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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代后期商部族势力的崛起，仍隐然闪露出早期夷夏交争的史影。

照傅斯年先生所说，夏史上虽然除了最后一段外没有商人的直接记录，但始终有夏一代，与夏人冲突的多是商人的友邦。

他认为“商人虽非夷，然曾抚有夷方之人，并用其文化，凭其人民以伐夏而灭之，实际上亦可说夷人胜夏”。这种说法（夷夏东西说），后来也曾受到批评，批评者的主要依据是说华夏民族的融合到夏代已难以再分东西。

这样的批评自然也不好说完全没有理由，但问题总分两面：若说商人灭夏只是以东胜西或“夷人胜夏”，自然不够确实；若说其中仍包含了相当多的夷夏对立因素，应该不算过分。

晋张华《博物志》卷七《异闻》载有一个故事：

“夏桀之时，费昌之河上，见二日，在东者烂烂将起，在西者沈沈将灭，若疾雷之声。昌间于冯夷曰：‘何者为殷？何者为夏？’冯夷曰： “西夏东殷。’于是费昌徙族归殷。”

这便是古人的“夷夏东西说”。 所记故事是有来历的，《吕氏春秋·慎大》篇便有“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的记载，再往上推则有《尚书·汤誓》所记：夏人诅咒桀“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流言。

事实上，商部族本属东夷，它的文化根基和主要同盟力量在东方，只是到了夏代，它的华夏化程度日深，才逐渐与山东半岛地区的“九夷”发生差别：

导致夏王朝灭亡的一个重大原因是夏人对东夷地区的失控，而这同时也就是商王朝得以兴起的一个重大前提。

夏末社会矛盾激化，松散的多民族共同体复趋向分崩。到上甲微七世孙成汤为首领时，商部落及其同盟势力已发展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由它取代夏王朝的局面渐次形成。

《史记·夏本纪》说：

“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伐夏。”

实则汤为灭夏曾进行长期的准备，决非坐不事事之人。他起用有莘氏媵臣伊尹及夏车正奚仲后裔仲虺，委以国政，首先翦灭了亳都附近的夏属国有葛（嬴姓，出东夷），然后连续攻灭了夏王朝的依靠势力韦、顾、昆吾等国。

《孟子·滕文公下》说：

“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

词气虽有夸张，而反映当时社会矛盾的激化已到了积薪待燃的地步，不为虚说。

刘向《说苑·权谋》篇载：

“汤欲伐桀，伊尹曰：‘请阻之贡职，以观其动。'桀怒，起九夷之师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师。'乃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明年，又不供贡职，桀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伊尹曰：‘可矣。？汤乃兴师而灭之。”

相传夏桀在有仍氏之地召集的诸侯会盟亦告失败，（《国语·周语上》所称夏之亡，“回禄信于耹隧”，疑与此有关）。

商汤和伊尹乘势率军伐夏，大战于鸣条之野（今山东定陶西）。

夏桀战败南逃（一说被放逐），死于南巢（今安徽巢县东南）。商军乘胜灭三鬷（今定陶东北），尽取其宝玉，旋挥师西进，攻取夏王朝的心腹地区，一直进军到今陕甘一带。

《诗·商颂》在追颂成汤的功绩时说：

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九州）。（《玄鸟》）

武王（汤）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 （遏）。苞有三蘖，莫遂莫达，九有九截。韦、顾既伐，昆吾、 夏桀。（《长发》）

昔有成汤，自彼氏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日商是常。（《殷武》）

先秦齐国铜器叔夷缚铭文（叔夷锺铭同）也记录说：

（虩虩）成唐，又敢（有严）在帝所。旉（溥）受天命，删伐“足页”司（夏祀）。败厥灵师，伊少（小）臣唯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土。

“成唐即成汤，伊少臣即伊尹。“足页”字，郭沫若先生释为“夏”，以为由篆文省讹变来。

如此，则“删（翦）伐夏祀”正指成汤灭夏，可与文献互补。 《商颂》及金文所谓“奄有九有”、“咸有九州”，无疑包括了整个华夏地区，且远及西羌。

然据《史记·殷本纪》引《汤诰》：

“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

则商初中心统治区域仍在西起黄河、东至潍水、北抵济水、南达今淮河流域的范围之内，这恰恰是传统东夷文化区的中心地带。

商王朝直接统治区的进一步扩大，主要是在盘庚迁殷以后，特别是武丁时期，但中心区域变化不大。

陈梦家先生研究卜辞方国地理，据以约略确定的商殷区域是东至于黄海、渤海，西不过太行山脉与伏牛山脉，北起易水流域及其周围平原，南抵淮水流域与淮阳山脉，“这个区域相当于今天行政区域的山东、河北、河南三省和安徽、江苏两省的北部，而以河南、山东两省为主要部分”。

