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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员，在校期间，他读过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书籍，但并没有深入理解，更谈不上认真思考。

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徐向前经历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并在几次作战中亲眼看到了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内的腐败等现象。这也让他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加之身边的共产党员的影响，原本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只有一些模糊认识的徐向前，渐渐地偏向了共产党。

这一时期的徐向前跟许多爱国青年一样，都在思想上出现了混乱，他们在认真思考一个问题：“究竟谁才能救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在黄埔军校时，徐向前不愿意“跨党”，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几年的亲身经历令他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飞跃，因为现实向他揭示了一个真相：国民党不如共产党。

192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异常活跃，国共合作陷入低谷即将破裂之际，徐向前不顾一切，选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徐向前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坚决跟党走，并下定了为党付出生命的决心。

5月底，徐向前接到秘密通知，去位于蛇山西粮道街的一个会场开会。会上，他聆听了周恩来做的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并讲到了当前各地严峻的斗争形势。这是徐向前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第一次参加党的会议，尽管这次会议是在极危险的环境中召开的，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前往，并在会上深受鼓舞。

在提及第一次参加党的会议时的情形，徐向前曾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这是我入党后第一次聆听重要政治报告。我为自己能够成为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一名战士，而感到自豪和光荣。”

此后，徐向前跟随党四处征战，逐渐成长为了军中的重要将领。从外表来看，徐向前温文尔雅，为人和善，给人的第一印象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腼腆木讷。但实际上，徐向前的内心却恰恰相反，反而十分刚烈。这一点，从他的指挥作战中便能够窥见一二。

在每次作战中，徐向前总是坚守在前线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他就像部队的定海神针，只要看到他，战士们的心便是定的。

1948年，临汾战役中，徐向前根据解放军的作战特点发明了“土行孙战法”，面对国民党军猛烈的炮火轰炸，部队一共挖了爆破坑道十五条，为了掩护另外挖了四十多条。最终只有三条坑道能够挖到城墙之下。

这时，部队伤亡已经很大了，战士们的作战信心也受到了影响。然而，徐向前关键时刻下达死命令，鼓舞全体战士一定要“打下临汾”。最终，临汾被我军拿下。这场战役也成为了军事史上最为典型的坑道爆破攻城战术。

李先念曾对徐向前有过这样的评价：

“向前具有惊人的军事胆略，从不知恐惧为何物。越是大仗、硬仗、恶仗来临，他越是生龙活虎，精神百倍。”

可以看出，徐向前是一位军事战将，更擅长指挥作战、练兵。不过，根据我军的军政体系，从战争年代开始，我军便始终坚持军事斗争和政治工作同样重要，二者缺一不可。

聂荣臻便曾长期在军中担任政委一职，以政工见长。在战争年代，聂荣臻跟徐向前曾多次搭档工作，两人在战火纷飞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是搭档，是朋友，更是生死与共的战友。

新中国成立后，徐向前被任命为解放军总参谋长兼华北军区司令员。然而，由于在战场上留下的伤病一直困扰着他，徐向前的身体状况变得十分糟糕，已经无法负担如此繁重的工作了。

为了养病，徐向前便被送往青岛疗养身体，但他的职务并没有发生变化，这也让徐向前心中十分不安，他不愿意挂着虚职却不开展实际的工作。

1950年，聂荣臻去青岛看望徐向前，谈话中，徐向前向老战友真诚地说道：“华北军区的工作十分重要，但我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我工作了。我希望中央能够免去我的职务，让其他同志接过担子，并放心大胆地开展工作。”

作为多年的战友，聂荣臻自然知道徐向前的心思和想法。于是，回到北京后，聂荣臻便将徐向前的想法向中央做了汇报。

毛主席看过后，批示道：“向徐向前同志征求同意，如果他本人同意，可以照办。”

聂荣臻后来又在上面写了一段话，向徐向前解释为什么答应的抄送电报没有做到：“向前同志，上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对你说抄些电报给你，后来，考虑到你的身体情况需要静养，思来想去，最终还是觉得不抄送电报比较好。所以，没有安排有关部门抄送你。”

徐向前在看到毛主席和聂荣臻的回信后，当即复信“同意聂荣臻同志的建议。”

毛主席在批示中特意写道“要征求徐向前同志的同意”，一方面，可以看出毛主席对徐向前的尊重，想要听取徐向前关于被免职的看法。另一方面，也足以证明徐向前是一位公认的优秀的军事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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