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23日，苏联志愿航空队从武汉汉口起飞，轰炸驻守今天台北市松山机场的日本海军鹿屋航空队，取得巨大战果，振奋了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

对于援华志愿航空队，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美国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这支神奇的队伍在中国战场上创造了诸多神话，“飞虎队”的大名也由此家喻户晓。但岂不知早在美国“飞虎队”来华之前，苏联航空志愿队就参加了中国抗战，其贡献与“飞虎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背后那段熠熠生辉的历史被长期湮没于岁月的尘埃之中，很少有人知道。

苏联志愿航空队，泛指1937～1941年以“中国空军”名义参战的苏联空军人员，当时曾被中国报纸称为“正义之剑”。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欧美国家普遍被日军吹嘘的“三月亡华”口号所吓住，不肯给予中国提供实质援助，像号称“中立”的美国直到1940年才停止对日输出废铁与高辛烷·值航空汽油等战略物资，许多档案说此举对牵制日本侵华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殊不知当时日本陆海军航空队的飞机所用航空汽油都是低辛烷值产品，禁运之举意义并不大。 倒是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为了避免自己被东（日本）西（纳粹德国）夹击，决心给予中国有力的军事援助，两国在1937年8月21日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和军事技术援助协定，从1937年11月到1941年6月，苏联累计对华提供价值2.5亿美元的军事物资，中国以矿物等战略物资与农产品抵偿。

具体到飞机方面，苏联共向中国空军移交轰炸机322架，歼击机（中文称“驱逐机”）777架，教练机100架，不过部分飞机从苏联阿拉木图以“飞行摆渡”（FerryFlight，飞行摆渡是交付飞机的一种方式，由卖方派飞行员将飞机开到买方境内交付）方式交付中方途中，在新疆、甘肃等地因气象迷航或机械故障等原因失事或失踪。 当时，中国空军为了训练空地勤人员熟悉接收的苏制战机，曾在新疆伊宁设立教导总队、甘肃兰州设立驱逐总队、四川成都设立轰炸总队，各司其责。

苏联军方除了派出教官与顾问协助指导中国军队使用和维修苏制武器装备外，并派遣现役空军人员以“志愿兵”名义驾驶苏制战机对日作战。 和大名鼎鼎的美国志愿航空队（AVG，即“飞虎队”）。 当年，以志愿兵名义参战的苏联军人，为中国抗战作出巨大贡献，可他们的英名并未像美国“飞虎队”那样获得有效传播。

要知道，“飞虎队”使用的P-40B战斗机是国民政府根据美国租借法案高价购买的，而且是英军不想要才轮到中国挑，况且“飞虎队”真正存在与实际参战时间还不到一年（只有1941年），正宗“飞虎队”队员在并入美国陆军航空队后继续留在中国作战的其实很少）成员考虑本国中立地位，必须脱离现役军人身份不同，苏联志愿航空队成员均以现役军人身份来华参战。

据俄罗斯解密档案记载，1937～1941年，苏联政府通过人员轮调来“以战练兵”，共派出空地勤人员共3665人来华，他们主要来自外贝加尔军区和太平洋舰队所属航空兵，80%以上的飞行员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对日作战牺牲人员多达227名，而这些经过实战锻炼的军人又大多参加了1939年苏日哈勒欣河战役、1939年苏芬战争乃至1941年伟大卫国战争，有14人获得“苏联英雄”称号，5人晋升空军中将，2人晋升空军上将，1人晋升空军元帅，2人当过苏联空军总司令。 苏联志愿航空队规模最大时，共编成两个歼击机大队（中文称“驱逐机大队”，装备伊-153和伊-16，相当于苏联空军歼击航空兵团）、两个轻轰炸机大队（装备SB-2）与一个重轰炸机大队（装备DB-3），每个大队编有20～80架飞机。

志愿队历任指挥员有日加列夫、雷恰戈夫（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雷恰戈夫是轰炸松山任务的主要策划人，1939年回国后相继参加了苏日哈勒欣河战役和苏芬战争，1941年担任苏联空军总司令，但因苏联空军在苏德战争初期损失惨重而被送上军事法庭，与包括其妻在内的20余名空军高级军官在1941年10月底被处决。 斯大林于1953年病逝后，雷恰戈夫获得平反）、阿尼西莫夫、波雷宁（费多尔•彼得罗维奇•波雷宁1939年回国后参加了苏芬战争与伟大卫国战争，获得“苏联英雄”称号，二战后当过波兰人民空军首任司令，最后官至苏联空军上将）等，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军中翘楚。 当然，这些人员的工资和战机使用维护费用由中方承担。

