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何炳棣先生将毛主席的两首沁园春译成了英文，并发表在了《皇后（大学）》季刊上，对此极尽赞美和表扬。

胡适看后却不以为然的说“让人感觉的很不舒服，你还夸赞他的诗才，要知道，他在北大还不配上我的中国文学史的班呢。”

胡适比毛主席大两岁，在毛主席前往北大旁听并担任图书馆的书记员时，胡适就是当时知名的学者和北大的教授。两个人也曾一度亦师亦友。

胡适

可后来在胡适在晚年时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竟直接说毛主席水平太差，考不上北大，此话也成为了一向以谦谦君子自居的胡适最不绅士的话。

毛主席听后笑了笑，只说了几个字。跟毛主席有管鲍之交的罗章龙则是愤怒直言“毛主席是不屑于考北大，曾一度认为北大内容太陈旧腐朽。”

毛主席跟胡适之间究竟有过怎样的渊源？在驱张运动时，在《湘江评论》中，胡适又扮演着怎样的微小角色？曾经的那一次旁听，见证着怎么样的历史风云？

青石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所有的英雄人物，所有的风云过往，皆已盖棺定论，唯有江畔之月，唯有滚滚之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江畔之柳树，年年染红的桃花，见证着那一段风云往事。

终究是人生代代无穷已，唯有江月年年相似，英雄自始至终也是不变的，留下的功绩也永远是不朽的，毛主席的诗作，一直是那样的耀眼，如同我花开后百花杀一样，有着王者气魄。

历史已然成为过往，伟人却是长存的，后人的评论与他们无关，也与他们有关，那么，毛主席跟胡适他们的关系究竟如何？

期间，有着历史因素，有着年代因素，有着阶级因素，背后原因太过冗杂，可无法否认的是他们曾在一段时间内是亦师亦友。

毛主席生于一八九一年，胡适生于一八九三年，两人年龄只相差2岁，在毛主席还在读中等师范时，胡适便因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倡导白话文和文学改良，成为当时有名的学者了。

毛主席来到北京担任图书管理员时，胡适也是北大的最年轻新派教授，当然这在彼时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尤其是黄侃等人，据传黄侃每次上课便要骂几句胡适，胡适发表了一篇文章，未有下文后，称其为太监。因胡适提倡白话文，黄侃更是调侃道“那你这个名字就不对了，你应该叫胡到哪里去才对？”

虽然争议颇大，可因为《新青年》，因为新文化运动，胡适的地位也一直算是无人撼动。曾经毛主席就曾经提过“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学校的时候便是读者，当时也是极其钦佩陈独秀和胡适的文章，他们代替了被我抛弃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一时间成为我的楷模。”

此话是毛主席在1936年会见美国的记者斯诺时说的，1936年毕竟是国共将要合作时期，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族抗战的关键时刻，所以毛主席的言论也不排除为了争取民主学者，争取同国民党合作，为了抗日大局的缘故。

可在北大期间，毛主席的确是曾听过胡适的课的，也曾专门去拜访过胡适，同他讨论各种新思潮的问题，新民学会还邀请胡适做报告。

新民学会就是一九一八年，毛主席和当时的蔡和森等人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所创办的学会，曾经在一度时期内，提倡到法国勤工俭学。

可毛主席却没有去，论来，毛主席选择不出国留学其中一部分原因，少部分原因还跟胡适有关。

胡适当时是主张多研究一些问题，少研究一些主义的，一度因此跟李大钊“打擂台”，彼时，社会主义 无政府主义，基尔特主义纷繁错杂，究竟哪一种更适合中国道路，让中国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有人都不确定。

而胡适便因此提出，片面的相信主义容易陷入危险的情况下，会自以为得到灵丹妙药，可以包治百病，实际上对，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没有益处。

当时毛主席也在长沙办了问题研究会，研究会拟定了章程，比如研究孔子问题，中西文明汇合问题，经济自由问题等，要切实的研究中国问题，自然不能到国外去探寻，也就成为了毛主席选择留在国内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时胡适曾发表《非留学篇》，而1920年毛主席在写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提到“我觉得求学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出洋成了一种迷，中国出洋的不下几万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我曾据此问过胡适和胡锦熙两位，他们也以我的意见为然，而且胡适做过《非留学篇》，我暂时不想出国去，研究国内的各种学问为纲要。”

在1919年，毛主席在回湖南长沙前，曾去拜访胡适，请他支持湖南的驱张运动，支持学生斗争，忽是答应了。

毛主席曾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一篇民众大联合的文章，胡适看后极为欣赏，并评论道，湘江评论中第二三四期民众大联合这一篇文章，见解深刻，眼界很远大，议论很痛快，是现当代的一篇重要文章，如今摊上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的意外之喜。”

