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汉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由于连年战乱、民不聊生，所以西汉朝廷采用黄老之学，无为而治，同时采用轻徭薄赋政策，全力促进百姓的休养生息。

黄老之学是战国时期一些学者假托黄帝与老子的名义创立的一门学术。在经济上，黄老学派主张回归所谓尧舜时代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纯自然经济状态。政府则是要“清静无为”，不予干预，同时还要轻徭薄赋，减轻百姓负担。

西汉王朝采用黄老之学治国，实际上让国家处于了一种自由经济的状态。西汉早期经济有多自由？自由到连货币都可以私铸，国家只规定货币的样式，然后由民间自己照着样式铸造。当然，这是由于古代商品经济不发达造成的特殊现象。

由于黄老之学实际上搞的是自由经济，所以经济一旦自由发展，那就不会像黄老学派希望的那样，永远保持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状态，在“看不见的手”的调控下，工商业会迅速出现的。西汉的工商业就是飞快地崛起了，很快就成为了国家经济的重要力量。

西汉王朝很快就出现了大企业家。著名文豪司马相如的老丈人卓王孙就是钢铁厂的大老板，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结婚后，卓王孙曾经送陪嫁一百万钱，出手豪阔。

山东曹县也有一位钢铁大王叫邴氏，他家的资产高达一万万，是最早的亿万富翁。

按照《汉书·货殖传》的记载，在文景之治时期，有马车一百架、牛车一千架以上的才算是富翁，低于这个标准的，你也就是个小康人家而已。

国家富裕了，人民有钱了，这时候由于没有英国大宪章那样的制度来限制官府的权力，以皇帝为代表的朝廷自然就会忍不住出手攫取，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恰好这时汉武帝打算征伐匈奴，要打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战役，所以，他就彻底改变了西汉初年的经济政策，从无为而治变成了巧取豪夺，开始不择手段地聚敛天下财富。

汉武帝

汉武帝重用酷吏，大肆征敛。主要采取了以下几大政策：

首先是独揽铸钱大权。汉武帝发行五铢钱，只许朝廷独家铸造，严禁民间私铸。

其次是将主要工业官营化，由朝廷独家垄断，禁止民间经营。当时工业项目主要就是制盐、炼铁和酿酒，因为这都是日常生活离不开的东西。官府垄断了这些项目，等于垄断了整个工业。

再就是直接向农民征收重税。汉武帝时期，三十亩田地要按照一百亩来征税，同时人头税也大大增加，原本要从七岁开始征收人头税，现在变成了三岁就开始交钱。

另一个损招就是“算缗”。从字面上讲，是要征收所得税，但实际上经常假借打击偷税漏税的名义把商人们的财产全部没收。

靠着这些手段，汉武帝聚敛了海量的财富。这些财富大都被投入到了战争之中。最终战争是打赢了，但是西汉王朝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海内虚耗，人口减半”，文景之治积攒下来的家底基本上都被挥霍一空。

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汉王朝该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经济问题呢？

（二）

汉武帝临死之前，曾经下达了一篇《轮台罪己诏》，对自己的行为做了一番自我批评，表示要改变以往的政策，让人民休养生息。

汉武帝虽然说要改变，但是具体怎么变，他可没有讲。他去世后，继位的汉昭帝年纪太小，实权落入了大将军霍光手中。霍光面对着汉武帝留下的乱摊子，到底应该怎么去收拾，他的心中也是没数。因此，他决定听听大家的意见。这样一来，中国古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人民代表会议”就这样召开了。

霍光

公元前81年，霍光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召集全国各地的“贤良”、“文学”到京师长安开会，讨论经济问题。这里的“贤良”和“文学”实际上就是地方上还没有做官的读书人，都是儒生，现在他们就属于民意代表了。当时召集来的“贤良”和“文学”有六十多人。