曾相继与苏美志愿航空队共事过的国民党空军元老徐华江在其回忆录《天马蹄痕》表示，美军在飞机性能、后勤补给等方面比苏军先进，毕竟苏联工业基础不如财大气粗的美国，苏联援华战机除了充斥二手货外，零部件标准化低，甚至出现同一型号飞机的同一种零部件（如螺丝）之间彼此无法通用的怪事。 在人员素质方面，美军比较活泼，而苏军有点僵化，思想及日常生活方面都接受严格管理，这一点也体现在飞行上，苏联飞行员在编队飞行时表现得很好，但战斗时就显得呆板，反观美军灵活得多，同时美军在作战方面颇有冒险进取精神，这或许是两国训练方式及民族性不同造成的。 徐华江形容苏军值班时风纪如铁，全副武装直挺挺地站着，“他们言谈很谨慎，与之交流时往往欲言又止，有别于美国人。 但苏联人其实很热情，但大都不愿流露出来，和他们在一起有点不自在”。

其实，中苏空军之间不乏感人的并肩作战故事。 国民党空军元老罗英德（后来前往台湾，官至台湾空军二级上将，曾任台湾当局驻韩国“大使”）在1938年1月7日南昌空战中击落日本海军第12航空队分队长潮田良平大尉驾驶的九六式舰载战斗机，救了被潮田良平穷追不舍的苏联歼击机大队长阿列克谢•布拉戈维申斯基—命，苏军飞行员降落后，将罗英德抬上肩头欢呼，并且开香槟庆祝。 对于布拉戈维申斯基，中国战友也对他充满亲切感，台湾学者刘毅夫所著的《空军史话》记载，布拉戈维申斯基从不摆架子，非常认真工作，与中方人员相处融洽，甚至在苏联解体后，以空军中将军衔退役的布拉戈维申斯基仍对罗英德的救命之恩念念不忘，通过各种渠道打听罗英德的下落。

国民党空军老将高庆辰在其回忆录《空战非英雄》中也提到自己和苏联飞行员建立的深厚友谊，在苏联战友奉调回国之际，大家相互拥抱，依依不舍。 台湾屏东曾有一处空军经营的休闲场所“黄莺俱乐部”（后因火灾焚毁，遗址在屏东市美术馆旁边），其名称就是纪念出身广西空军，抗战初期编入空军第3大队（今台湾空军清泉岗基地第3战术战斗机联队前身）第8中队（国民党空军成立最早的驱逐机中队，首任队长就是高志航）的黄莺少尉，他在1938年7月18日的南昌空战中为拯救被日机追击的苏联志愿航空队领队巴甫洛夫上校时被一架尾随的日机击落牺牲。

“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在其回忆录里，也提到苏联志愿航空队的表现，他们的“高速俯冲，打了就跑”战术让他印象深刻，也成为往后他率领“飞虎队”以及第14航空队在中印缅战场上与日军对抗时的基本空战要诀。 换言之，一般外界认为是陈纳德提出的空战战法，其实是来自苏联志愿航空队的启发。

在整个1938年，苏联志愿航空队集中在华中各地参加对日作战，阻止日军对以南昌、武汉、长沙为中心的“抵抗三角”的空袭，并多次轰炸日占区，有力地打击了侵华日军。 就在当年2月初，驻武汉的中国空军司令部向苏联志愿航空队送来一份情报，提到日本海军鹿屋航空队在台湾首府台北附近的松山建立了极其活跃的大型基地，装满飞机零部件的巨大箱子不断从日本本土运抵基地，这些部件在基地里组装成飞机，然后投入中国大陆战场。 到被发现时止，那里已有许多飞机组装完毕，对奄奄一息的中国空军来说，新增加的日军飞机无疑是雪上加霜。 为此，中国空军向苏联志愿航空队求援，希望能由中苏双方共同派飞机奇袭松山。

2月22日，苏联志愿航空队指挥员雷恰戈夫少校和政委（营级）列托夫抵达汉口。 和往常一样，他们先和苏联飞行员和机械师进行例行谈话，随后，两人同轻轰炸机大队长波雷宁大尉进行一次秘密谈话。 “明天你的部队将执行一次空袭日军台湾基地的任务，去炸掉那些该死的箱子，”雷恰戈夫指着地图说，“你们要沿着最短的航线飞往那里，返航时你可以在福州降落加油，然后再飞回汉口。 这是福州附近山里的跑道，离台湾海峡不远。 ”他敲了敲地图，“驻南昌的中国轰炸机部队将有12架轰炸机与你们一起行动。 ”

