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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冀中平原某地正在举行一场会议，名为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与会人员皆是八路军第一二零师和冀中军区的骨干成员。

待干部们全部坐定后，时任第一二零师师长的贺龙缓缓站起身来，只见他满是风霜的面庞上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两撇胡子，就如同他当年用两把菜刀在江西拉起一个军时那般锐利。

贺龙

他站定后并没有说话，而是慢慢的扫视全场每一位干部，神情严肃。

会场中顿时有了一种肃杀的氛围，每一位与会干部的心中都深知这次会议讨论的事件问题有多严重。

良久，贺龙浑厚的声音终于在会场中响起：

“今天我把大家召集过来，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我认为解决柴恩波，是我们冀中部队内部的问题，与国民党没有关系。”

“他不仅通敌，还将我军干部扣押，这是破坏抗日，是不容置疑的汉奸行为。对这种人还要讲客气、讲仁慈吗？”

针对柴恩波所部的平叛活动就此展开。

这个柴恩波为何要做出此等汉奸行为？他最后的下场又是什么？

20世纪初的中国在清朝灭亡后，各类军阀、各种势力层出不穷，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勾结、相互混战，更有甚者还与外国人狼狈为奸，使得中国百姓们的负担十分沉重。

而农民出身的柴恩波不仅是最下层的阶级，也是受剥削最为严重的群体。

这些人里面有许多都走投无路，要么被迫上山当土匪、要么参军入伍，成为军阀混战的牺牲品，只为混得一口饱饭。

吴佩孚

而彼时的柴恩波也在认识到时局动荡，必须另寻他路后，便做出了参军入伍以求填饱肚子的决定，他所参加的军队正是北洋军阀吴佩孚的部队。

参军后的柴恩波因正值吴佩孚势力高涨之时，所以待遇上较为不错，加之在战场上表现较好并善于对上级迎合奉承，很快便被任命为一名低级军官。

虽然当官是好事，但能不能抵得住诱对每一个人来说却是未知数，因为不管在哪个时代，权势对于人的诱惑都是致命的，更何况是在当时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

柴恩波本人本就没有受过什么文化教育，更没有什么觉悟，当时参军也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活命，哪想到能有做官的一天。

再加上当时的军阀部队所为的都是地盘和财富，在这样的军队里，柴恩波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受那时军阀部队里的不良习气所影响，柴恩波在成为连长后，本性开始暴露。

他开始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肆意妄为，压榨百姓、攫取财富、任意挥霍，成为了一个典型的旧军阀时期军官。

1927年4月19日，随着第二次北伐在国共两党的推动下从武昌开始进军，一代枭雄吴佩孚也因此在北伐军的强大攻势中彻底成为历史。

但蒋介石在上海有预谋的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得北伐胜利后本应进行的一系列针对柴恩波这类旧军阀军官的清算活动被迫中止。

柴恩波也在失去靠山后，辗转逃到了当时国名党所控制的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新镇，并在用了一些钱财和手段后当上了县保安队长。

而此时的柴恩波并不满足于现状，极度渴望权力的他早就幻想着自己能有一天像那些大军阀一样一手遮天、呼风唤雨。

也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刚刚上任的柴恩波不以维护地方为己任，而是干起了招兵买马、扩充军备的营生。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恶意制造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由此全面爆发。一时间，全国大乱，北平沦陷、天津沦陷，侵华日军兵锋直指中国腹地。

而身在河北的柴恩波不愿放弃自己在这里打下的基业，便在冀中沦陷后打着抗日的旗号，暗中笼络了一批人当上了新镇县日伪的保安队长。

这群人其中不乏土匪山贼、保安队、伪军，成分十分复杂。

1937年10月，时任冀中人民自卫军司令员的吕正操在知晓柴恩波的抗日行为后，开始派人与其接触，希望其能反正。

而柴恩波在见识到吕正操所率领的人民自卫军的厉害后，认为自己率领千余人的队伍被收编后，必定要比现在的官职高很多。

于是他在不久后将日军驻新镇县顾问铃木三郎和伪县长逮捕并送交冀中军区法办。

他本人也因这次功绩被任命为团长，其所部改编为冀中人民自卫军第二团，柴恩波的势力得以继续扩大。

如果他初心不改，或许这便是他以后踏步青云的好机会。但显然，权势蒙蔽了他的双眼。

1938年5月，面对日益严峻的抗日形势，八路军总部考虑到此时的冀中抗日力量已具十万之资。为更有效的抗击日伪军，有必要进行统一的改编和领导。

于是总部决定将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合并整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组建冀中军区。

下设四个支队，并组建四个军分区，除此之外，还组建了第一师、游击第一师、五个独立支队、一个回民教导总队，纵队司令员兼军区司令员由吕正操担任。

柴恩波也因为这次改编当上了独立二支队的司令员，其独立二支队由前不久刚换番号的原河北游击军第十二路军改编而成。

吕正操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柴恩波的部队成分复杂，且多数官兵均带着家眷，所以被戏称为“有四百多个老婆的部队”。

1939年，日军为巩固后方局势，决定抽调华中派遣军两个师团返回冀中地区准备进行所谓的肃清计划，冀中形势因此十分严峻。

1月，为应对日军的部署和进攻，八路军第一二零师随在经过周密的侦察和部署后，由贺龙率领，奉命挺进冀中进行平原作战。

而也就是在同一时间，国民党集团因武汉失守，导致党内反共投降倾向日益滋长，使得召开的国民党五中全会制定了著名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

