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以理

我记得是在2003年，在华盛顿著名的威尔希尔酒店，我与一位美国参议员和一位说客共进午餐，我们边吃边聊。当时正值伊拉克战争，我的美国朋友讨论全球地缘政治，他们表示，“我们（美国）能够负担”每月10亿美元的战争费用。然后他们转向我，他们两位都知道我在中国待了很久， 他们告诉我，他们在为当时中国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问题担心。

20年过去了，美国在伊拉克的两场战争被证明是确切的灾难，接下来的2008年，美国引发了全球银行危机，这场危机起源于纽约的投资银行。与此同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从2003年的1.4万亿美元增长到2022年的17.95万亿美元，中国建成了世界有史以来最令人惊叹的基础设施。

我看到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非常努力地工作，它们广泛学习和借鉴那些被认为是全球最佳的监管实践，包括国际清算银行、金融稳定论坛（FSB）、国际金融标准委员会（IFSB）和其他跨国机构的先进经验。

与此同时，中国也是一些最令人惊叹的技术和创新的发源地，这些创新有的是由传统银行发起的，有的源自新的大型科技公司。早期，一些创新发生在必要的立法到位之前。如今，在中国实施创新，尤其是涉及数据、人工智能和支付方面的创新，创新机构与监管部门的合作意识更强。也因此，创新可能会比以前来得慢，但作为整体设计的一部分，会以更深思熟虑和可持续的方式推进。

我必须提醒大家，并不是我在这本书中讨论的所有创新，都一定符合当今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指导方针。本书旨在揭示全球范围内（包括与中国存在根本性差异的司法管辖区）普遍存在的热点问题。我期待中国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保持开放的心态，并以适合中国的方式翻译和理解我的想法。

话虽如此，我相信金融个性化是一种全球趋势，我们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看到了这一点。我相信中国对此是持开放态度的。传统银行和大型科技公司之间的关系正在不断转变，并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改变，以尊重技术和金融的最终用户。

金融个性化对金融机构的组织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领域，与大型科技公司的合作不可能都是单方面受益的，只惠及目前获得许可的金融机构。但这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中国有很多经验可以和世界分享。

我很高兴地报告，我在书中讨论的一些突破性技术，包括身份、数据和数字资产方面的技术，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其他地方的科技公司所热烈追求的。这就是为什么对话必须是开放式的，而不是陷在固定的世界观中。这样才能给这些参与者最好的机会，让它们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成功。

我们需要思考金融机构自身的未来。更大的金融民主化意味着金融产品可以变得更便宜，并惠及社会的更多阶层。在这方面，我可以毫不夸大的指出，中国已经有许多举措，特别是在金融包容性方面，这些举措的效果和影响都是世界级的，而且还在不断改进。重要的是，不要将未来视为以银行为中心的未来。

回到2003年我在华盛顿的讲话，现在也是中国制定自己路线并与世界其他工业化国家一起，在全球金融秩序中发挥影响力的时候了。我想更进一步地阐述，中国的监管机构在处理世界其他地区尚未看到的许多前沿创新方面也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因此，现在是中国的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和科技参与者自信地分享经验，帮助不同参与者更好地开创金融未来的时候了。

我认为，我们今天面对的全球金融秩序是在动荡和混乱时期形成的，而不是出于任何精心制定的战略或蓝图，这一点尤为重要。中国必须学会如何在这样的时期发挥作用，尤其要准备应对下一次金融危机，未来的金融危机与我在本书中讨论的前几次危机将大不一样。

下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将更多地受到一些深奥因素的驱动，而不是由任何基础金融资产的表现驱动。这意味着，当下一次危机来临之前，中国的金融机构必须投资于提升其全球品牌和形象，并在数字世界中成为强大的、值得信赖的交易对手。

即使我努力让它简单易懂，这仍然是一本非常复杂的书，涵盖了金融服务的全部内容。我要感谢中信出版社承担起向中国读者提供这本书的责任。我很高兴有机会与我最亲爱的中国朋友讨论金融的未来，这本书中提到了很多中国金融家的名字，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从中国学到了很多。我希望为这个伟大的国家做出贡献。

*本文为《伟大的转型：金融个性化重塑全球银行业》中文版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