台湾岛是一个比较难攻击的目标，从汉口到台湾的直线距离在1000千米以上，所以苏联航空队要轰炸的目标几乎是他们现有SB-2轰炸机的航程极限，至于护航歼击机则根本飞不了那么远，轰炸机等于在无护航的情况下单独完成任务。 日本人的机场被群山环绕，接近机场不容易，况且机场四周肯定有高炮掩护，空中可能还有战斗机巡逻。 这一切表明了此次行动的难度。

然而，苏联飞行员都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他们习惯于在无歼击机护航的情况下作战。 同时，SB-2是当时速度最快的前线轰炸机，速度甚至超过日军主力战斗机，日军想拦截都没那么容易。 所以，即使说这次任务有风险，这种风险也在可以预见和控制的范围以内。

雷恰戈夫提到的中国轰炸机部队也装备SB-2轰炸机，但中方飞行员由于装备时间不长，对飞机性能和战术也还不太熟悉。 因此，为稳妥起见，他们将配合苏联航空队行动，从离目标更近的南昌机场出发。

波雷宁找来大队领航员费多鲁克，他们在雷恰戈夫和列托夫画出的航线草图上拟定更详细的飞行路线。 他们决定，出击时的飞行高度应保持在4 100～5 500米，因为在这个高度上，SB-2的航程能达到最大。 由于这个高度的氧气含量相当稀薄，而志愿航空队又没有氧气面罩，在漫长的飞行途中，轰炸机组必须时时面对缺氧的困难，但为了完成任务，他们别无选择。

轰炸机编队将先飞往台湾岛以北，然后迅速转南，高度下降到3 600米，同时抑制发动机的声音，以迷惑地面的日军。 抵达目标并轰炸完毕后，编队将向大陆海岸线返航。 飞越台湾海峡时，轰炸机的高度将下降到1? 800米，以便让机组成员在重新爬升到3 600米前先好好吸一下氧气，缓解缺氧的症状。 之后，编队将在福州附近的山地机场降落加油。

行动开始前，整个计划被严格保密。 苏联机械师对轰炸机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检查，油箱里注满了煤油，但炸弹直到起飞前一刻才挂上飞机。 为迷惑潜伏在汉口的日本间谍，中苏空军故意散布各种假消息，声称驻汉口的中苏空军将要轰炸安徽省会安庆附近江面上的日本军舰。

突袭开始当天，苏联飞行员天还没亮就起床了。 吃完早餐后，他们接到本次任务简报，所有将出动的28架轰炸机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发动机已经预热完毕，炸弹已挂好，机枪也已做好调试。 飞行员们再次做了完整检查：仔细检查油料是否加满，炸弹挂牢没有，确认飞行路线和轰炸目标。 黎明之前，各机组成员已在飞机旁集结完毕。

突然，拂晓前的寂静被刺耳的空袭警报打破。 地平线尽头出现一些小黑点，那是日本轰炸机！ 中苏空军不得不各自寻找隐蔽，两个日军九机编队在慢慢破晓的天空中逐渐清晰，看起来他们似乎径直朝汉口王家墩机场来的。 波雷宁盯着越来越近的轰炸机大吼：“日本人是怎么知道的？ 谁泄露了机密？ ”在这当口，已经来不及让跑道上的SB-2轰炸机起飞，甚至在机场上滑行都没时间了。 很显然，仅凭机场周围的高炮不可能拦住日本飞机，一旦日本人的炸弹落到跑道上那群满载炸弹和燃油的飞机中间……波雷宁事后回忆，在那一瞬间，绝望和无助生平第一次抓住他的心脏。

但很快，和它们的突然出现一样，日本轰炸机猛地转了个弯，向长沙方向飞去，几分钟后就飞得无影无踪了。 所有人都在议论这一不可思议的好运气：为什么日本轰炸机会放武汉一马？ 或许因为天太黑，他们没有看到跑道上的轰炸机，也可能日本轰炸机本来就是去轰炸长沙。 在跑道尽头，波雷宁看到刚刚赶来的雷恰戈夫和列托夫，他们同样紧张万分，列托夫说：“我们搭车来的时候也发现了日本轰炸机。 我知道，他们会给带来一场灾难！ 那一瞬间，我们冲司机大喊：‘赶快！ 快过去！ ’我们希望能赶快过来帮一下你们的忙。 日本飞机转向后，我们兴奋得几乎要手舞足蹈一番。 ”