盘庚迁殷以前，商王室的活动范围偏于山东地区，此后主要在河南地区，而大要不出传统东夷文化的主要影响地带。

不过商文化的传播不能与这一范 围等齐，它随各时期王朝实力和疆土的扩张而远被于东北和 西南，所谓“商文化不过长江”之说已为越来越多的考古史料所否定。

成汤灭夏，意味着东夷部族再次取代华夏部族成为天下共主，正因为此，东夷部族开启了大规模西向迁徙。

这时“九夷”已经形成，它们虽大都是泰沂山区及其以东地区的夷人部落或小方国，但也有旧时与夏、商部族关系亲近的夷人大部落的后裔。其中有的部族在夏末内乱中西迁，另有一些部族则在商汤灭夏的过程中，随军西征而播迁到西部地区。

其时“九夷”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势力，是商人灭夏的重要同盟军。

仅据现有文献资料考察，“九夷”中较早西迁的是畎夷。

畎夷原居地不详。《尚书·禹贡》载“岱畎丝泉，铅松怪石”，“岱畎”指泰山之谷；又载“羽畎夏翟，峄阳孤桐”，“羽畎”指羽山之谷（出产一种叫“夏翟”的雉鸟），而与峄山之阳相对。同篇又有 “蒙、羽其艺”句，蒙、羽指蒙山、羽山；孔疏引《汉书·地理志》， 谓“蒙山在泰山蒙阴县西南，羽山在东海祝其县（今山东郯城） 南”。

由此推测，畎夷大概很久以来即是活动在泰沂山区一带的土著夷人，因依山傍谷而得名。

《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这一部族的历史说：

夏后氏太康失国，四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畎夷；七年，然后来宾。至于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从。后桀之乱，畎夷入居邠岐之间。成汤既兴，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诗》曰：“自彼氏羌，莫敢不来王。”

史载畎夷原为“九夷”之首，当夷夏交争之时曾是夏后氏的主要抗衡势力之一，大致到帝芬、帝泄时始服从于夏。

夏末后桀之乱，它长驱西迁至邠岐间（今陕西旬邑、岐山一带），在土壤肥沃、水草丰美的泾渭平原上定居，时约当周部族不窋在邵 （今陕西武功）之世。

西迁后的畎夷为后来犬戎之祖，其初都之地为犬丘，秦时更名废丘，汉时改称槐里，即今陕西兴平。

据学者研究，犬丘的地名是随族而走的。

“由山东曹县、河南永城县的犬丘，到陕西兴平、甘肃的犬丘，这正是畎夷由我国东方移至我国西方所走过的足迹”。“丘”本为我国古代东部地区特有的地名用字，与西部地区多称“原”、“坝”等是不同的。

如著名的帝丘、商丘、楚丘等名，皆反映出大汶口-海岱龙山文化 时期地处黄河下游的东夷人选择高平台地居住的传统。

周秦以来，在东方齐、鲁、宋、卫、曹等国，此类名目保存尚多。

见于 《汉书·地理志》者：

如济阴郡的乘丘（乘氏），沛郡的公丘、敬丘、夏丘，魏郡的斥丘，常山郡的中丘，清河郡的贝丘，涿郡的谷丘，平原郡的重丘，济南郡的阳丘，泰山郡的蛇丘、乘丘，齐郡的营丘，北海郡的安丘（渠丘），琅琊郡的安丘（宁乡），东海郡即丘（祝丘）、厚丘、容丘，临淮郡的成丘（富平），楚国（属徐 州）的甾丘，等等，几乎在在皆是。

其他以平、陵、台、陆等字称地的也所在多有。因此西部地区的犬丘，正可作为畎夷西迁的 确证。

成汤至武丁时，畎夷屡次被逐，又继续西迁，故又有西犬丘之名（其地在今甘肃东部）。这一部族在西方的发展颇盛，自商末以至西周叛服不常，屡屡寇边，始终是中原王朝的大患。

商后期卜辞有“王起从犬师”、“王惟犬师从”、“雀往征犬”、“犬追亘有及”、“缶不其获犬”等例，都是反映商与畎（犬）夷的关系的，以涉及征伐的居多，而也有“令犬”、“王其田至于 犬”等辞。

《孟子·梁惠王下》说“文王事昆夷”，《说文》以“昆夷”与“犬夷”互称；《诗经·绵》又有“混夷”，“昆夷”、“混夷” 可能是畎夷的别称，或者“昆”、“混”本为“畎”字的讹变。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孔疏引《尚书大传》谓文王“四年伐犬夷”， 《史记·周本纪》谓文王受命之“明年伐犬戎”，犬戎也就是犬夷。商周之际的犬夷或犬戎，有一股不小的势力在今山西临汾一带。

