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就是曾任军统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文强，这一点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有一个有趣的故事电视剧没演：文天祥的二十三世孙文强，曾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踢过明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后裔、东陵大盗孙殿英的屁股，一边踢还一边破口大骂。

《特赦1959》没演文强打骂孙殿英的故事是可以理解的，笔者刚看到相关史料的时候，也曾大惑不解：孙殿英不是1947年就死了吗？1949年才进功德林的文强，怎么能在那里踢他的屁股？

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文强，很多读者都很熟悉，沈醉的《战犯改造所见闻》和黄济人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多次提到过文强，《文强传》和《文强口述自传》也有很多关于孙殿英的描述。

在军统，文强绝对能算是沈醉的“前辈”：沈醉是戴笠的“徒弟”，文强则是戴笠的“兄弟”——戴笠称呼文强，不是“学长”就是“念观兄”。

沈醉和文强后来在战犯管理所，与王耀武、杜聿明做了同学，这几人相处得很是融洽，特赦后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他们仍然是同事，不过文强那时候已经是这些“同学”的领导了——日常事务由学习小组组长管理，文强一直是组长，沈醉当过一段时间副组长，那是大家选出来的，文强一直全票当选，沈醉票数第二，就只能给文强当助手了。

文强是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的，但是他特赦后再文史专员办公室却成了1959年特赦的杜聿明、宋希濂和1960年第二批特赦的沈醉、董益三的“领导”，其中自有深层原因，我们从《文强口述自传》和《文强传》中也能发现一些端倪：文强在文史专员办公室当学习组长，是很能办事的，其他专员办不成的事情，文强都能办成。

文强之所以最后一批特赦，是因为他心里认错而嘴上不认，晚一些出来未必是坏事——文强特赦的时候，那十年已经接近了尾声，连沈醉和董益三等原军统将军级特务的日子已经变得很好了。

文强在两方面的亲友都很多，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也有不少同学是他的“故交”，比如我们熟悉的沈醉和我们不熟悉的董益三、陈旭东（《渗透》中“老大”陈明的历史原型），都跟文强过从甚密，杜聿明就更不用说了——文强在戴笠死后脱离军统去了湖南，要不是被杜聿明拉去当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参谋长，那么文强就会以长沙“绥署”办公室中将主任的身份，与程潜陈明仁一起成为起义将领了。

造化弄人，文强没赶上湖南起义，却跟杜聿明一起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即使进了战犯管理所，文强依然保持着自己的骄傲，他跟杜聿明王耀武等人关系不错，但是对东陵大盗孙殿英，却从来不给好脸色，尽管他与孙殿英打交道的时间，比认识杜聿明的史进还早。

文强与杜聿明在东北有过相当密切的合作，要不然杜聿明也不会向老蒋请求把文强调到自己身边当副参谋长、代参谋长。

文强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与组织失联后加入程潜为总长的“参谋本部”，后来又加入军统（前身为复兴社特务处），一直在搞对日情报工作，还策反过相当数量的伪军（据说有一百万，这数字令人难以置信），当年孙殿英有投敌迹象，老蒋也曾派文强以“少将高参”的身份去劝孙殿英悬崖勒马。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记录：“进入太行山，我第一次见孙殿英的那天上午，进了一个院子，只见孙殿英在 院子里的影壁前。孙殿英一眼看见了我。几步过来。好像老朋友似地搀着我的胳膊大声说：‘高参老弟，昨晚就知道你要来，我一早就等着欢迎你。 雨农是我的把兄弟，你来了就和雨农弟来了一样。’ 孙殿英拉着我的手说个不停。”

孙殿英满身江湖气，一边与文强食则同桌寝则同炕，一面又与日军暗通款曲，最后干脆投降当了汉奸，文强也差点搭上性命。

文强九死一生从日伪军的包围中脱身后，感慨万千地写了一首《太行山突围》： “又是纵身沦绝境，感怀涕泪满衣裳。非为一死关生命，恨少三牲吊国殇。四面陈尸愁愈结，五更鸣镝苦奔忙。云山惆怅悲南渡，牛斗星高照远乡。”

文强没能成功阻止孙殿英投敌，这是他特工生涯仅有的一次“失手”，所以在功德林再见到孙殿英，当然不会有好脸色。

据邱行湘的外甥黄济人在《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中回忆，邱行湘和文强都在战犯管理所见过孙殿英，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很多史料都说孙殿英是1947年被俘后不久就死掉了，而邱行湘是1948年被俘、文强是1949年被俘，他们怎么会在战犯管理所见到被俘的孙殿英？

第二O六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邱行湘的外甥、西安绥靖公署第三三六师师长（后任第七十六军副军长）黄剑夫之子黄济人写得很清楚：“听邱行湘讲，孙殿英战败被俘后，曾和他一起被关押在河北、河南、山西三省交界的黄埔村。那时的孙殿英不怕坐监，不怕杀头，怕只怕断了鸦片烟。没过几天，断了鸦片烟的孙殿英脸色惨白，风来人倒，瘫痪不起，形同僵尸。”

邱行湘见过被俘的孙殿英，那就说明至少在1948年之前，孙殿英还没死，而文强是1949年转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他见到的孙殿英，已经是另外一个样子了：“文强见到孙殿英的时候，这个骨瘦如柴的老头已经心宽体胖了。听邱行湘讲，黄埔村的管理员采用发烟包的办法，逐渐减少供应，最终把孙殿英几十年的鸦片老瘾断掉了。对于文强而言，引起他对孙殿英反感甚至厌恶的，却是发生在功德林的事情。”

文强原本就对孙殿英比较鄙视，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孙殿英依然拿出江湖伎俩：“那日管理所向每一个战犯发放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发给孙殿英的时候，他双手接过来，又双手放到毛主席画像下面，然后倒头便拜，挥臂高呼道：‘我是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我是毛主席的得意门生！’”

文强一听就急眼了，他冲上去照着孙殿英撅起的屁股就是一脚：“你究竟是谁人的得意门生哟？依我说呀，你只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的家伙！”

黄济人言之凿凿绘声绘色，而且我们看了文强的社会关系，也能理解他为什么会被气得踢孙殿英的屁股，当时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要留给读者诸君了：如果黄济人所言非虚，文强真的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提过已经变胖的孙殿英的屁股，那么孙殿英又是什么时候死的？

上面这个问题，笔者是找不到答案的，因为笔者比较相信黄济人的回忆，而且熟悉文强的读者，也相信文强确有踢孙殿英屁股的理由，但是那么多史料都说孙殿英在1947年就死掉了，究竟是谁的记载出现了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