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为促进出生人口性别结构趋向平衡，打击违法犯罪活动，我国多部门联合起草了相关规定：

从2016年5月1日起，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

章程的出发点旨在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在法律框架内对重男轻女等封建思想进行打击。

后来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这种思想在这个时代似乎已逐渐褪色。

和人口数量相比，大众对于人口质量和生活品质的关注度要明显更高。

但这只是主流认知，封建蒙昧的思想，从未真正的从脑海中剔除。

今年3月16日，在深圳海关的某个口岸，工作人员在一个神色紧张的旅客包里搜出了101管血液样本。

而这名旅客的目的地，是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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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类案件，海关的工作人员再熟悉不过了，该男子正是拿了孕妇血样去香港鉴定胎儿性别的中介。

由于内地的法律对胎儿鉴定有着严格的规定，部分人为了获知孩子性别，选择和某些中介合作，通过抽取孕妇血液的方式，送去香港进行鉴定。

而“雇主”从被抽血到获知结果，不会超过一周，前来找他们鉴定的家庭则来自五湖四海，中介每次的获利都在千元左右。

封建思想驱使着愚昧，进而鼓动着更多人参与其中。

就这样，一条渗血的产业链连通着两地，左边是香港的医院，右边是千千万万个翘首以盼的家庭。

简单，高效，便捷，中介的口号渗透到这个利益链的每一环节。

至于鉴定报告出炉后，孕妇一家能否满意，接下来会采取何种行动，就与这些中介无关了。

因为其中潜藏着巨额利润，相关机构每次运输的血液样本至少有一百多管，为了躲避检查，他们有时会把样本藏在瓜果蔬菜里，有时则采用“人肉运输”。

2019年时，深圳罗湖海关就曾查获过这样一起案件：

一个只有12岁的小女孩书包里藏着6个夹层，里面装着整整142只试管，久经沙场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怀疑这些血样是用来鉴定胎儿性别的。

在经过鉴定后，果不其然，是孕妇血。

据女孩所说，这是一个叔叔托她代运的，只要到了香港成功交接，自己就能拿到一笔报酬。

除了未成年人，还有相当数目的成年人铤而走险，根据统计，2017年仅福田口岸就截获16批次、1500余支用作胎儿性别鉴定的孕妇血液样本。

而这个数字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逐年递增。

虽然“性别平等”的口号一直被社会所倡导，但不得不承认，很多孩子在尚未出生时，就已经面临筛选，淘汰的处境。

而纵容这一切的，往往是他们的亲生父母。

经济学上说，有需求才会拉动供给，有交换才会孕育市场。

有学者曾分析过中国选择性人工流产比例，发现这个数据在上世纪70年代为0，到了80年代上升到8.92%，90年代更是发展到了23.22%。

原因很简单：B超技术让更多家庭有了选择的“权利”，在物质条件尚不丰盈的年代，面对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境地，男孩，显然是更多人的选择。

恶性循环导致了性别比例的失衡，即便在放开了二胎政策后，仍有相当一部分家庭选择鉴定二孩的性别。

而这背后，离不开中介机构的推波助澜。

2年前，深圳曾破获这样一起案件：

一家中介公司打着“爱心”的幌子，在网上发布一些可提供胎儿性别鉴定的广告，为公司招揽客户。

每拉到一个客户，业务员就有100元左右的提成，平均一下，就连最底层的业务员也有超过9000块钱的工资，而这对于整个利益链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罢了。

据警方公布的数字，这些中介每次的利润至少有几千港币，行情好的时候，每个月要往返十几次，动辄十几万的纯利润，对他们来说很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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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败露后，这家公司被警方查处，公开报道显示，仅他们一家中介的涉案人员就超过60人，涉案金额超过2亿元，而预计参与寄血验子的孕妇高达5万人次！

这5万个家庭背后，究竟藏着多少隐痛？家中早前出生的孩子生活状况如何？已经得知鉴定结论的父母又会对腹中胎儿作何处置？

这些问题，中介自然不会关心，在他们眼中，自己不是导致性别失衡的罪魁祸首，无非是拿钱办事而已；

鉴定机构也不会关心，他们只是将送检的血液样本用离心机分离，并检测出其中是否有Y染色体并给出最终结论罢了。

至于尚未出生的孩子是否会被家庭接受，父母又是出于何种目的要知道胎儿性别，相信各中原味，不言自明。

而这条利益链下潜多年，触角遍布大江南北，仅破获的案件所涉数目就足够触目惊心。

除了中介外，为了逃避监管，部分人选择换成“移动岗哨”，他们在面包车上约见客户，也在车上完成抽血等一系列工作，从碰面到完工，耗时不超过10分钟。

虽然方便，但危险性也随之而来。

脏乱的环境，随意丢弃的针头，这些极有可能对孕妇的健康造成危害；同时还有一个疑问：

中介所担保的胎儿性别，就能做到百分之百准确么？

记者曾卧底调查过部分参与鉴定的孕妇，发现错将男胎鉴定成女孩进而选择流产的人，不在少数。

错误铸成后，她们往往痛心疾首，但她们脑海中打算进行性别鉴定的那一刻起，就应当预料到结局。

记者曾采访过中介负责人：

“来做鉴定的客户一般是什么情况？” “绝大部分是为生二胎，拆迁拆出来的暴发户、下面县城里的‘土豪’等，又占了八成以上。至于那些年纪轻轻的打工仔们，经济上没有太大的选择余地;那些高学历、高素质人群吧，又没这么看重生男生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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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他的“经验”，大多数客户一听说是男孩，隔着电话都能清楚地感受到他们那种如释重负，之后往往不会再主动联系;

但如果听说是女孩，对方多半会反复纠缠，从头到尾一步一步地复核—样本到底送了没、有无弄混，香港诊所电话多少，化验所联系方式...

说来残忍，一份报告，或许就将宣判一条小生命的终结。

而对于这一切，他们是否会怀有愧疚？

当聊到这个话题时，对方面对镜头只说了一句话：

“我真的盼着每个结果都是男孩!”

这不仅是他的期盼，相信也是很多人送检的初衷。

但这种封建愚昧的思想，往往会造成性别比例失衡的恶果。

正如社会学家马力所说：

“不论一胎还是二胎，层出不穷的各种胎儿性别鉴定途径如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封杀”，势必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最简单的，就是性别透支。”

当养儿防老的思想和男多女少的现状相碰撞，必然会出现“婚姻挤压”，错误的观念注定了错误的结局。

多重累积之下，要由整个社会来为循环的恶果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