朝廷方面，丞相田千秋主持会议，而代表朝廷与民间代表对话的则是御史大夫桑弘羊。桑弘羊在汉武帝时期，长期担任搜粟都尉一职，相当于税务总局局长。后来他又当大司农，相当于财政部长。在汉武帝时代，整个经济工作基本上都掌握在桑弘羊的手中。汉武帝那些聚敛财富的损招阴招基本上都是桑弘羊帮着想出来的，具体实施过程也是桑弘羊主持操作的，现在要改变现状，老桑自然不满意，于是，他与“贤良”、“文学”们之间就爆发了一场唇枪舌剑的大辩论，这便是著名的“盐铁会议”，以及会上产生的“盐铁论”。

会议一开始，“贤良”和“文学”们就把矛头指向了朝廷的盐铁官营政策，指责这是与民争利，强烈要求废除。

然而，对于主持经济工作的桑弘羊来说，废除盐铁官营是根本就做不到的，因为财政需要这个东西。财政的摊子已经铺得很大，吃财政饭的人已经多如牛毛，“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桑弘羊这样对“人民代表”们说道。

这就好像今天有人要求政府废除土地专卖与烟草专卖一样，那等于动了国家财政的命根子，政府怎么可能答应呢？

于是，双方就围绕着这个话题开始漫长激烈的辩争，话题很快就从经济方面扯到了军事，扯到了外交，后来又扯到了文化与学术，整个《盐铁论》有六十篇，结果谈论经济问题竟然只有十篇，双方严重地跑题了。

（三）

两千年后的我们在重读《盐铁论》的时候，就不禁会感到深深的遗憾。遗憾的是什么？遗憾的是辩论的双方一个真正懂经济的人都没有，双方的主张都是错的。结果，一场本应是集思广益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却没有产生任何积极效果。盐铁会议最终确立的错误路线，不仅仅影响了东西汉朝，而且甚至影响到了整个古代中国社会。两千年来，中国经济就是一直按照盐铁会议的错误路线在前进，结果一直都无法真正跨过发达商品经济的门槛，最终落后于时代。

为什么说参加盐铁会议的人想法都是错误的呢？这是因为当时所有的人都是在想尽办法切蛋糕，都想为自己多切一块，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到蛋糕其实是可以做大一些的，如果蛋糕做大了，双方的困难就都会解决，真正地可以达到双赢了。

在两千年前，为什么就没人想到发展经济，增加社会财富总量，以此来解决经济危机呢？

这就不得不归咎于古代中国人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天下的财富是有限的，这边多一点，那边就会少一点，这种财富有限论是中国古代经济无法迈入发达的商品经济阶段的最主要绊脚石。

在《盐铁论》里，当时的人们就是这么认为的。“夫李梅实多者，来年为之衰；新谷熟而旧谷为之亏。自天地不能两盈，而况于人事乎？故利于彼必耗于此，犹阴阳之不并曜，昼夜之有长短也。”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一棵果树如果今年果实结多了，来年就会枯萎；新粮食收割下来，旧粮食就会降价。天地之间都没有双赢这种事，人间怎么会有呢？因此，财富这东西你多一点我就会少一点，就像白昼变长了，夜晚的时间就会变短一样。

所以，当时的人们都认为，天下的财富是有限的，官府采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那么老百姓手里的财富自然就会减少。“贤良”和“文学”们都无限怀念文景之治时轻徭薄赋的年代，所以都强烈要求恢复以前的政策，让百姓休养生息。

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官方实际上也承认这种“财富有限论”是正确的，只不过财政摊子摆在这里，想回到从前已经没有可能。别的不说，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万一匈奴再打过来，该怎么办啊？

作为“人民代表”的这些儒生一个个头脑冬烘，除了能替百姓诉苦之外，真的是拿不出什么真知灼见来解决问题。就像匈奴问题，儒生们竟然提出了不用战争的手段，而是用“仁义”来感化他们。这就让官员们哭笑不得了。

儒生们还都对于商业切齿痛恨，普遍认为商业的发展本身就侵害了农民的利益，应该回到所谓尧舜时代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状态之中才是理想社会。反而倒是桑弘羊对于商业的看法比较正面，认为商业是利国利民的。只不过，桑弘羊理想中的商业是国营商业，是由官府垄断的商业。这同样不会让经济得到发展。