他们如此焦虑也是有原因的。 列托夫除了担任航空队的政委，还是苏联空军派往中国的首席顾问，如果王家墩机场和机场上的轰炸机群还没出动就被摧毁，他将要承担最主要的责任，必将遭受极其严厉的处分。

此后不久，苏联军事顾问德拉特文和空军武官日加列夫上校也来到机场，主持了一个正式的出发仪式。 各机组成员排好队列，雷恰戈夫发表了简短的演说。 他提醒大家，当天，也就是2月23日，是苏联红军节，他鼓励每一位参加行动的飞行员以“勇气和智慧”来纪念这个节日。 早晨7时，一颗信号弹拉开了SB-2轰炸机的征程，轰炸机一架接一架起飞，很快消失在云层中。

轰炸机群在4 800米高空排成队列，由于有一层薄雾遮挡，飞行员的能见度只有2 000米以内，机舱内温度计的读数显示气温只有4摄氏度，有的人瑟瑟发抖。 在高空飞行不久，缺氧的初步症状（如脉搏加快、头昏、瞌睡等）开始出现了。 一路上，轰炸机群既没有遭遇任何敌机，也没有碰到任何友机，人们感到自己似乎在天堂里飞翔。 机群飞过了长江和鄱阳湖，云层开始变得稀疏。 又过了一个小时，机群飞过福州，这是航线上最后一个还在中国军队控制下的城市。 遗憾的是，预计与自己汇合的南昌编队一直没有出现，后来才知道，这支由中国空军第1大队和苏联志愿航空队混编的轰炸机群因领航错误偏航找不到台湾，只好降落福州机场待命，后因松山机场已被轰炸，在丧失奇袭先机的情况下只好返航南昌。

一刻钟后，飞行员们在烟雾中看到了台湾岛的海岸线。 领航员伊凡•布鲁斯科夫回忆说：“突袭台湾岛是我在中国的第七次飞行。 起初天气非常好，我们精确地在预定的5500米高度飞行。 当飞了一半后，我们在台湾海峡上空将飞行高度降至4100米。 在接近台湾岛时，我们发现岛屿东部覆盖了厚厚的云层，而山峰就耸立在云层中。 正当我开始准备根据时间发动攻击的资料时，云层中却突然出现一扇‘大窗户’，目标到了，我们已能眺望到台北市区，而在其北部3千米处就是日本人的飞机场！ 目标对准了……”

按照计划，机群先飞往台湾岛的北面，然后再转向南。 这时，大片云层从岛内山脉上飘来，盖住了大地。 现在，波雷宁面对令人不快的抉择：面对目标上空厚厚的云层，攻击是否还照常进行？ 这时，从耳机里传来领航员费多卢克的声音：“我们正在接近目标，等待你的命令，大尉同志。 ”这声音提醒波雷宁，他们应该冲破一切困难完成任务！ 就在这时，天公作美，云层中突然出现一大片空白，台北繁忙的街道一下子出现在机群下方，很显然，敌人的基地就在附近。

波雷宁带领他的编队转向那片晴空，轰炸机开始减速，进入俯冲。 俯冲过程中，每个人都把心提到嗓子眼，担心日军会用战斗机和地面高炮拦截。 为保证轰炸精度，一旦飞机进入俯冲，即使遇到敌人袭击也只能引颈就戮了！ 轰炸机上的炮手紧张地搜索敌机，但令人惊奇的是，居然一架敌机也没有，地面的高射炮也保持沉默。 很显然，日军地面观察哨认为，正在接近的机群肯定是自己人。

松山，日本人在台湾修筑的最大机场展现出令人难忘的景象：做好战斗准备的飞机整齐地排成两列，机库与巨大的白色油罐一直延伸到机场的尽头，装满飞机零件的灰色大箱子摆得到处都是，日本人甚至没有想到做任何伪装或疏散。 现在，苏联飞行员已能看清地面日机身上的红色实心圆标志了，苏联轰炸机在3 000米高度准确投下第一批炸弹，波雷宁驾驶的飞机由于突然减重而感到一阵颠簸。 这些炸弹落到机场中心的那片机群中，绽放出死亡的火焰，有两架日本战斗机发现情况不对，冒着纷落的炸弹滑向跑道尽头并试图起飞，但猛烈的爆炸宣告这种不顾死活的尝试的终结。

