽然清闲,却是要职,晋升的机会很大，但王安石却不肯接受。朝廷无可奈何，只好派人把委任状直接送到他家里,王安石竟然躲进了厕所。最后迫于无奈才勉强接受了这一任命。
就在王安石奉诏进京的那一年，他给皇帝上了一封长达万字的奏章，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自从“庆历新政”失败后，宋仁宗一听到改革就头疼，便把王安石的奏章搁在一边。当时担任宰相的富弼、韩琦当年虽是改革派,现在却趋于保守。因此，王安石的奏章没有受到重视。王安石等了好多天,也不见下文,知道没有希望,正好赶上他母亲去世,就辞职回家了。
王安石在家守孝期间,并没有完全闲下来.他在金陵兴办书院,收徒讲学,一时间名声大噪。他的那份万言书的内容也渐渐地流传于世,人们对他更加敬佩,因此身价倍增。朝野上下有不少人这样说:“金陵的王安石不做执政大臣,那是王安石的不幸，也是朝廷的不幸。”
晚年的宋仁宗已经倦于听政,他最关心的是身后继承人问题。他有三个儿子,可都没活过三岁就死了。从至和三年(1056)开始,仁宗就时常犯病,大臣们心中不免恐慌,就接连上蔬,极力劝说仁宗早立皇嗣,但仁宗并不放在心上。
这时候,升任御史中丞的包拯上奏说:“太子空缺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天下人都很担忧,陛下长时间犹豫不决,这是为什么？”
仁宗问道:“你想让谁立为太子呢？”包拯说:“微臣我没什么才能,却供职朝廷,之所以请求皇上预立太子，是为国家千秋万世考虑。陛下问臣谁可以做太子,这是怀疑臣了。我已经六十多岁了,又没有儿子,并不想谋求日后的富贵。”
包拯有过一个儿子，名叫包繶,担任潭州通判时死了。宋仁宗见包拯言辞恳切，就高兴地说：“我会慢慢考虑这件事的。”
到了嘉祐五年(1060),韩琦见立皇嗣之事还没有动静,就再次上奏皇帝:“皇嗣的建立,关系到天下的安危。自古以来所发生的祸乱,都是因为没有及早订立大计造成的。”
韩琦说的道理宋仁宗也懂,但他总幻想着能有自己的儿子,当时后宫中还有人怀孕，仁宗想等等看。这一年的七月，董贵人分娩，又给仁宗生下一个女儿。韩琦拿着《汉书·孔光传》来见皇帝,说当年汉成帝无嗣,就把弟弟的儿子立为太子。宋仁宗无奈,只得同意韩琦的办法。嘉祐七年(1062)八月,仁宗把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宗实立为皇太子,赐名赵曙。仅过了半年,宋仁宗就病死了,赵曙即位,就是宋英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