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汪新和马魁抓捕的小偷为了逃避惩罚，谎称自己有艾滋病。
在抓捕过程中受伤的两人只能被隔离，排查是否被感染。
那时的他们都没听说过艾滋病，也是第一次被隔离。
医院吓人的阵仗和小偷的夸大其词，让两人陷入深深的恐惧中。
汪永革说出当年真相汪新和马魁在知道要特地去北京做检查后，对小偷的话深信不疑，就觉得自己的日子没多久了。
离开的前一晚汪新问了两个自己一直想不通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马魁对他忽冷忽热的态度。
汪新这才知道了马魁和汪永革的“恩怨”。
汪新回到家后，也找机会问了汪永革当时的情况，汪永革无奈的说道：
“这事我都解释多少遍了，我很清楚的记得，那天啊，我在二号车厢，火车进站的时候我突然听到那边有人喊出人命了，我就赶紧往那跑，等我赶到的时候，我就见到你师父被带走了，我出车这么多年我哪见过这种事啊，当时把我给吓坏了，事后呢，法院、公安也来找过我，问我当时的情况，我肯定实话实说啊，可你师父就认定，说我是在餐车上，让我给他作证，我都说了我在二号车厢，我咋给他作证啊，后来我才知道，你知道他咋认定我在餐车上，说是看到我的衣服挂在餐车那儿。”
按照汪永革的这个说法，确实没有值得怀疑的地方。
而且汪永革是个列车长，并不是警察，他根本没见过多少打打杀杀的事情，更没见过死人，他被吓傻很正常。
看汪永革坦荡的样子，也并不像有隐瞒。
再回看当时，马魁虽然看到了餐车中挂的衣服，但挂衣服附近的餐桌上并没有餐食。
这就证明事情发生时汪永革并没有在那吃饭。
挂着的衣服很有可能是汪永革吃饭时忘在那儿的。
小偷是在火车厨房跳下火车的。
马魁打开门进到厨房的时候小偷已经跳下去了，然后还看到离开餐车的半个背影。
马魁之所以认为这半个背影是因为自己被抓时，看到火车上被吓到得汪永革。
再加上那个背影跟汪永革差不多和两人相同的衣服，让马魁坚定地相信当时在厨房的就是汪永革。
但他却没有直接看到那个人的脸，也没有看到能够确定那个人是汪永革的特征。
所以，马魁当时看到的人并不是汪永革，而是一个与汪永革身形相似的火车工作人员。
在马魁蹲监狱的十年里。
宁阳到哈城这条火车线的人员变动也很多，这个人大概率已经不在这条线路上工作。
汪永革清者自清的态度汪永革是副段长，自己的儿子是多次立功的人民警察。
如果汪永革当时真的看到小偷自己跳下去但说自己没看到，那就属于作伪证。
当时法院和公安都来找他，他作为一个列车长也不可能不知道作伪证的严重性。
如果汪永革十年前做了伪证，十年后看到马魁回来应该会很慌张很害怕。
毕竟马魁是个警察，万一找到证据证明他当时真的看到了，那汪永革作伪证的罪名就坐实了。
不仅会失去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还会影响自己优秀儿子汪新的一辈子。
马燕喜欢汪新这对汪永革来说是很好的机会。
马燕嫁给汪新后，自己和马魁就成为了亲家，成为了一家人，而一家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之后即便马魁找到证据证明自己当年作伪证，他为了自己女儿马燕后半辈子着想，也会帮他隐藏这个事实，而不会去举报汪永革。
到时候最差的结果也就是他跟马魁不来往。
所以汪永革应该是极力促成马燕和汪新婚姻的人。
但汪永革不仅不帮儿子促成这桩喜事，反而劝说汪新跟马燕分手：
“你喜欢人家马燕，可是人家她爹就是不答应，你这么耗着有什么意义啊，耗到啥时候。”
汪新自然不愿意，赌气道：
“反正我娶不上媳妇我就跟你过，咱俩这么过也挺好的。”
即便是汪新这么想要跟马燕在一起，汪永革都没有帮他促成这门婚事，以此来拉拢马魁。
可见汪永革并不害怕马魁对他的指控，甚至任由马魁到处说。
汪永革这清者自清的态度就证明他有底气，无论马魁怎么说白的也变不成黑的。
多个方面证明汪永革没作伪证除了这些，其实当时的小偷同伙也帮汪永革作了证。
马魁之所以能够从监狱里放出来并回到警察的岗位上，是因为当时小偷同伙作证：
“死者的两个同伙因为盗窃落网，人赃并获，那两个人为了立功减刑，就把十年前冤枉马魁的事给供了出来。”
小偷为了立功减刑能够供出冤枉马魁的事，就更没必要帮汪永革隐瞒。
所以他们如果看到当时汪永革在现场，不会故意不提，毕竟提供的线索越多越能立功减刑。
再者说，汪永革也并没有冤枉马魁的动机。
当时的马魁是名刑警，汪永革是列车长，两个人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更何况两人还是好兄弟。
汪永革如果真的帮马魁作证，马魁肯定会一辈子都记得他的恩情，这样对汪永革的好处远远大于把马魁送进监狱。
所以汪永革根本没必要更没理由给马魁做假证。
最后十年前，马魁把那个一闪而过的背影认作自己好友汪永革。
十年了，他都不相信是自己当年看错了。
一个误会困扰了马魁戏剧性的一生，但真正困扰马魁的根本不是这个认错人的误会。
而是自己被冤枉的十年监狱生活。
这十年让他家破人亡，原本美满的四口之家变成两口，有奔头的日子变成受难日，这本是他不用承受的。
但他无处发泄自己被冤枉的痛苦，那个一闪而过的“汪永革”就成为他最大的宣泄点，让他可以痛痛快快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宣泄自己的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