随后，雅科夫•普罗科菲耶夫和瓦西里•科列夫索夫带领的分队分别攻击了机库、物资堆积场和油罐。 第二波爆炸把储油罐掀到天上。 轰炸机群共投下了280颗炸弹，日军的高炮直到轰炸临近尾声才开始零零星星地射击，但这已经太晚了。 飞行员费多尔•巴雷宁回忆说：“我们的飞机在非常平静的状态下执行攻击计划。 扔完炸弹后，飞行员们仍不肯停止攻击，他们用机枪扫射那些没有被炸弹击中的飞机及防空点……”据事后情报侦察，苏联机群所轰炸的范围其实超出了松山机场，连基隆港与竹东等地的日军设施都被干掉了。

投下炸弹后，负荷减轻不少的苏联轰炸机开始转向台湾海峡，往大陆方向返航。 尽管福州附近的山地机场跑道很狭窄，且被山地和沼泽包围，但所有轰炸机都安全着陆了，地勤人员开始为飞机加油。 但由于各种原因，加油速度比波雷宁期望的慢了不少，他担心日军的反击会随时到来，届时他的机群就将在地面上毫无还手之力。

除此之外，他们还面临另外的问题，波雷宁发现科列夫索夫有些不安，于是就问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

“飞机的左发动机在海峡上空的时候熄火了。 ”科列夫索夫回答。

科列夫索夫驾驶着他的“跛腿”轰炸机飞越了台湾海峡，并在不熟悉的山地机场安全降落。 幸好，中国机械师修好了出故障的发动机。

飞行员西尼琴是另一个在这次进攻行动中碰到麻烦的人，由于严重的缺氧反应，他在飞回汉口的旅途上只能当一名乘客，而飞机则改由一名后备飞行员驾驶。

苏联机群返回汉口时，天已经黑了，他们当天在天上飞了7个多小时。 一名中国空军代表在机场等候着他们。 由于这次行动严格保密，就连中国军方也不大清楚具体安排，这位代表就是被派来了解轰炸详情的。

波雷宁从机舱里钻出来，脚刚踏上地面，这位中国军官就迫不及待地把一本地图递过来，希望知道这次轰炸的目标和战果。 由于语言不通，中国军官只能一页一页地翻动地图，波雷宁则用点头或摇头来表示。 当地图翻到“台湾”那一页时，波雷宁连连点头，并伸手指向地图上的台湾岛。 这名中国军官兴奋得大叫一声，连忙冲向自己的汽车……

很快，突袭成功的消息在武汉百姓中传开。 在离开机场的路上，苏联飞行员看到路边挤满兴奋的人群，他们拼命挥动双手，大声喊着“好，好！ ”和“Kharasho（俄语：好）”。 人们在苏联飞行员的宿舍附近等候着这些空中勇士，每个人都伸出自己的大拇指，反复喊着“台湾，台湾！ ”抗战以来，持续不断的血战、失败与撤退让每个中国人感到郁闷，这场胜利就成为最有效的激励，让每个人感到喜悦。 为庆祝这个胜利，人们把街道用彩灯装饰起来，并燃放起焰火。 而在福建沿海，中国人也能在夜里享受类似的奇观：松山机场的爆炸和火光甚至在台湾海峡对岸都能看到。

第二天中午，波雷宁见到雷恰戈夫，雷恰戈夫显得高兴而愉快：“看起来整个汉口都在谈论这次突袭。 国民政府打电话给我，好好地称赞了你，并说今晚要为大家安排一场庆功宴。 ”在庆功宴上，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盛装出席，她同时也是中国空军的实际主事人。 作为轰炸机大队指挥官，波雷宁坐在宋美龄身边，首席军事顾问德拉特文坐在他们对面，其他苏联飞行员、导航员和炮手则被安排在另外两张大桌子旁就座。 宋美龄为苏联志愿飞行员干了第一杯，整场宴会以一个巨大的蛋糕作为结束，蛋糕上用俄文字母写着“向工农红军致敬”。

松山机场遭袭的消息，令日军大吃一惊。 松山机场有一个月无法使用，空袭中约有40架日机被摧毁，大量未组装的飞机部件在包装箱内被彻底摧毁了，机库和可使用三年的储备物资与油料被付之一炬。 日本政府召回驻台湾总督，基地指挥官被勒令自杀。

苏联轰炸机群对日据的台湾岛实施空袭，堪称那个时代的“大冒险”，看起来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但苏联飞行员们却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让世人领略了苏联志愿航空队的威力。这次轰炸也给了中国空军以信心，为三个月后中国空军对日本本土进行的“纸片轰炸”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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