周穆王曾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并把一批犬戎部落迁到太原。而到周幽王时，终因王朝统治集团内乱，西夷犬戎内侵，导致西周灭亡。

商王朝兴起时西迁的夷人，以秦人祖先伯益部的一支最为有名。

《史记·秦本纪》的一段记载：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日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

这与商部族起源的传说同出一辙，也是古徐夷及满族、高句丽、 北夷橐离国等东北民族中常见的鸟图腾感应“卵生”故事，可证秦部族出于东夷无疑。

伯益部（实为部落群）在中国文明社会之初是东部地区最强大的势力，几乎凝聚了那时分布在今山东境内的所有古夷人部落。

夏王朝正式确立之前的频繁夷夏交争，主要的即是夏后氏与伯益部之争。其时伯益部的活动中心在以曲阜为中心的鲁西南，潍淄流域则是它的大后方。

李江浙先生推论秦人居留东方时曾有三个中心活动区：

一是以曲阜为中心，为秦之先的发祥地；二是以费县为中心，为伯益多年经营的兴旺发达地 区；三是以范县为中心，为伯益出任中原地区部落联盟最高首领时期的住址，此地当时称秦，秦人、秦族之称始于此。

又考 “费”字古作“䉾”，即䄻若秜，以证大费部最早发现野生稻并把它逐渐驯化为人工稻。

这些都可备一说，费县、范县亦大致不出今鲁西南范围；然大费之名本起于燕、凤图腾崇拜，亦不必别作推求。

夏末商初，伯益部仍是有重大影响的夷人部落。

其嫡裔见于《史记·秦本纪》者：

“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一 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

所谓“或在夷狄”者，夏末随商汤西征而播迁的一支最见显豁。

费昌在夏桀之乱时去夏归商，做了汤的御手，在鸣条之战及随后的一系列西征战役中立了大功。

大廉的玄孙孟戏中衍，据说是 “鸟身人言”，也善于驾御，被汤的玄孙太戊卜聘为御手，并授以官职，妻以宗女。“自太戊以下，仲衍之后遂有世功，以佐殷国， 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

仲衍玄孙仲潏“在西戎”，为殷“保西垂（陲）”。其子蜚廉“善走”，蜚廉子恶来“有力”，“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王”。

嗣其后者，在周代亦多以武功著称。

以上皆见于《史记·秦本纪》，当是据秦人国史（《秦纪》）所载，可靠性可以无疑。

秦人先祖的鸟俗氏、若木（太阳神木）、蜚廉（风或凤字的拼读）等名称，都是反映东夷风俗的。

“费”字为蜚廉之单称， 亦可证今费县一带确为秦人的祖居地（夏商之际）。“恶来”可能是“益”或“羿”的缓读，而“秦”又可能是“恶来”促读的音变。总之，推论秦王族的主支出于东夷是信而有征的。

傅斯年先生说：

“殷曾部分的同化于夷。《逸书》说：‘纣越厥夷居而不事上帝。’似乎殷末已忽略其原有之五方帝的宗教，改从夷俗， 在亡国时飞廉恶来诸夷人犹为之死。”

殷末王朝与地处西边的秦方国的关系，已不纯是同出于东夷的族际关系，但传统的政治交往和共同的文化信仰仍是重要的联系纽带，所以甲骨文中有王室与秦通婚的反映（如武丁有妇嫀），而不见有殷人伐秦的记录。

秦之先挟带海岱民族雄健而浪漫的文化基因西上，以深厚的文化根系吸收羌、戎血液，遂使原有的尚武之风愈增几分彪悍、粗犷与桀骜不驯，变得更加强韧、刚戾、严峻而刻峭。后来秦人能够横扫六合，统一中国，不能不说这也是它不可抵御的内在发生力之一。

《史记·楚世家》记有一位弋鸟者对秦人的比喻：

“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击韩魏，垂头中国。处形既便，势有地利，奋翼鼓翅，方三千里，则秦未可独招而夜射也。”

这股东西大混血的“鸟夷”势力，始终向往着东方大海的波澜壮阔，经过千数百年的蓄养和磨 砺，终于实现了华夏民族史无前例的大混一。

楚先和秦先是近亲，楚人也每以凤凰、大鹏、鸷鸟自况，楚文物里多见的蜚（飞） 廉造型和飞鸟践蛇、虎的形象，很可能是通过西迁的秦人祖先传播去的。

夏末商初西迁的东夷部族，当不止于现在所知，另有一些零星的记载尚待进一步理出头绪。

如被认为是以雨鸟为图腾的霍族，商初迁至今山西霍县一带，商末为诸侯，为周族所灭，西周初成为霍叔的封国。《世本》谓“霍国，真姓”，可能是源出东夷皋陶部的寘国的一支；其另一支在商末曾迁到淮水之南。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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