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新中国正式实行了将领授衔制度，数百位战功卓著的将领获得军衔，成为军史上一道庄严的印记。但是在这次授衔过程中，却有几位将军被暂时搁置授衔，直到后来才补授军衔，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王建安，曾因所谓“功高自傲”而被搁置补授名单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王建安。这位将领历经数次激烈的战争考验，战功赫赫，但在1955年的授衔中却并未出现在名单上，原因颇为耐人寻味。王建安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战斗中屡次担任要职，特别是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指挥作战，积累了极高的声望。
但是因其于高饶事件中的表现，使其未能跻身首批上将军衔之列。回顾那段历史，高岗与饶漱石的事件引起党内大规模的整肃，而王建安因与饶漱石的密切关系，被认为对上级的批评不够积极，且在处理个人功绩时显得态度强硬，最终在1955年授衔时被搁置。
不过无论如何搁置，王建安的资历和在战场上的贡献不容忽视。于是，在1956年，组织经过反复考量，决定为其补授上将军衔。这一补授不仅为王建安带来了迟来的荣誉，也让他在将领中独树一帜，成为被时势左右的代表性人物。
李聚奎：因岗位调动而错失首批授衔的将领和王建安有别，李聚奎未能在首次授衔中获得殊荣，并非自身之故，而是岗位变动所致。1955 年授衔的时候时，李聚奎因为调往石油部工作，离开了军队，也就未能参与授衔。因此，尽管他在军队中积累了深厚的战斗经验，且战功卓越，却因不在军职而未被纳入首批授衔的将领行列。
这一“意外”使李聚奎的授衔之路显得特别曲折。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期间，李聚奎一直活跃在军队中，为国家立下了不小的功勋。他的调职并非自愿，而是因工作需要被安排至石油部，未曾料到这一调动竟让他错失了首批授衔的机会。
1958 年，李聚奎重新回到部队担任要职，主席特意指示，应该为其补授上将军衔。这一经历在当时的将领中独树一帜，李聚奎的授衔之路因此显得尤为特别。
聂鹤亭：从战功卓著的参谋到补授中将的波折王建安和李聚奎的补授上将军衔已有足够戏剧性，但同一时期，聂鹤亭补授中将的故事同样值得关注。聂鹤亭16岁在皖江师范就读期间，了解到马克思列宁思想，结识了很多有志之士，自此他便加入了共产党，满怀热忱地投身革命事业。
入党后，他在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诸多革命活动里初露锋芒，彰显出卓越的才能与坚定的信念。长征时期，他作为红一军团的参谋长，带领部队经历数次艰难险阻，堪称战功卓著。
1955 年，聂鹤亭荣列中将之席，但是凭他认为凭自己的职务与资历，足以跟诸多上将比肩而立。虽然他从事参谋工作，职责在幕后，但他在战斗一线表现毫不逊色。他对中将授衔表示不满，亲自去找上司罗荣桓表态。
罗荣桓虽理解其心情，但更关心的是聂的“自觉性”。在罗荣桓一番严辞训诫之后，聂鹤亭只得无奈领受中将之衔。即便如此，他的贡献不容忽视，尤其是他在解放战争期间对东北战区的策应，以及对装甲兵建设的贡献，最终组织在1956年决定补授其中将军衔。
贺诚：将军中的医者，功勋盖世却因医疗改革蒙尘再说另一位补授中将的代表人物——贺诚。他的授衔故事则更具独特性。与其他将领不同，贺诚出身中医世家，毕业于北大医学院。早年间，他因爱国思想投入革命，后随军参加北伐、广州起义，最终成为军队中为数不多的专业医务将领。
贺诚为红军创建了医疗保障体系，建立卫生材料厂，带领红军渡过了无数医疗物资匮乏的难关。尤其是长征时期，他成功为陈毅取出弹片，拯救了后者的生命，堪称军中“医神”。
建国后，贺诚调任卫生部，致力于推进医疗改革，因推崇西医而引起了中医从业者的担忧。部分高层对这一政策感到不满，认为卫生部对中医发展的态度过于强硬，贺诚因此暂时被搁置职务，未能如期授衔。
后来考虑到他对军队医疗体系的开创性贡献，组织最终认可其历史功勋，1956年补授他中将衔。这一举措也承认了他在医疗保障方面的卓越贡献，使得这位军医“将军”得以名正言顺地进入中将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