1939年2月，根据北方局的意见，一二零师和冀中军区共同召开了冀中区党政军联席会议，成立了冀中区总指挥部。

总指挥由贺龙担任、副总指挥由吕正操担任，不仅统一了冀中的军事指挥，还做出了加强冀中部队正规化建设的决定。

也就是在此次会议后，许多红军时期的老干部开始被派驻到冀中军区的各支部队中去，协助进行整改，独立二支队当然也在其中。

而冀中军区高层这样的做法却引起了柴恩波心中的极大不满。

因为对于一直是独立二支队最高长官的他来说，这根本就是变相的将权力从他手中夺走，而早就渴望权力多年的他又怎么可能心甘情愿的拱手相让。

而也正是因为如此，柴恩波在不久后与一个人一拍即合，他就是张阴梧。

彼时的张荫梧在策动“博野事变”失败后，便一直打算再找机会进行策反活动。

“臭味相投”一词用在此处在合适不过，正当柴恩波有了小心思的时候，张荫梧和日本人不约而同的找上了他。

此刻的柴恩波顿时有些飘飘然了，想着自己如今竟也成了国民党和日本人两大势力拉拢的对象，真可谓是“得偿所愿”。

张阴梧

至此，三方势力很快便谈妥了。

在终于策反柴恩波后，张荫梧原本只是想要他手下的势力。但多方考量后，发现想不引人注意的将驻守在新镇的独立二支队弄到冀南去，实在是做不到，最终还是给柴恩波发了电报。

电报里面不仅告诉他委任状已经下来了，任命他为冀察游击军第一师的师长，还竟然让其先投降日本，并恬不知耻的美其名日“曲线救国”。

“曲线救国”最初由汪精卫提出，是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实施的降日反共政策。

即授权一些官员和部队投降日本，在成为伪军官和伪军后，同日军一道围剿抗日根据地，以使其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继续维持统治。

汪精卫

而不出人意料的是，柴恩波也同意了这种汉奸行为。

1939年2月21日，蓄谋已久的柴恩波纠集自己的亲信将冀中军区三分区政委、文安县长等多名干部扣押。

并在随后散发传单，宣布脱离冀中军区并放话“直属省政府”，明确表示加入国民党。

而在柴恩波叛变后，冀中军区高层针对此次事件迅速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办法，这也就出现了我们开头的那一幕。

八路军冀中军区

贺龙在会上综合各种意见后，本着不扩大事态的原则，做出了先设法争取，若无效后再以武力解决的决定。

随后吕正操便亲自写信给柴恩波，劝其迷途知返。

正所谓“上天欲其灭亡，必先令其疯狂”，此时早已贪恋权力已近疯狂的柴恩波哪还会听得进去这些，冀中军区遂决定进行武力平叛。

而性格急躁的贺龙也对武力平叛一事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亲自询问吕正操：“需不需要一二零师帮助你？兵力要多少我给多少？”

吕正操

随后一二零师和冀中军区所部进行了协同作战，利用多场战斗，将柴恩波的叛军消灭的一干二净。

但可惜的是没能抓到柴恩波本人，他带着自己的亲信竟然又逃回日伪所控制的新镇县。但此时的他对于国军已经没有用了，于是为了活命，他公开投降日本人，完完全全的当上了一个遭人唾弃的汉奸。

但这起事件并没有结束，因为令贺龙不安的是，逃走的柴恩波手上还有十余名我军的干部。

而也就在贺龙忧心忡忡的时候，一个好消息传来——那些被俘的同志们都逃了回来。

在知道事情的原委后贺龙随即大笑起来：“一枪打痛快了”！

原来是柴恩波下属的一个政委不愿同流合污，在柴恩波将队伍带走前找了个机会将一把小手枪塞给了一位被俘同志。

这位同志在一个日本军官出城来接人的时候，趁着清点人数，摸着黑一枪就将那个日本人放倒了，两边顿时都乱了，大家便趁乱跑了回来。

而柴恩波则在叛变投敌后为日军提供了大量我军的情报，对冀中平原的抗日力量可以说是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柴恩波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情报，曾数次为日伪军指明了当时冀中军区部队的驻守位置。

后来若不是我军的侦察哨和卧底人员提前获悉了日军的动向，那么对冀中军区的危害将难以估计。

而柴恩波的所作所为也使得冀中军民对其尤为憎恨，奈何这个可恶的汉奸却异常小心，他一直躲在日本人的伞翼之下，使得我军一直没有找到合适机会消灭他。

新中国成立后，柴恩波为掩人耳目，逃脱审判，于是改头换面，使用了一个“王福祥”的假名，平时便以菜农身份当作掩护，企图苟且偷生。

而令柴恩波没想到的是，他的去向最终还是暴露了。

原来，在公安局的一次抓捕行动中，一名被捕的国民党特务在接受审讯时竟无意间将柴恩波的藏身之地供了出来，使得公安人员终于锁定了这个汉奸。

1953年，柴恩波在被逮捕后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随被判处枪决，立即执行。

十四年抗战涌现出了数不尽的抗日英雄，正是因为他们的牺牲奉献，中国人民得以走上了独立自主且幸福美满的新生活。

但世间存在正义的同时必然有邪恶并行，十四年抗战中，像柴恩波这样的汉奸走狗不胜枚举，他们虽然一时意气风发，但那都是剥削人民所得到的。

个人的利益被桎梏在环境和时间中，终其一生他们所追求的名利只是一个虚影。国之不存，民将焉附？唯有公众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才是持久深远的。

而战乱中的短视之人，最终大多没什么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