因此，盐铁会议看上去很热闹，但是实际上却没有能够解决什么重要的问题。最后，只是在如何切分财政蛋糕的问题上，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达成了妥协：官府取消了酒类专卖，关中地区的铁官制度也废除。其余的原有政策都保持不变。

这样一来，西汉王朝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就没有得到解决，只是暂时地被压制了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过半个世纪的光景，西汉的经济危机就已经到了大爆发的边缘。整个社会开始动荡不安，最终，王莽以他能够推出“新政”，彻底解决社会危机为承诺，在社会各阶层的期许下，篡夺了西汉王朝的帝位。

（四）

王莽上台后，很快就着手推行他的“新政”。但是，王莽的“新政”其实不过就是新瓶装旧酒，本质上还是老一套。他的思想依旧被“财富有限论”牢牢地禁锢着。王莽“新政”的本质就是想尽办法限制工商业，把商人获得的那块利益收归政府所有，按照王莽的想法，这样一来，农民的利益就可以得到保障，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不会受到影响了。

但是，限制工商业的发展，恰好是与经济发展的规律相违背的，只会产生恶劣的效果。所以，王莽的“新政”很快就导致了经济崩溃，引起了天下大乱，结果，一场残酷的战争使得整个国家人口大减，社会发展水平倒退回了西汉初期那个状态。东汉王朝不得不在一个残破的环境里，重新发展国家经济了。

但是，无论是东汉王朝，还是以后的朝代，都一直没有人能够领悟到经济可以不断发展的道理。“财富有限论”依旧是牢牢地占据着人们的头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应该是和中国大一统的环境息息相关的。

在大一统的环境下，中国人很容易地就会产生世界也不过就是这么大的想法，既然世界不过如此大小，那么财富自然就应该是有限的。

这与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古希腊那个时代起，欧洲人就一直认为外部世界更加富有，向外开拓可以获得更多的财富。当欧洲人没有能力征服外部世界时，他们也会想办法利用商业的手段来获取外来的财富。因此，从古希腊的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那时开始，欧洲人就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比较重视商业。

相比之下，中国古代两千余年在经济思想方面都没有超过盐铁会议的水平。大家都固执地相信财富是有限的，商业是多余的，如果农民的利益受到了侵害，那么就要靠着政府来限制工商业来解决，这个叫做“重本抑末”。中国历朝历代始终以农业为“本”，工商为“末”，并且认为“末”一旦发展起来就会伤害到“本”，所以，“末”必须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两千年来，中国历代朝廷的经济政策归根结底都是在“重本抑末”，都是在想办法限制工商业。以王安石变法为例，虽然他自己吹嘘可以“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但是实际上，其变法内容也不过就是巧立名目，把民间商业经营的范围收归官府所有而已。

另一方面，工商业能够快速致富的功能不会被人遗忘。在国家限制工商业发展的大前提下，有权有势的人却会凭借自己的特权成为最成功的商人，这样一来，中国历代王朝中后期往往都会出现官僚资本横行无忌的现象。

贵族官僚依靠自己的特权，大肆从事一般人无力经营的垄断行业，并且能够获得垄断利润。这些利润实际上就像汉代的盐铁官营一样，只不过是把普通百姓的利益巧取豪夺过来，归贵族官僚所有，实际上并没有造成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

而官僚资本家们又倚仗自己的特权，基本不向国家纳税。整个社会的财富出现了恶性的集中。贵族官僚们占据了大部分财富，但是自己却一毛不拔，不肯为国家为社会做任何事情；国家的财政支出完全依靠贫苦农民的支撑，最终农民撑不下去，导致整个社会出现大起义。这便是中国历朝历代兴亡循环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如果要探寻一下这个循坏的最初起源，那便是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这次会议没有解决经济发展的大方向问题，结果，问题就积累了下来，最终一直拖了两千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