这一篇文章相对是较为激进和有反叛精神的，与胡适所倡导的多研究些问题，少研究些主义的看法截然不同，在这样的情况下求同存异，产生赞赏，就更为不易。

在1920年1月，毛主席专门去拜访了胡适，并就自修大学问题是跟对方讨论，后来胡适也专门回忆了这一点，“毛主席根据我1920年所发表的创办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创制了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这里来，让我订正，后他又说要回长沙去，将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选址。”

毛主席回到长沙后，根据胡适所修改的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的章程，采纳了其中的有益意见。

同年，在驱张运动胜利后，他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毛主席上写道“适之先生，沪上一信，收到了吗？我前几天回乡，自张去后，教育界有蓬勃之气象，此后湖南还需借重先生……”

由此可以看出，在此阶段，毛主席跟胡适也算是亦师亦友的状态，对彼此文采和能力有着相互欣赏的地方，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两个观念不同的人有着此番交集，本就殊为不易。

后来两个人也确实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胡适是反对暴力革命，不赞成阶级斗争的，重视民主，认为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才是最适合中国的方式，却忽略了国家机关，忽略了民主专政的必要性意义。

虽然在30年代中期时，胡适曾赞美过苏俄，也曾抨击过国民党的专政，可他不认同共产党的理念。在1945年3月27日，胡适为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代表，董必武为中共选派的代表。

在4月份左右，董必武跟胡适长谈，希望胡适能支持共产党的部分主张，胡适是对此却是反感的，举出了《淮南子》和无为主义，认为中共应该做单纯的政党活动，作为第二党参选。

1945年7月左右，傅斯年黄炎培等民主人士访问延安，毛主席对他们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同时请傅斯年代他向远在美国的老师胡适问好。这一次访问结束，黄炎培曾对这一次延安之旅较为赞赏，可傅斯年却有着不同的看法，还称毛主席的态度咄咄逼人。

后来傅斯年便也将自己的上述印象，转达给了胡适，傅斯年本跟胡适交情颇深，在创办新潮杂志时，傅思年跟于俞平伯等人曾将胡适视为导师和知己，后傅斯年在前往英国留学后，在1920年更是给胡适寄去信件，“愿先生成为我的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

胡适和傅斯年是较为投契的，所以傅斯年对毛主席的部分印象对他也起了小部分影响，在8月24日胡适便给毛主席发去了一封电报，电报的主要内容为“润之先生，审查如今国际形势，中国的未来前途，是在中国创办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党，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其意为希望中国能够放弃武装政权，做位于国民党之下的第二党。

在蒋介石邀毛主席前往重庆共商国事时，胡适也主张中共应解散部队，向国民党妥协的做法，毛主席也曾一度为之感到不满，对胡适也不再心存幻想，可在1949年还是提出，若胡适留下能让其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胡适婉拒，胡适因此从统战名单中被排除了。

胡适和蒋介石

在1958年，何炳棣曾去往台湾，将毛主席的沁园春译成英文发表，何炳棣还写了序文，对其极为赞美，胡适却不以为然“看完让人很感觉很不舒服，你还夸赞他的诗才呢，要知道，他在北大还不配上我中国文学史的班呢。”

何炳棣据理力争，举出齐白石的诗，薛蟠体的例子，胡适听后终于让步“我承认毛是一位有名的散文家。”

后来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方问他毛泽东是不是你的学生？胡适说“不是，他是在北大图书馆做事，他水平太差，考不上北大，”毛主席听后没有生气，反而笑了笑说“我跟他的渊源深着呢。”

毛主席不是考不上北大，他的同乡好友罗章龙曾就此说，毛主席当时压根就没有考北大的意愿，甚至对此持一种不屑态度，觉得北大的课程有些陈旧，考北大属于浪费时间，所以当时毛主席以创办《湘江评论》驱张运动，研究社会现状为主要要务。

其实，在1959年，就有人采访胡适，问他“毛主席到北大图书馆做事，是他的老泰山杨昌济推荐的吗？”

胡适说不是，“当时他和五位青年上书给我，我是交给竹升保管的，当时北京有个攻读辅助会，毛主席最初便在辅助会工读，很苦。

“那是先生您介绍他入北大图书馆工作的？”

胡适说不是，是章士钊和李大钊把他介绍进去的。

参考资料：

胡适 推行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

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尘封百年后将亮相拍场